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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博的黄宾虹大展终于要开了。
从1955年宾翁过世三年后，家属向国家捐献其全部遗作以及遗物资料一万余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
当然，1949年之后，向国家捐献珍贵艺术品以及文物的，不止宾翁一位。
下面是一组有些出人意料的数字：
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故宫博物院累计接收的捐献文物就有近两万件，其中一级文物三百余件；全国五十余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0%以上为捐献文物。
收藏家和珍爱藏品之间的感情，最浓烈的莫过于吴洪裕和《富春山居图》。明代收藏家吴洪裕喜爱这幅画到了死亦不能别的地步，临死前竟叫侄子将它烧了殉葬。所以我曾想不明白，他们为何肯捐。
后来悟得一个道理，世间没有什么收藏家，在物的面前，我们不过都是匆匆过客。在你死不带去之时，钱更是不重要了，你所担心的，就是这些东西在死后的归宿。人可以数十年而亡，国家生存的似乎要久一点。捐掉，成为了这些藏品看似最宁静的归处。
然而过于宁静也未必好，有时甚至会被遗忘。新中国以后，各界捐赠的这些文物是否都得妥善保管，良好展示？恐怕更多地，只是在博物馆中静默地居于一隅，甚至几十年来不曾被人过问。
但是，历史不应该如此，知情者亦不该沉默。关于这些文物曾经惊醒动魄的故事，还有其捐献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都值得人们一遍一遍地讲述，值得我们一直铭记，值得一直不断地提醒这个社会。
国宝秘史
——1950年代文物捐献往事
“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张伯驹
1898~1982
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张伯驹的故居位于后海南沿，这里经过了初步的整修，但尚未对外开放。进入小院，张伯驹和夫人潘素的合影照片被摆放在正房最显眼的地方，这对夫妇目光沉静，儒雅高洁。在文物界，张伯驹有着无人可及的崇高地位。为了收藏，他名下的房产早已全部变卖，女儿张传綵从父母那里继承到的，只有这个小院而已。
如今已是84岁高龄的张传綵，小时候从未见过父亲捐赠的那些绝世珍宝。“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等，也只是知其名而已。”但对于父亲的捐献之举，她从未埋怨过，“他捐给国家很自然，不是朋友怂恿，不是形势所迫，是心甘情愿。对他的做法，我非常赞赏，我永远爱我父亲。”
张伯驹、潘素夫妇作画。
张伯驹生前把文物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1941年，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滩的绑票案。一日，张伯驹刚步出巷口，就被一帮强人持枪绑去，索价三百万元伪币。后来，绑匪派人传话，说张伯驹连日绝食，昏迷不醒，但求一见。夫人潘素见到张伯驹时，他已憔悴不堪，却还是再三叮嘱妻子：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僵持了八个月之久，绑匪眼见巨额赎金无望，只得将价钱降至四十万元，张伯驹这才重获自由。
经历了这场风波，张伯驹惦记起藏在北京的文物。为了让这些宝贝得到妥善安置，他决定冒险将其转运至西安。那段时日，他将独生女儿寄养在老熟人、国民党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家里，一放就是半年。“他一次次从北京把东西转运到西安，我都记不清是多少次了。”张传綵说。
陆机《平复帖》，现存最早名家墨迹，有“墨皇”之美誉。张氏夫妇于1956年将其捐献国家。
张伯驹收藏文物虽是出于爱好，但他有个明确原则，就是要千方百计留住它们，决不允许把它们卖到国外去。他的女婿楼宇栋提起一件往事：1946年，一批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市场上，其中一幅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保留至今年代最早的一幅画迹，被琉璃厂的古董商马霁川收入。
“我岳父担心国宝被商人转手卖到国外，立即向马霁川询价。结果要价八百万两黄金。”楼宇栋回忆说，当时张伯驹刚刚收入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他曾建议故宫博物院收下这件文物，但得到的答复是没钱。思来想去，张伯驹只得忍痛将原购弓弦胡同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3亩的院落出售，凑够二百四十万两黄金，好说歹说，才将这件国宝买了下来。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用身家性命换来的118件文物捐献给国家，其中8件精品还获得文化部的褒奖状。谁知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楼宇栋记得岳父当年说过的一句话：“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不算什么。自己看古董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戴我一顶帽子呢？”
