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放战争中采访三年

　　1944年，八路军进驻河北鄚州

　　编注：谢文清，河南武陟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任八路军第二纵队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后入延安军事学院、俄文学校学习。曾任新华通讯社、热河《群众日报》、《天津日报》记者。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俄文学校的干部大约留下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和杨信恭两人又被派去赤峰市工作。当时，热中地委设在赤峰。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接待了我们。当时赤峰市驻有苏联军队一个师政治部。因苏军进入东北后，有些违犯纪律的行为，所以这个师的部队均驻扎在市郊的军营里，只有政治部的十多个军官住在市内。我和杨信恭到赤峰后，热中地委就分配我到苏军政治部当翻译，杨信恭在军分区当翻译。但我当时的俄文水平实在可怜，苏联军官同我谈事，说了几十句，我只听懂三五句。因为我们在俄文学校三年多几乎全是搞“运动”，只上了半年俄文课，而且学的全是语法，名词变格、动词变尾，从来没见过苏联人，也没开口讲过俄文，所以一遇到苏联人就傻眼啦，听不懂，更讲不出口。但我的俄文读音却十分标准，苏军少校马尔德诺夫和大尉沃罗比约夫都很喜欢我，要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办公，住在一起，日夜讲俄文。热中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认为这样挺好，地委有事同苏军交涉时，就到苏军政治部找我。这时我开始每天讲俄文，听、说能力日渐提高。

　　我每天的工作是翻译一些俄文宣传短文，如《苏联简述》、《苏联妇女》、《苏联各民族》和《苏联教育》等等。夜晚就收听张家口和重庆的广播新闻，同沃罗比约夫大尉(懂汉语)一起译成俄文供苏军政治部领导人参阅。吃的是军官食堂标准，面包、红菜汤、猪排、蜂蜜等等，比延安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偶尔出城去苏军部队走走，全是摩托化，十轮大汽车排满兵营，炮车、装甲运兵车列阵严整，但其中许多都是美国造，如大炮、装甲车和军官乘坐的吉普车等。轻武器如转盘冲锋枪、机关枪等都是苏联制造。这时我才体验到美国确实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兵工厂，连苏军的装备中也有许多美国制造的重武器。苏军武器管理十分严格，我想跟他们要一支手枪防身，但他们不给，尤其是苏制武器，一粒子弹也不能给中国人。日本制造的武器则可以通融，后来他们送给我两支日制手枪。

　　马尔德诺夫少校确实是个会作政治说服工作的人，他曾连续两三天利用晚饭的时间同我闲谈，主要是向我解释苏联为何不能给中共武器援助。因为，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而美国又是支持国民党的，苏联在四年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太大，再也无力同美国打仗了。而美国工业力量十分强大，兵员和武器都在战争中受过了考验，力量蒸蒸日上。苏联实难同美对抗，所以不能援助中共打内战。我记得，1945年底，有两个美国记者要来赤峰市访问，要采访苏军指挥官，也要采访当地政府和解放军指挥官。为了应付这两个美国记者，马尔德诺夫少校费心筹划，作了周密的准备，他建议，赤峰市的解放军部队一律改称“热河保安部队”，臂章都换成“保安队”，理由是：因为国民党也要派军队来赤峰驻防，但被苏军拒绝了。苏军拒绝的理由是：赤峰只有苏军驻防，不允许其他军队进驻。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军抑或共产党军，都是中国军队，谁都可以来，苏军不管。但在苏军撤退之前，国共双方军队都不得进驻，以免引起武装冲突。因此，解放军赤峰部队必须改称“保安队”，即地方治安警察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记者接受。这两位美国记者都会说汉语，但不懂俄文。因而，马尔德诺夫少校要我参加会见美国记者。我的身份是“苏军中尉翻译官”，穿上苏军军装，肩章是一条杠两个星，沃罗比约夫大尉同我并排而坐，我们两个就合作担任翻译。美国记者的汉语也不怎么的，半瓶醋，我的俄语也很差劲，沃罗比约夫大尉的汉语倒是比较好些。就这样，我们连比画带“洋经邦”，总算应付了两个多小时的美国记者的采访，好像演戏一般。

