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式独裁”对国家发展的启示

　　作为华人世界里政治经济发展十分成功的案例，“新加坡模式”一直是中国近年来学习的方向，中国人对于这种模式的缔造者李光耀一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度，甚至在其病危期间还闹出了“误报逝世”的消息，足以窥见中国人对李光耀和新加坡的这种“又爱又恨”的情感。

　　比独裁更独裁的“威权政治”

　　毋庸置疑，这位把持了一个民主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强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虽然新加坡却从未被称为专制社会，学术界也“很客气地”把这种强势人物领导强势政府的独特的政治模式被称为“威权社会”。但坦白说，这种模式在某些时候要比专制政府还要专制，对反对党和异见人士也一向十分狠辣。

　　在建国初期，李光耀曾联合了国内以及马来西亚的部分共产党人士，但当国内局势稳定之后，他就采取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将数百共产党人抓捕入狱，还有大批人被新加坡驱逐出境。即便政治上的这些“肮脏”行为让世人所诟病，但李光耀对此毫不在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执政党会扶植反对党执政，必须在反对党羽翼未丰的时候铲除掉他们。”

　　即便如此，新加坡却仍存在着“货真价实”反对党的，李光耀的领袖地位也是通过合法的民主选举得来的。他在1954年创立的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就是就是新加坡的执政党。虽然新加坡每五年都会举行一次议会选举，但人民行动党每次都会赢得90%左右的议席，反对党只能获得1~2个席位，但这些反对党并不是“参政议政”的一种象征，而是会拿出来实际施政纲领的反对派，反对党的唯一问题是没有人才，无法在治国能力上得到民众的信任。

　　“融党于民”的发展模式

　　那人才都去哪了呢？这就要提到人民行动党的发展特性，融政党于社会。

　　小国寡民的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就是能够吸引政治人才，威权下的人民行动党是一个“精英政党”，也是一个向全社会开放的政党。在政府部门的官僚系统中，除去党内的精英人物外，行动党还会邀请社会上的某些领域的成功人士入党并担任重要政府部门的领袖，你只有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成就，才会被吸纳进执政党中为国民服务。因此，在执政党中很少有党龄一说，政府中的全部职位对社会都是同时开放的。

　　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并采用他们的政治思想。

　　虽然这种精英政治的背后充满了某种对国民的“政治歧视”，大有“民智未开，替民做主”的意思，但开放的政党与政府有效地避免了政党沦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社会对政党的监督性也更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遏制官员腐败。

　　“精英政治”背后的思想固化

　　威权政治下的新加坡，媒体自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从未有过真正的媒体自由。李光耀曾公开表示，“将传媒视为第四权的理论，并不适合新加坡。我们不能让本地传媒扮演像美国传媒那样的角色：监察、对抗和质疑当权者”。

　　媒体的受控加上多年为民“代劳”的精英政治，虽然使得政府政令能够更加科学有效、不受干扰地进行，但同时也扼杀掉了民众的创造力。对于广大的“非精英”国民来说，政府包揽了几乎一切，你所能做的就是循规蹈矩地按部就班。经济迅速腾飞的新加坡像一个500多万人组成的“机器”，除去少部分领袖们外，罕有创新思想诞生，人民在创造领域毫无活力。

　　如果说之前的“独裁”是因为“民智未开”的缘故，那现今的威权就成为阻碍民智开启的一种障碍。虽然新加坡的成功在于高度集中的强势政府，但政府在施政时从不考虑民众的诉求，只推行精英们提出的“正确”的政策，使得民众同政党之间开始出现断裂。新加坡的成功，只能说明是李光耀个人判断的一种成功，或者说是一种集中性的偶然也不为过，但李光耀之后的领导人既没有他的政治声望，又不见得同样像其一样“幸运”。即便未来新加坡还会在李光耀建立的制度上继续运作，但这种小规模的“精英政治”还能维持多久，俨然已经让人开始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