张伯驹捐赠宋《百花图卷》之荷花。
可是，磨难还是接二连三。1964年，他将南宋《百花图卷》捐给吉林博物馆，第二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是常人无法忍受的遭遇，可是多年以后，张伯驹在病榻上向女儿、女婿提及自己的这些经历，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
张伯驹曾写下这一段文字：“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但是，他的这个愿望并未完全实现。长期以来，由张伯驹捐赠的一些文物沉睡在各个博物馆里，即使是他的家属，要想了解昔日家中所藏珍宝的现况，也不是一件易事。
张伯驹与女儿、女婿一家。
“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
孙瀛洲
1893~1966
孙瀛洲的名字，如今在文物界之外已几乎不再被人提起。但在一些历史亲历者的记忆中，他“一锅端”捐文物的壮举至今仍令人感到震撼。那是在1956年，这位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一次性捐献的文物数量，多达3940件。
在孙瀛洲之子孙洪琦当年幼小的心灵中，那次捐献留下了一丝神秘感。“父亲在敦华斋专门有一间屋子放这些宝贝，普通朋友都看不了，只有懂行的人才被允许入内。”他描述道，“但在正式捐赠之前，父亲决定让全家人看上一眼。我那时候很小，只觉得那些宝贝就这么一晃，后来就都不见了。”
今年已是82岁高龄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院李辉柄，是孙瀛洲的弟子。当初捐献时，他到孙瀛洲的住处清点捐献文物。师父告诉他：“只要你们看上的东西随便拿，越多越好，剩下来的破烂我留着。”那些文物，由李辉柄亲自领取、包装、登记。他说，那其中包括陶瓷、犀角、漆器、雕塑、佛像、家具等多个门类，仅瓷器就有两千多件，国家一级文物达25件。
孙瀛洲捐赠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孙瀛洲捐献的文物中，有一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这对三秋杯不足四厘米高，胎体薄如蝉翼，从杯子内壁可看透外壁花纹。胎体上描绘了两只在山石花草中翩跹起舞的蝴蝶，其中一只蝴蝶的翅膀上所施的紫色彩釉浓而无光，是明代成化斗彩的固有特征。孙洪琦说，三秋杯是父亲当年用四十根黄金换来的，他虽有如此豪举，但平日始终过的是穷人生活，“早点就是在灯市口的小摊上，买几分钱的豆浆油饼；鞋坏了，全是自己钉掌。”
孙瀛洲的老家在河北冀州，他到北京后从学徒工干起，特别肯钻研，后来开了自己的古玩店。在同行还没有认识永宣青花的时候，他就从造型、绘画、款识、用料等各方面，进行过很透彻的研究。他还到景德镇考察窑址，对永宣青花进行仿制，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解放前，行内人把他仿制的东西叫“孙窑”。
孙瀛洲捐赠（宋）哥窑青釉双耳三足炉
让李辉柄至今都惊叹不已的是，孙瀛洲并非科班出身，但其研究方式竟然和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天然吻合，他甚至成为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后来，孙瀛洲担任故宫学术顾问，整理、鉴定文物时，不免要和自己昔日把玩的宝贝碰上一面。李辉柄记得，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幽默地说，“这是本公司的东西。”
但是，“文革”的到来摧毁了一切。因为无法忍受折磨，孙瀛洲于1966年含冤离世。此时距离他向国家捐献文物，仅过去了整整十年。
孙瀛洲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富。前年举行的孙瀛洲捐献文物精品展上，价值连城的三秋杯对外展出。现场，有文物爱好者特别羡慕地问孙洪琦，是开什么牌子的汽车来观展的，孙洪坦白：“骑车来的！”
孙瀛洲故居。
“在子女手里就是废铜烂铁”
罗伯昭
1899~1976
84岁的罗炯第一次真正了解父亲罗伯昭，竟然是自己离休之后的事情。罗伯昭是知名的钱币收藏家，罗炯根据父亲留下的著述，找到他的旧时好友，整理出大量的文字资料，并连同兄弟姐妹四个人自筹两万元，出版了一套《罗伯昭文集》。此时，距离父亲去世，已过去了32年。
罗伯昭生前曾有两次重要的文物捐赠。一次是在1957年，他将15247枚古钱币捐给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1962年，又将自己珍藏的另一批钱币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罗炯一直记得捐献前父亲对家中孩子说的话：“我花了无数心血收藏，但是你们没有一人继承我的爱好，我的收藏，在子女手里就是废铜烂铁。把它们捐献给国家，就能得到永久保存。”
因为对“建国通宝”的鉴定和收藏，罗伯昭在钱币收藏界被视为一个神话。