　　有一次大约是1946年1月初，我们解放军一个小勤务员，大约只有十四五岁，找苏军政治部的卫兵讨子弹——盒子枪子弹。此种子弹的直径与苏制转盘冲锋枪的子弹相同，卫兵将此事报告了中尉连长，连长立刻将这个小勤务员拘拿，讯问他为何向苏军战士索要弹药，按苏军纪律，武器弹药是绝对不许转让的。这个小鬼吓得直哆嗦、哭脸，被禁闭了两三天。此事后来上报到热中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派人到苏军政治部找我商量如何要回这个小鬼。我向这位苏军中尉连长解释了大半天。我告诉他：我们解放军有些游击队十分缺乏武器弹药，往往是缴获敌人武器，但缺乏子弹，所以常常向战友讨子弹，互相转让子弹。他们不了解苏军纪律，触犯了你们的军法。但念在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童，就饶他这一回吧！那位苏军连长请示了马尔德诺夫少校后，释放了我们那个小勤务员。

　　又一次，苏军大尉沃罗比约夫带了一个囚犯来到政治部，这是苏军野战部队捕获的。此人向苏军炮兵部队索讨炮弹，也是违犯苏军军纪。我问他为何向人家要炮弹？他说，他从锦州撤出时带了几门A2式平射炮，但没有炮弹，他想苏军可能有。此人三十多岁，满口四川口音。我问他是什么部队？他说他是解放军辽西地方部队，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但苏军怀疑他是土匪，是奸细，要审判他，可能判他重刑。此人痛哭失声，乞求救他一命。我听他是四川口音，便问他“四川人如何到东北来参军”？经他说明，我才弄清楚，原来他是从延安来的，同我一样，是延安来东北干部团的一员。他在延安军事学院炮兵队学习过，原是西路军的干部。到热河后被分配到辽西军分区炮兵营当营长，到处寻找日本投降后散失在民间的武器，组建解放军。我问他延安的情况，他对答如流，件件对头。原来我们还是同学哩。我是1942年军事学院工程队学员，而他是炮兵队学员。后来，1943年我们工程队同延安大学俄文队合并成立了俄文学校，脱离了军事学院。那时，炮兵队又合并到军政学院去了。这位营长不懂得苏军纪律，以为苏联老大哥一定会热情帮助他组建炮兵，所以就向苏联驻军索要炮弹。沃罗比约夫大尉对我说：索要苏军武器弹药是可能被作为奸细处理的。就是苏联援助你们武器，也只能由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苏军部队根本无权向外国人转让自己的武器。又是经我再三向马尔德诺夫少校解释，说明这位营长是我在延安的同学，马尔德诺夫少校又请示了上校师长维克多夫，经军令处同意，才释放了我们这位炮兵营长，并且还送给他几门日式平射炮。

