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逝世”乌龙：互联网为谁背黑锅

　　▲李光耀

　　“李光耀逝世”乌龙：互联网为谁背黑锅

　　文|罗晓汀

　　“李光耀病重”牵动世界舆论目光，也引发了2015年第一则全球乌龙新闻。

　　3月18日晚9时50分许，一则 “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关于李光耀逝世的声明”铺天盖地般出现在互联网上，事件经由互联网迅速传播，国内外传统媒体也开始集体跟进。然而半小时后，事件发生反转，一些抢发转发的媒体纷纷道歉，声称消息有误。新加坡总理公署对媒体确认，它未发布任何新信息，并呼吁公众查证消息来源的链接。总理公署已就这起散播假消息的事件向警方报案。

　　3月19日，乌龙新闻后续报道充斥互联网，舆论开始反思媒体伦理和互联网传播。责备互联网是容易的，正如评论者所言，“其传播速度、广度和匿名性为谣言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正是互联网的特性帮助事件迅速实现逆转——在半个小时内，媒体辟谣消息就完成了对乌龙信息的全面覆盖。

　　“李光耀逝世”乌龙新闻背后，可谓错也互联网，澄也互联网。现在，让我们回到18日晚间，回溯乌龙新闻是如何产生并且传播，又是如何得到澄清的？继而由此反思：如何让乌龙不再发生，以及，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令我们爱恨交加的互联网时代？

　　错也互联网：国际级乌龙新闻如何制造

　　时至目前，乌龙新闻出炉过程已经被媒体充分还原，我们无意复述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而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反思这则乌龙新闻——谣言的传播成因——今年91岁的李光耀于上月5日感染严重肺炎，被送入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此后多次传出他已逝世的谣言。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次引发这么大的乌龙事件？

　　网络疯传的错误消息集中来自一位“推特”用户上传的“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通告”截图。该图显示，总理公署发布了关于李光耀逝世的声明。

　　一个成功的谣言必然要拥有三个基本特征：它首先必须是一个有着完整逻辑闭环的故事。

　　就在3月18日下午1点20分，新加坡总理公署向媒体声明表示，前总理李光耀生命垂危，病情进一步恶化，目前仍然在重症加护病房。五六十名国内外记者在李光耀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出后，一直守候在医院外等待最新的进展。另一条“侧面佐证”的证据源于社交网站。据称，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突然更换了自己“脸书”账号的头像，照片上的他戴上了一条黑色领带。

　　由此，当网络传言出现之时，顺利与过往细节共同完成了逻辑闭环，公众因此毫不费力地接受了谣言所描述的“事实”。

　　一个好的谣言还必须具有丰富的暗示性，指向现实。

　　正如媒体评论指出，“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无法复制，也因此更加牵动国际舆论神经，关于其病情的任何变化无疑都将满足大家心理的忧虑和好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有关“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关于李光耀逝世的声明”的消息何以飞速传遍朋友圈。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以及受害者拥有越多的话语权、拥有越大的覆盖受众，谣言才会传播得更快，影响才会越大。

　　如果不是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被黑客入侵，因此“有图为证”，这则假新闻会被多少人郑重其事地对待，并且最终引发全球乌龙新闻？

　　由此可见，“李光耀逝世”传言无疑具有网络谣言的各种元素，但一则成功的谣言并不必然引发全球性影响，此处值得深入反思的是：一些知名媒体，如人民网、网易、凤凰网、台湾《中国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看到虚假的总理公署文告后，在未向当局查证的情况下，在推特、微博和网站误发李光耀去世消息。

　　很显然，有且只有在互联网环境下，谣言才能通过众多权威媒体的传播构成全球效应。在此，与其说互联网是乌龙新闻的罪魁祸首，不如说互联网替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降低的职业标准背了黑锅——如果没有权威媒体报道，仅凭互联网传言，公众会相信吗？如果不能，谁又有资格说：互联网应该对乌龙新闻负责？如果必须归罪互联网，负罪的也应该是这个互联网时代，以及媒体、公众对待互联网时代的态度。

　　“澄”也互联网：如何在半小时反转一则“国际乌龙新闻”

　　观察谣言传播就会发现，传谣容易辟谣难。因此，从传播角度而言，“李光耀逝世”乌龙事件最有价值的看点并不在乌龙本身，而在于乌龙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澄清：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李光耀去世”的消息在完成一轮全球传播之后，又反转式地“尘埃落定”。意味深长又充满黑色幽默的是，帮助事实完成反转的英雄正是造就谣言的前“大反派”——互联网。

　　从澄清信息传播情况看：亚洲新闻台据信最早发出辟谣消息。该台证实，李光耀辞世为假消息，新加坡总理公署已就此事报警。在国内媒体中，凤凰新闻客户端首先发布致歉消息，称此前发布的“李光耀病逝”消息为误报，其信息来源是推特用户上传的网站通告截图，经核实该网站通告为假冒，并对自己未充分核实播发消息表示歉意。各大媒体随后纷纷道歉或撤下失实报道，澄清信息再次经过互联网广为传播，真相迅速完成刷屏。