那是一段颇有些传奇色彩的往事。建国通宝以前没有人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更重要的是，历史上也没有“建国”这一年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有钱贩子带了一枚建国通宝到沪上，当地钱币界人士都认为那是赝品。随后，这枚钱币又被钱贩子带到了北方。罗伯昭当时恰好没在上海，未能亲眼一睹建国通宝，可他后来见到拓片，仔细研究，断言这是个好东西，于是派人带着十两黄金到北方，将这枚宝贝买了回来。
罗伯昭曾发表过《建国通宝考》一文，他在研究后发现，宋徽宗曾有过“建中靖国”年号，但时间也就是两三个月，他因此确定，钱币上“建国”两字是“建中靖国”年号中首尾两字，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断言。当时发现的建国通宝篆书钱、楷书钱各一枚，篆书钱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而楷书钱已不知所踪。
罗伯昭捐赠北宋大观通宝。
但是，立下汗马功劳的罗伯昭同样没能躲过“文革”的迫害。那期间他几次遭遇抄家，受尽屈辱，却毫无怨言。罗伯昭告诉子女，“这是受考验”。
“文革”结束后，一些被抄走的文物发还给了罗家。1979年，罗家四个子女商量后，决定将其全部捐献。上海博物馆从中挑选了140件，其余捐献给了四川博物馆。罗炯说：“家里没有剩下一枚钱币，我们没有觉得可惜，我们知道这是父亲的愿望。”
一份迟到的致敬礼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五年前，中国文物学会启动了《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出版项目；本月，该项目首批出版物将面世。提议出版这套全集的，是93岁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
谢老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目睹了自己的老师郑振铎将私家珍藏捐献给故宫。“解放初期，大家翻身做主人，私人捐献文物成为一种风潮。当年那种爱国的激情，影响了我一生。”谢老说。
2009年7月，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商志（香覃）的意外离世，触动了谢辰生。商志（香覃）出生于北京一个学术世家，祖父为清末探花商衍鎏，父亲为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商承祚，捐献文物是其家族传统。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刘炜参加了追悼会，回到北京后，他激动地对谢老说：“商家三代捐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捐献文物，捐献了两三千件给九家博物馆。”在得知商家的捐献事迹没有经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报道之后，两个人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谢辰生突然意识到，回馈文物捐献者的致敬礼不能再等了。
谢辰生提议，以国家文物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捐献文物档案为线索，组织文物专家学者对全国各地博物馆藏品中的捐献文物进行调查摸底和研究，遴选出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文物精品，并以一级品、二级品为主，编辑出版一套私人捐献文物精品全集。这是国内文物收藏界首次推出此类项目。
2010年，调查正式启动。就像事先预料的一样，摸底调查并不顺利。比如香港收藏家叶义捐赠的81件明清两代的珍贵犀角雕刻器，根据其遗嘱于1984年由胞弟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但此次调查的工作人员在核对此事的细节时发现，叶义一生低调且终身未婚，而他的弟弟和相关知情人也已去世，叶家后人对这件事完全一无所知，这其中的故事就此可能永远在世间销声匿迹了。
还有一些博物馆对此次调查并不配合，迟迟不愿出示捐赠文物清单。有捐赠者家属提出，一些文物早年间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后来家属希望有关部门提供相关清单，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答复。
《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是一份迟到的致敬礼、一份迟到的纪念。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说：“今天的人讲的是拜金主义，但私人捐献大家讲的是家国情怀。”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数量众多的私人捐赠，才给了像他这样的研究人员一个饭碗，“否则的话，博物馆没有东西，我们还搞什么研究？他们等于种了一棵树，我们在树下乘凉，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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