　　1946年3月，苏军从热河撤出，撤回到蒙古。我和杨信恭两个随苏军部队去到中蒙边界上的一个名叫“攸告吉尔”的小村庄。这是热中地委和热中军分区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侦察一下苏军撤兵的路线，以便将来万一有事时同他们联系。我和苏军撤到攸告吉尔后，由一位上尉科尔丘克接待我们，请我们看了几场电影，住了半个月左右，就派一个骑兵排把我们送回中蒙边界线。送了我们两匹马，一袋面粉，二十多瓶牛肉罐头，几斤白糖，两支日本造步枪和数十发子弹，两支日本手枪和一个指北针，每人一套西装，一双皮鞋和一件尼绒大衣。还告诉我们：向东南方走，逢山爬山，遇水过河，五六天后即可回到赤峰。我们两个在边界上向科尔丘克上尉告别后，就直奔东南方向去。整整走了一个星期，穿过莽莽大草原。3月时光，大地还盖满一尺多厚的白雪，这倒好，我们一路上倒是不愁没水喝。一路上经过许多牧场，每个牧场上都堆放着一米多高的牛粪堆，虽然有白雪覆盖，但却都是晒干了的牛粪，我们俩就把牛粪点燃取火、烧饭。我们的马背上驮有牛肉罐头、面粉、油、盐、面包等等，但就是没有水果和蔬菜，直到第七天早晨，我们才听到东南方有鸡鸣和狗吠之声，不用问，肯定那里有村庄。我们俩高兴了起来，跨马蹬鞍直奔鸡叫的方向。果然远远就望见一个有十多户人家和一个小林园的小小村落。我们进村下马，又向村民问路，哈哈，好得很，都是汉人，说的是东北话。村民见我们穿的是西装，高头大马，身背武器，多少有点恐惧，我们耐心解说，并拿出面包、罐头给他们吃，这才对我们放心。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这里已是林西地区（翁牛特右旗），而且是解放区。在这个小村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林西。巧得很，林西县长正好是我的一个老战友，名叫苟先学，是我1940—1941年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旅第四团第一营营长。其时我是他的部下，是第一营第三连的指导员。蒙老苟的盛情款待，我和杨信恭在林西住了两三天，把马和枪都交给了老苟，就乘长途汽车返回赤峰述职。到赤峰后，杨仍回热中军分区，我仍回热中地委。但这时已用不着俄文翻译了，因为苏联军队已经撤离，地委书记宋诚同志拟派我去赤峰市委任宣传部长。但我从未做过地方工作，抗战八年我都是在军队和军事学校工作学习，不会做地方党委的工作。于是，就派我去赤峰中学做青年学生工作，职务是教导主任。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是在热中地委组织部，要想再返回军事部门是比较费事的。热中地委执意要留我在赤峰市工作，我也就服从了。

　　1946年4月初，我去赤峰中学任教导主任之职。校长是原来的老校长，教务主任是从延安来的胡健同志，后来市委又派了一位姓丁的同志来赤峰中学。但胡健还不是党员，丁和我两个人也不能成立党支部，于是我们两个就被编在热中地委组织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记得组织部长姓郭，但记不起名字了。后来我和郭部长还介绍胡健同志入党。胡健夫人尚逊是赤峰附近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胡健带着两个小女儿在赤峰中学工作，又教书、又管理学校教务，还要抚养孩子，倒是十分辛劳。这两个小女孩大的叫妞妞，小的叫胖胖，长得十分可爱，我常逗她们玩。

　　在赤峰中学呆了约五个多月。在此期间，我同学生们相处得十分友善、亲密。课外组织学生展开文化体育活动，演些解放区的秧歌剧和话剧，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有约摸30来个学生参加。到8月间，我又带他们去赤峰以南解放军驻地演出慰问解放军。到10月底，赤峰陷落，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赤峰。我这30来个学生就都参加了解放军。

　　当时，在赤峰有一家日报叫《民声报》，是热中地委的机关报，四开小报。我一时心血来潮，把赤峰中学学生的文体活动写了一篇报道在《民声报》上发表了，不料这一来，竟被《民声报》社长何为和同志和总编辑鲁荻同志看中了。他们恳劝我去报社工作。经热中地委同意，我就被调到了《民声报》社担任编辑工作。

　　地委另派一位山西解放区来到东北的丁某到赤峰中学接替了我的工作。从此，我开始干起新闻工作。

　　初进《民声报》，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因为我本是个高小毕业生，从未接触过新闻工作。这时，倒有几位解放区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名人如周立波、华山、秋浦等人在这家报社工作，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遇。我就跟他们学编报、写标题、排版面，并且也不时出去采写些短新闻、特写等。这个《民声报》同时也是新华社的一个分社。当时各解放区的报社大都兼新华社分社。所以我们也时常给新华总社发去报道。我也就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了。

