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解题“京津冀一体化”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展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京津冀“一把手”分别就三地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方面所做工作作了介绍，并提出意见建议。会上，习近平指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随着规划纲要的出台，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终于浮出水面，“协同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核心主题，为破解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资源环境制约等难题提供“钥匙”。

　　加强协同发展，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

　　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家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本次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而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同时，推动这一国家战略“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有序推进。”

　　【解读】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认为，国务院此前已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该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从机构设置上就非常重视，体现了京津冀地区的特殊地位。”高国力分析，之所以选择京津冀作为破题重点，首先因为首都北京已遭遇雾霾、拥堵等一系列突出问题，“某种程度上已影响到了国际形象”。

　　当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多年的两位数转入到“七上八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需要探寻全新发展动力。有媒体指出，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必须去除官本位思想。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绝非易事，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痛下决心，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振兴为重，勉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力争早日形成新的体制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点题”：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高国力认为，协同发展长期来看是要解决这一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和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为本地区和全国开创全新增长极。

　　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核心功能

　　打好产业大挪移的“当头炮”

　　此次政治局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什么是北京的核心功能，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考察北京时曾对北京的核心功能明确定位：要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也曾强调，“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解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推进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部分产业外移是其核心内容。什么是非首都功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认为，非首都功能主要有两大类，首先，从经济角度考虑，一些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其次，区位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而疏解去向，除了河北、天津等周边区域，还包括从市区疏解至郊区。杨开忠说，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应当在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着力调整政府机构自身或政府举办之公共事业的区位。为此，他建议，应考虑在北京市区外围规划建设国家科技城和国家行政新城。

　　有媒体指出，事实上，三地的产业发展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同时，三地之间的差异性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了一个互补发展的机会。京津冀产业版图正在重构——北京“转”、天津“立”、河北“补”。北京：不再摊大饼，必须腾笼换鸟，构筑“高精尖”产业体系；天津：协同上下功夫，错位上做文章，发力做实“北方经济中心”；河北：纵使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打响压减过剩产能攻坚战，渴盼借力京津绿色崛起。

　　坚持协同发展，调控人口规模

　　环保、交通、要素市场“一体化”破题

　　去年2月26日，习近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本次会议再次强调，“要严控增量、疏解存量、疏堵结合调控北京市人口规模。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同时，“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抓紧开展试点示范，打造若干先行先试平台。”

　　【解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环保、交通和产业升级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因此要单出三个一体化细则。需要“先行”的是两个领域，即环保和交通。常纪文称，“先行”的意思就是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没有交通一体化，没有环保一体化，就没有京津冀一体化。”产业升级转移则是重点领域。常纪文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有不少特点，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寻求发展来解决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同时也通过环境的约束性为发展打下基础。如通过产业转移、加大投入、生态补偿等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令京津冀区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层级。

　　有媒体分析指出，此前，北京市官方曾多次表态，将以最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控制人口规模，提出明确人口调控目标，落实各区县人口调控的责任等。要通过严格控制中心城大型公建项目，严格限制中心城新建和扩建医疗、行政办公、商业等大型服务设施等措施，促进人口疏解。杨开忠表示，北京强调的以业控人和以房管人，是影响和调控人口规模的方式方法，人口和就业联系在一起，就业又和产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