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渡海传灯人

　　吕佛庭（1911-2005），号半僧，曾就读于小说家张恨水担任校长的北平美专，渡海去台，以山水画长卷奠定画坛一代宗师地位。去世前捐出全部书画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剃度出家。（作者供图/图）

　　他站上讲台的第一件事，是用慧黠的眼睛，把台下的同学扫一遍，直到每一个都安静下来，才略带调皮地笑着说：“现在我们开始上历史课。首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想照历史课本上写的讲，还是要听我讲真正的历史？”

　　台下学生都是刚刚上了台中一中的高一新生，早上朝会时，我们才见识到高二、高三学长用集体的嘘声，如何把校长嘘下台，感受一种叛逆的精神，如今来这么一个带劲的老师，简直太令人兴奋了，异口同声说：“要听真正的历史！”

　　“好，那你们把窗户关起来。不关也没关系，校长来巡堂的时候，你们就说是我要这么上的。”他微笑着说：“那，我们先来讲一讲，秦始皇这个私生子，是怎么变成皇帝的……”

　　在那威权的年代，皇帝等于领袖，领袖即是权威，敢说皇帝是私生子，那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却自自在在，无忌无讳地说起故事来。

　　整个中国历史，那些枯燥乏味的人物姓名，那些无聊的战争地点，那些莫名其妙的朝代更迭，在他活灵活现的描述之下，突然都生动起来。

　　那是1973年的秋天，大陆正在搞“文革”，台湾还在戒严；大陆还在抓“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还在“反共抗俄，光复大陆国土”；高中的教科书充满教条、口号和“伟大领袖”的神话，例如伟人看着水中的小鱼力争上游，就懂得立志向上的虚假故事。

　　可是这个叫齐治平的老师，却石破天惊，一语打开了知识全新的窗口。不仅是知识，而是看世界的方法。我们学会了不迷信体制，不相信权威，反抗教条，学习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并不是讲课的内容，而是那一双充满批判精神、永远带着嘲讽笑意的眼神。

　　他总是在讲完历史故事后，略带不屑地扬了扬桌上的教科书说：“你们看，这种课本，简直教人当傻瓜！”于是哈哈笑了。

　　孤独离乡的他，有东北汉子的豪爽，每天中午吃饭，喜欢喝一杯高粱酒，来上课时往往有几分微醺。他会喝上一大口茶，打开向北的窗户，让寒冷的风吹进来，再松开领口，迎着风说：“啊，北风，北风，你再吹，吹得多凉爽！”然后呵呵地自笑了。

　　偶尔他会讲起抗战的故事，讲起日本人占领他的家乡，他几岁开始流亡，中国人如何抵抗日本鬼子，说到民间抗日的英勇，他还会唱上两句“大刀歌”。

　　有一次，他和朋友吃饭，喝得多了，有些醉意，我们不想上课，就起哄要他唱歌。

　　“好，这种天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北方的历史。在讲北方的历史之前，先唱一首北方的抗战歌曲吧！”他以一种专业艺术歌曲的唱腔，用嘹亮的歌声，高声唱起了“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那声音完全是专业的歌唱家的水平，高亢，嘹亮，唱得隔壁班的学生都无法上课，纷纷跑来我们班的窗口偷听。他们也不敢打扰，只是静静的，有如看见神人般地站在窗边睁大了眼睛。

　　齐老师唱得入神，径自闭上了眼睛，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然而，我们都听得出来，那高音如此孤独，如此苍凉，仿佛一只苍鹰，在天空中盘旋，却找不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乡，一个无家的游子，一个永远流浪的灵魂……

　　歌声余音结束时，我们都不敢出声。我们已经看见他的眼角湿润，泪水静静流淌下来。他用大衣衣角拭去泪水，羞赧地微笑起来，说：“这唱歌要用感情，可是太用感情，也不太好呵，唱得都想家了……”

　　他成了同学眼中的一则传奇，一个谜样的人。

　　传说，他是音乐才子，因有歌唱才华，本要保送他出国去学声乐，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当前中国最急迫的是救亡图存。要救亡图存，就得像医生探究病因，研究中国历史，找出中国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把病因从身体里消除，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进入北大历史系。

　　然而，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却让他流离迁徙，最后来到遥远的海岛上。一代才子，空有一身学问，却没那么多大学可以栖身，也去不了中研院，只有到台中找一间中学先落脚。传说，他还有一个北大校花的妻子，来了台湾后，因觉得没什么出路，就去香港当影星，两人没离婚，但分开了。传说他有一个女儿，很漂亮，像爸爸的潇洒，妈妈的美丽，已经去台北读大学……他寂寞教书，喝酒消愁。

　　那一年我15岁，一个台湾乡下的少年，从未看过北地风情，未曾了解战争的残酷，也未曾想见离别的忧伤、思乡的漂泊，却因了他的歌声，仿佛可以触摸般的，体会到家国的忧思，战乱的流离，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在大历史的悲剧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才华、一种人文的风度，和魏晋人物的狂放不羁。

　　多年以后，每一个台中一中的学生说起齐治平，都印象深刻，无法忘怀。因为那是我们人生的启蒙阶段，而他开启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精神。