　　1946年10月，赤峰失守，《民声报》和从承德撤出来的《冀热辽日报》合并成《群众日报》，李锐同志任社长，暂时移到林西出版，还兼新华社冀热辽分社。1947年年初，我担任《群众日报》和新华社冀热辽军区前线记者，被派到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随军采访。这是因为我原来是个军队干部，比较熟悉军事和部队生活。这样，我在1947年初随同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志勇同志带了一个步兵连作掩护，从林西出发开往赤峰以南。这时，冀热辽地区的军事形势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几乎所有大、中城市，解放军则撤到广阔的农村地区发起土地改革运动，然后动员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军保卫土改果实。这一着棋走得实在高明。不过半年多工夫，从1946年后半年到1947年初，解放军就发展壮大起来了。新兵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作战。因为农民子弟分得了土地，所以士气很高。到1947年春，冀热辽军区的解放军就已转守为攻了，在国民党占领的各个中小城市之间寻捕战机打运动战。因为此时解放军还没有强大的炮兵，所以还不宜硬打攻城战，最好是把敌人引出城市到野外打运动战。因为敌人在野外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比较容易攻击。我就骑着一匹马，带着一支手枪在八纵和十一纵各师、团、营到处活动采访，给《冀热辽日报》发回了五六十篇部队生活和战地报道，其中有些由报社转发给新华总社采用。在我的写部队生活和战斗通讯的作品中，比较成功的是关于1948年4月20日解放军攻克隆化战斗的报道(爆破英雄董存瑞就是在这次攻坚战中牺牲的)。

　　隆化是位于承德和赤峰之间的一个小县城，当时由国民党第13军的一个团驻守。前文已提到，1947年春，解放军经过1946年土改、整训和扩军，已经壮大起来，虽然还不能攻坚，但已经开始反攻打运动战了。所以在1947年4月间就以一个师包围了隆化县城，目的是“引蛇出洞”，把南面驻守承德的敌军或北面驻守赤峰的敌军引诱出来，在野外伏击打运动战歼灭之，从而缴获一些重武器以武装自己。但是敌人已经看清了解放军这一手，就是不肯上钩，承德和赤峰的敌军硬是不肯出城去增援隆化守军。因为敌人知道解放军攻坚能力很弱，攻不下隆化城，他们用不着冒野外被歼的危险去增援隆化守军。果然，1947年4月解放军在隆化部署的“攻城打援作战方案”就未能成功，城也未攻下，援兵也没诱出来。但是，到1947年夏末和秋初，解放军在锦西以北的杨杖子地区却诱使敌军上钩了，国民党军队从锦州、锦西等城市出动了三四个师到热中找解放军。因为敌人也不能老是消极守城而坐看解放军在农村发展壮大，也想凭仗其精良装备逞逞威风以振奋士气。岂不知这正是解放军指挥部求之不得的好事。敌军几个师进至杨杖子山区，立足未稳，尚未建筑起防御工事，解放军就神速地抓住了敌军一个师发动猛攻。八纵、九纵两个纵队以主力攻歼敌军最薄弱的一个师，其余部队掩护、打援，激战一个昼夜，就干净利索地歼灭了敌军一个师，并立即转移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当敌人再调大兵来援时，已找不到解放军的踪影了。经过杨杖子战役，解放军不但缴获了大量新式武器，主要是大炮，而且士气大振，学习了运动战经验。随后又在初冬季节在叶柏寿、凌源、平泉、埠新等地区打了几仗，又缴获了一批美式武器。这样到1948年年初，冀热辽全区解放军就已转入反攻，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国民党军队只能死守城市，被动挨打，根本不敢出城野战了。就是在此种军事形势下，解放军在1948年4月下旬，又一次包围了隆化县城，摆出的架势依然是围城打援主要是打从承德方向前来增援的国民党13军部队。赤峰守敌是93军，前来增援的可能性极小。但解放军此次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完全是“虚围城、实打援”，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如承德守敌不出城增援，解放军就要强攻隆化城了，那么，为什么解放军看中了隆化城必欲攻取而后快呢？因为该城位于承德、赤峰和叶柏寿诸市之间，是各地守敌互相联系、支援的中枢要道。解放军只要攻占隆化，赤峰之敌就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承德守敌也失去一臂。