　　由此可以发现事件发转的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 媒体对新闻伦理和职业标准的坚守。在新加坡之外的媒体“着急发声”的半小时里，新加坡主要媒体迅速展开求证。亚洲新闻台首先求证并发出辟谣信息；《海峡时报》则表示，新加坡总理公署对其强调，昨天下午1时20分是最后一次更新李光耀病情；《联合早报》向总理公署查证，它未发布任何新信息，公署呼吁公众查证消息来源的链接。

　　正是透过本地媒体的求证与核实，一个关键事实得以公布：总理公署的官方网站于昨天下午起开始维护，直至深夜方可登录，但没有更新任何消息。也就是说，目前网络流传的截图只能是造假——假设新加坡当地媒体当时迫于报道压力不加求证，匆忙发布消息，那么事件反转的时间将难以估计，全球新闻媒体将面临本世纪最大的一次尴尬。也许在许多年后，新闻研究者将会记得，在2015年3月18日这晚，传统新闻媒体刚刚丢掉的面子曾经被新加坡媒体默默捡了回来。

　　第二， 新加坡总理公署的信息公开与媒体沟通机制关键时刻发挥效力。

　　此处又有三个层面：

　　一是面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及联合早报的查证，总理公署迅速核实信息并确认它未发布任何新信息，并呼吁公众查证消息来源的链接。与此同时，总理公署已经就这起假文告事件报警。这一关键时刻的果断应对和信息发布，成为扭转事件的关键点。

　　二是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与媒体良好的媒体互通机制，假设媒体不能在第一时间联系政府部门求证，谣言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这一关键时刻的默契显然有赖于常态化的沟通机制。

　　三是新加坡政府日常培育的良好公信力。面对突发谣言，及时的信息发布必须建立在政府良好的公信力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假设政府公信力日常有亏，关键时刻就可能出现说了公众也不相信的局面。

　　第三， 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传播完成对谣言的最后一击。这一方面是指上述权威媒体的官方网站、微博、推特的及时澄清，还包括公众自媒体的再传播，可以说，在昨晚9时50分之后的一个小时内，互联网完成了一次对自净功能的压力测试，而事实证明，公众从来不会被任何东西轻易欺骗，包括互联网——在这个夜里，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传统舆论场与互联网舆论场合力导演了一场新媒体时代的闹剧，又合力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自我拯救——1个多小时，不正是一部英雄电影的标准时长?

　　互联网时代的定力：拒绝乌龙新闻需要“从前慢”

　　如果我们对事件的思考，仅限于对谣言传播与澄清的技术性考量，无疑是轻忽了事件的真实意义。媒体在新媒体时代如何报道新闻，显然成为事件留给全球媒体的重要反思，但如果仅仅从反思互联网到反思媒体，乃至反思公众责任，反思是否有价值？哪一次出现互联网谣言之后，媒体反思不是这样的呢？但反思之后，新的谣言还不照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真正最需要反思的，也许是我们的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我们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态度。

　　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是：虽然传统媒体派出的大批记者就驻守在李光耀入住的新加坡中央医院外，但部分世界级媒体依然选择相信互联网流传的消息。昨晚10时04分，美国著名电视机构CNN的“推特”账号抢发了一条由16个英文单词组成的消息，称李光耀逝世。消息一经发布，旋即得到522次转发和315个赞。虽然此后CNN删除了此条消息，并连续播报了两条辟谣帖，但不良影响已经造成。中国媒体也未能幸免。其中凤凰网的手机客户端更是将头条新闻的标题赫然做成了“新加坡开国总理李显龙逝世”。

　　为什么一些权威媒体宁愿相信网络，也不愿意相信守在医院门外的记者？关键问题显然是时间。能够还原真相的惟有时间，可是媒体等不了。易地而处，我们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决定？现实而言，在医院门口扎实求证费时费力，如果错过了新闻，是否意味着从该媒体主编、编辑到现场记者的月度奖金没了，媒体是否会在事后的新闻研究中被打上迟报新闻的“记过”处理，更严重的是，下一次再出现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该媒体是否会被公众放弃？现实压力面前，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即使没有求证，有图有真相，CNN敢发，我有什么不敢发？发了再说！

　　可惜的是，此次事件无疑是对“有图有真相“法则一记重重的耳光。有一种说法是——“谣言是最古老的传媒”，也就是说，谣言并非现实的相对偏离，而是人们渴望真实时，为一致意见而进行的努力。只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体和公众都缺乏耐性等待真相，借着互联网快车，谣言就一再跑到了真相前面。

　　在此，我们不需要呼唤媒体伦理，也不需要呼唤公众找回对真相的耐性，因为媒体和大众自会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他们的路，笔者只想念一首诗，诗中写道：“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诗名叫做《从前慢》，且把这首诗，献给互联网时代的人们，也献给这个奔腾向前的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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