中国的传统价值取向中，总有很多让人嘘叹不已的地方。王勃以一篇《滕王阁序》，可千古流芳，但设计惊世之作的回音墙、九龙壁的工匠，不但姓名无可考，恐怕连主流社会都不会承认他们。我国的技工，两千年来，一直在畸形的伦理观和扭曲的价值链中艰难求存。
但今天，他们在市场的选择中，成为了左右民生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亦成为我们重新度量和思考教育的参照。比如，在武汉、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万元月薪亦难觅数控、模具师傅的现象在人才市场上早已屡见不鲜。如何引导和健全技工教育，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未来高考将按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分类高考，其中前者注重技能加文化知识，后者为现行的高考。鲁昕同时透露，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
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需要，面对如此力度的改革魄力，也许我们会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满怀希望与憧憬，或许中国职业教育会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像德国教育的“双轨制”一下受益，迎来美好的春天。如何抓住改革的先机，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如何在这一波改革中获取一席之地，或许正是职业教育院校（学校）和职业教育人费尽脑汁的一件事。
有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如许锡良先生所言：中等职业学校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文化向度里，几乎就是教育失败者的归宿。因为，在中国职业技术人员几乎就是“劳力者”的称呼。在中国数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任何职业与技术的活计，都是没有尊严的。
也许我们会觉得许先生的言辞有些夸张，但事实是怎样的呢？笔者今年早些时候曾就《成都商报》的《中学向差生发自愿放弃中考申请 学生愤怒撕碎》报道给《中国教育报》写过的一篇短文中提出：许多初中、高中正是通过 “分流”，来达成它们某种利益的，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分流”的危害还在于给我们的学生贴上了某种标签——你们就是差生，是上不了普通高中、上不了普通高校的，即便考上了，你们也是没有前途的。
着眼于建立一个以技能为核心的大学教育框架，一方面为学生的选择多一个渠道，一方面对市场需求起到积极作用的“双轨制”改革，如果没有打破“重学术、轻技能”的惯性思维，没有无论是走学术型道路，还是技能发展型道路，都有本科、硕士乃至更高学历可供深造的制度保障，没有稳定的就业市场，恐怕只会加剧基础教育人为地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的恶性循环。
另一个方面，那么多的高校一下子转型，牵扯到的远不止是设备师资等方面的问题，而是需要突破几道瓶颈。其一，观念如何摆正？那些好不容易“升格”了的高校，一夜之间忽然又“降格”了，它们如何面对？其二，制度配套在哪里？——如何有效防范受教育权的滥用，精英阶层的进入权限何以界定，教育结果的评价和认定。其三，社会心理和文化改造的需要。怎样让“技师”“技工”的身份在将来的大语境中不再成为“卑贱”“劳力者”的代名词？如此种种，恐怕已不是一纸文件，一个制度就可以解决的了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轨制”改革，如果想要达到设计者的初衷，社会、学校、市场等各层面的当务之急恐怕还是要在舆论的引导与多元办学、深造机会、就业保障等相应的措施配套上下功夫，而不只是寄希望哪个部门出台一个什么实施细则的事情。否则，我们所期待的春天，就有可能只是一场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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