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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出家就成中国最帅和尚

眼眸深邃、轮廓分明、身材颀长,活生生的一幅画。

大学副教授与在押服刑女结婚

这在监狱民警看来,那么令人不可思议。

叶辛: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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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响应号召下农村

  要讲知青回城,就得先说一下知青是怎么到农村去的。

  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闻广播中播出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是很想去。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寻找各种理由不去农村的,还是少数。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没有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去插队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

  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觉得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现在我脑海中还回响着当时的这些声音。除了豪迈,我的声音中还有些许的悲凉,当时我想: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我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当时的青年上山下乡,是分层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国家基本不管,知青参加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第二个层次是到外地的国营农场,每个月32元钱;比外地的国营农场层次更高一点的是军垦农场,每个月有36元钱生活费,发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这在当时很有诱惑力,这些数字都是历史的记忆,很珍贵;第四个层次是到上海市郊的农场,比如崇明、奉贤、芦潮港、东海、大丰,尽管劳动也很艰苦,月工资只有24元钱,但是离上海近,回家很方便;还有一个层次叫自行投亲插队。整个20世纪,移民来上海最多的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只要原籍有亲戚收留,知青就可以过去,在上海111万知青中有5.1万人到江苏去插队,还有3.2万人到浙江去插队。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疲劳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进山区、踏进山寨,面临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当我们到达修文县久长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我们是听毛主席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些寸草不生的山区来了。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

  当时我们6个年轻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砂锅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那个茅草屋从外面看就很阴暗潮湿,没有窗户,门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的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初到贵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一切,山乡是闭塞的、遥远的、僻静的,山乡里风土人情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庄稼地里刨粮食,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把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然而当10年下乡结束,我要回归都市时,我已经和很多农民一样了。

  千方百计回城市

  10年中,我们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不一样的事情。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一起有6个人,每个人的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总是会有一些上海的情况:夏天了,天气多么酷热;冬天了,上海今年怎么冷呀,甚至黄埔剧场前的流氓行为也会提一笔。都市是跟这些知青的心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血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都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活自己。我插队的那个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从早干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还不到6毛钱。我身边有一个革命的典型大队,叫白窑大队,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为什么叫“邮票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都是8分钱。在插队后期,我们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我们要活下去完成一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

  这10年我回上海探亲3次,当时国家规定知青一辈子只能探亲2次,我为什么有3次呢?实际上我这3次都不是用知青探亲的钱,而是出版社要我改稿子回去的。一旦回到都市,我会感觉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和亲切。我想所有知青的心情和我都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的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更加思念都市,更加思念回归。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这和1700万知青的心愿是有关系的。

  后来,思想慢慢松动,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回归城市。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是已经认识到知青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其实,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到贵州的10600个上海知青的出路问题。当时,你可以去读6大中专,即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水电学校,去读一到两年,到时候把你分到县里或者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6大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我当初是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优待知青,优待上海知青,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安顺师范的教导主任很奇怪,他说你的条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们也不考核了,只要你报名,我们就收。但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写小说,所以我留下来了。

  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上过6大中专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根据政策,知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回归城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我有个朋友在当时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读完书后留校任教,从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归。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实事求是地说,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只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对李庆霖的信作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之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还有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队了,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

  虽然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有几平方米的权利。知青回来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利益冲突,家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有各的想法。因此,当时法院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当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父母怎样协调都不行,必须写保证书——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户口进来。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第一次考取大学回归城市的机会我放弃了,同样第二次考取大学的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只要190分,我当时已经出了3本书,招生的老师认识我,跟我说只要你写1篇作文,我们给你把分打得高高的,其他5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当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我知道只有在我自己能掌握时间的环境里,我才能写完这部小说。《蹉跎岁月》完成后,贵州省作家协会把我招去,我就这样离开了农村。1990年,因为领导关心,我回归上海。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省里专门派了两个干部来上海看望我母亲,说贵州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需要我在那里工作,我母亲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干部来家里,就说你们实在需要我也没办法,你们就留着吧。后来我获知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确实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调回上海。我调回来时(吴)邦国同志是市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局级干部进来一定要经过他审批。邦国同志对我说,你调回来了,不要把我当成书记,我们是朋友,你有事情直接来找我。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青中运气比较好的。

  回来的和留下的

  我们这一代知青,大部分人千方百计回归了城里,虽然有一些回城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大部分回来的知青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有很多困顿、不解,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十年动乱,给国家造成的灾难是全国性的,上海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多人涌回上海,都安排工作很有难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我们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也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够进到这样工厂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好的国营大厂一个月可以拿46元钱。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前几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个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座谈一下。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也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我们要去上班了。我就奇怪,已到吃晚饭时间还上什么班?原来他们中一个是酒店保安,晚上饭店生意好,车子多,很忙;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帮人家看门。

  还有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一家宾馆,迎面遇到一个当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换洗下来的被单、枕套什么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来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个招呼。我问她做什么,她跟我说回来之后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做这个。我问她每个月收入多少?她说也就是500到700元。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要好的朋友,我在《孽债1》、《孽债2》中都写到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后顶替妈妈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就形容他:除了暖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录音机坏了他能修,电视机坏了他能修,一个桌子腿坏了,家长说扔出去吧,他说不要扔,一个下午就修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现在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太不像话了,这个老总我认识,我去跟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的。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

  留下的知青的命运也很坎坷,虽然当地政府比较照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前两年北京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青,写了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青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只能去烧锅炉、看大门。

  当“上山下乡”成为历史的记忆

  当年,1700万知青从中国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涌进广阔的农村,真是波澜壮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掀动了社会,触及了很多很多家庭。千千万万的人一拥而下,客观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收入问题、青年人的恋爱问题。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一轰而下。事实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从1955年开始,我们党和国家为了安置读了初中、高中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就提倡过上山下乡。在1955—1965年这10年当中,整整下去了100万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安置,所谓安置就是说吃饭有保证、住房有保证、你的未来有保证。不是说这10年上山下乡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序。“文化大革命”这10年中知青一拥而下,产生的问题就多了,就像毛主席自己所说的,“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他当时写了很多实际问题,他儿子理发没有钱,每次回到家里来狼吞虎咽地吃饭,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饭,还有严重的开后门现象,当时的确暴露了很多问题。

  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作家在生活当中有了感受,对我们中华语言有了领悟,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但是优秀的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10年动乱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的戕害,有很多没有还清的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孽债》这本书和这部电视剧,有更为深层的意义。我总说7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力争要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

  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第一,在上山下乡10年7个月的日子里,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命运,我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了农村这个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了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最后开始觉醒,想真正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第二,10年7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思考了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有一顿饱饭吃,希望在天寒地冻时有一件棉衣御寒。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第三,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开始灵活起来,开始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步伐,要发展经济,要使13亿人口的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解决温饱的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的要奔小康,进入了小康的日子,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生活,要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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