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高考分值调整与“标准化精英教育”

　　细观教育部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基本上没有跳出“标准化精英教育”的思路之在高考科目与分值上做文章。

　　这样的改革表面上看来是积极回应了高考改革的呼声，实际上并未促动高考制度给当下教育带来的困境。很多人觉得，既然我们把孔子学院办到了世界各地，还赋予英语那么高的分值干什么？作为操改革之舵的决策者，不应当一味迎合某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将改革之船驶向宏大的幻想，须围绕孩子的身心的健康与生命的生长来考虑。指向分值调整的改革，实际上是通过隔靴挠痒的方式来应对公众的呼声。

　　也许王旭明先生“废除小学英语教学加强国学教育”的观点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这样的命题似乎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小学不开英语了，学生的负担就一定可以减轻了吗，不学英语了，国学就一定会兴盛吗？另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一个一心想步入世界的大国的国民，如果只是保住我们引以为豪的国学，我们真的可以融入地球村吗？

　　我的观点是无论汉语教育还是英语教学，关键不在于分值的高低，而在于高考怎么考，教学怎么教。如果说课改是教改的灵魂，显然指向分值调整的改革就不可能触动这个灵魂。无论哪国语言，都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思维媒介，只有使用才会娴熟。可是我们的教学与考试考虑的却不是使用，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与选拔。

　　我们的问题就在与我们用了一套“标准化精英教育”的方式来所有的受教育者了。从全球化视野来看，高呼一刀切地废除小学英语教学除了能够吸引公众眼球，恐怕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既然高等教育是为国家培养精英与研究者的，这些研者就不能只有母语而没有外语。在今天，世界科学领域里，只有极少部分的东西属于中国人的原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若这些精英与研究者要从事研究和发明，紧靠翻译过来的“二手货”、“三手货”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研究我们的母语，如果没有外语的比照，恐怕我们也无法深刻了解我们的母语的特质与价值。比如，在我们的语境里“批判”一词更多地带有明显的否定意味，但放到英语和拉丁语里，它更多的指向理性分析。若无外语基础，概念都搞错了，研究越深恐怕会是谬误越多。看看那些国学大师，哪个不是学贯中西，通晓多种语言的？

　　以我们江苏这些年的学业水平测试为例，六门学科的学业水平测试看起来为的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实际上学校为了学生的这六门能获得优，能在高考的总分上加上一两分、三五分，有多少不是在考试前的几个月讲其他学科教学给放下来，一门心思组织学生为这几门的会考积极备战的？事实的情况是，只要有考试，哪怕分值就是一分，也会增加学校和学生的负担，只要价值取向不改变，教学内容与方式不变革，即便分值提到18000，也不可能提升学生这门学科的素养。

　　教育的功能不是教会学生解几道题目，寻求“标准”意义上的答案，而是为了发展人，成全人，在于培养人的思维能力，拓展人的视野，形成个人的思维品质与价值取向。教育的眼睛不能只盯在分数上，而要从孩子的生命成长着眼，为他们未来的人生张本，为他们的生命打上人文的底色。教育的目标指向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过去的教育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输而忽略了人的身心健康，更着眼于私德而忽略了公德。梁启超认为私德是“人人独善其身”，公德是“人人相善其群”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而我们的传统文化缺少的正是现代公德意识。我们谈修身养性，但如果忽略了契约精神、公共准则的职称，又怎么可能建设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的公民，既是政治意义上的一个权利主体，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个价值主体。我们的教育显然忽视了人与人的区别，用统一的课程、统一的考试衡量不同一的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精英教育”只是高考意义上的精英教育，是一种“标准化的精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