　　不仅是他，台中一中还有作家老师：如诗人楚卿、小说家杨念慈、新儒家蔡仁厚等，而写作《巨流河》的齐邦媛也曾在台中一中教了十几年英文，他们成为高中学生仰望亲近的老师。

　　不仅是台中一中，台湾著名书法家杜忠诰谈起他在台中师范读书时，因得识吕佛庭老师，而改变了他的人生。以吕佛庭在画界的才华与辈分，原本应有大学或研究机构来聘请，然因1949年迁徙来台的学者、文人太多，他只能在乱世中，先谋一个教职栖身，再将一生艺术修为，教与年轻的学子。

　　当年的台湾，穷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书；读书最好的出路，就是读师范学校；因为它提供食宿、免学杂费，还给一点零用金。一个穷孩子，可以吃得上白饭（而不必吃地瓜签），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何况有零用金。所以师范学校往往是第一志愿。

　　杜忠诰便是台湾彰化乡下的穷孩子。他一生未曾想象会碰上国画、书法、水墨艺术，然而历史的大迁徙，却让他在师范学校，遇上了吕佛庭，一个被张大千喻为继他之后最重要的国画家。他向吕佛庭习画，后来吕老师告诉他，不仅要作画，还要习字，于是他开始习书法，一生不辍，终而成为书法大家。

　　杜忠诰(右一）是台湾彰化乡下的穷孩子，他听从吕佛庭（中）不仅要作画，还要习字的忠告，一生不辍，终而成为书法大家。（作者供图/图）

　　如果不是1949年大迁徙，一个台湾乡下的穷孩子不可能有机会师事国画大师，更不可能走上书法之路

　　艺术家为人津津乐道者，还有吴学让之于嘉义中学、花莲师范学校，王攀元之于宜兰，李仲生之于台北二女中、彰化等等。

　　水墨画家周澄，就读宜兰头城中学时受教于画家江兆申，自此影响了周澄的一生。后来江兆申投入溥心畬门下，转台北成功中学教书，转故宫工作，至故宫副院长退休。

　　1949年，小小台湾一下子挤进两百万人，带来了太多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生存不易，只得辗转台湾各地，谋求生路。许多高学历知识分子低就于师范、中学、职业学校、小学等，他们分散在台湾中南部，甚至东部偏远的乡村，一如唐君毅说的，这是“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的时代。

　　然而，这些飘零的生命，却未曾凋零，而是把文化的血脉，带到最偏远的角落，透过教育下一代，深深植入台湾这一片土地上。

　　现在，许多台湾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在关键的中学时代，受到这些渡海来台的老师启蒙，在艺术熏陶下成长，终而自成一家。除了艺术家，还有作家、诗人、音乐家、科学研究者等，在各地散落文化的种子。

　　不管是艺文、医生、学界、政界的朋友，仿佛每一个人都可以举例说明他的成长过程中，在某一间中学、师范，总有那么一两个老师，曾带来关键性的影响。他们可能是来自北大、清华、杭州艺专、南京中央大学等等，无论过去如何辉煌，如何凄惶流浪，现在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教育领域默默奉献。

　　1949年的大迁徙，给台湾带来威权政治、戒严时代、白色恐怖，却也带来无数的人才。他们当然不是当权者，否则不会散落各方，他们甚至是受苦的知识分子（例如殷海光、雷震），他们在台湾各地教育学子，默默奉献一生。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渡海传灯人。

　　这些人对台湾文化社会进步的奉献，可能远远超过成名于外的人。谈台湾的中华文化根脉，绝对不能只是看见当政者的政策，而是要看见那些未曾被看见的根，那才是生命力深沉有力的地方。

　　有大陆学者曾议论道：1949年之后，台湾之所以留下更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因为许多优秀的学者、知识分子、艺术家都随着国民政府去了台湾，所以台湾的中华文化特别丰厚。

　　然而，不要忘记了，是那些流浪于民间寻找生路的知识分子，那些苦苦挣扎于生存边缘的文化人，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不忘理想，不忘人文关怀，终于把文化根脉保存下来。

　　更不要忘记了，还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多少大师留下来为重建新中国奋斗。然而，问题不在有多少人才，而是那个时代，给人才留下多少可发挥的空间。

　　不断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让最需要自由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失去创造的空间，失去创造的活力，终究让民间失去最后的一点空间。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1949年渡海的文化人，就是在戒严下的小小缝隙中，寂寞而默默地生长，终于在遥远的海峡之外的岛屿上，开出新的花果。

　　唐君毅曾针对1949年之后，华人流落海外，飘零如落花，而于1961年写下“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引发海内外的广大回响。他还提出一个观点，流落世界的中华知识分子不能再有所依赖，必须“灵根自植”。

　　然而，距离他写作五十多年后，我们回顾，才发现民族文化终究不同于经济、政治，它是只要有人，有生存的地方，有小小的学园，有可以教育孩子的课堂，民族文化就可以存活下去，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在每一个生命的根脉处，开出文明的花朵。

　　每每想到唐君毅的那一句话，我就会想到台中一中的齐治平老师，以及1949年渡海来台，流落各方的文化人。他们辗转漂泊，流离失所，寻找安身立命的角落，最终却未曾放弃理想，终而成为民族的“渡海传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