　　隆化的地形十分险峻，该城西北靠约500多米高的苔山，由城区沿坡而上，山后是峭陡的石壁。城南、城东和城北皆是开阔地。因此，必须先攻占苔山才能控制全城。一年前解放军围攻隆化之所以未能攻克，一则是因主观上并无攻城的决心，二则是因苔山上守敌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而解放军又很少炮兵。但这一次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如承德守敌不来增援，就坚决攻占隆化城。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战斗和整训，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威力较强的炮兵，有了一些攻坚实力。

　　从四月中旬开始，解放军就把隆化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城备战，针对地形训练攻城战术和构置攻城器具。约有50—60门山炮和较大口径的平射炮都部署在苔山西对面的山峰上，主攻部队是十一纵的×××师，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亲临指挥，而董存瑞所在的部队是新近才组建起来的一个独立师，该师战斗经验太少，武器配备也不够充足，所以只担任佯攻任务，从隆化城的东、北方向佯攻隆化城。因为都是平川开阔地，所以只能挖深沟慢慢接近隆化城，以吸引守敌注意，牵制其兵力，从而减轻攻苔山部队的压力。大约是5月25日凌晨，我军开始总攻击。其时我们几个记者，包括张维冷同志都在炮兵阵地后面的山坡上的密林中，程子华司令员的指挥所就设在此山坡旁的一个小山坳中，这是高纬度地区。凌晨4点钟天就朦朦亮了，无风无雨，大地一片宁静，东方现出鱼肚白光，风和日暖，典型的暴风前的寂静。但猛然间，半空中有几道白色的光束高高飞起，信号弹在朦朦亮的天空中蜿蜒起舞，紧接着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隆隆炮声。“炮兵发言了”，攻城部队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听到炮兵开炮时特别振奋欢呼，霎时间，对面山顶和山坡上烟火弥漫、飞腾。我军炮兵齐鸣，猛轰苔山上敌军阵地，打得敌人不敢露头。我攻城勇士们组成的战斗班组就利用敌人被我炮兵压制的时刻迅猛攀登云梯攻上苔山。这时，我军炮兵就升高炮口、延伸轰击苔山山腰，使敌人山下部队不能增援山顶守敌，以利我攻城步兵前进。这时，我为了看清地形和战士们的战术动作，就下到了×××师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在总攻令下达后三个多小时，约午前10时左右就登上苔山顶峰。从山顶向下眺望山坡，可以清楚看到步兵的搏斗和拚杀。有位李副师长躲在一块一米多高的大石块后面，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地形和指挥作战。我想给他拍一张照片，就手持相机离开这个大石块，从侧面拍照。但李副师长命令他的警卫员立刻把我拖回大石块后面，这时敌军机枪正冲着我射击，只见身后子弹打在地上冲起“噗哧噗哧”几股尘土，好在我还是拍下了两张战地照片，不幸的是，李副师长这时又向前沿走去，顺着山梁往下走，又不时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就光荣地牺牲在苔山顶峰下一个通向隆化城的山脊上。

　　董存瑞所在的独立师这时也从北面猛攻守敌，但他们缺乏炮兵，只能挖地道，用炸药包在敌人碉堡下轰炸敌人。董存瑞就是在用炸药包（敌人没见过，称它为“土大炮”）在敌人一个碉堡的地下坑道中点燃导火线时因未能迅速撤回而牺牲的！

　　只用了半天多时间，解放军就全部攻占了隆化城。我军攻下苔山后，城区敌军已是瓮中之鳖，缴枪不杀、放下武器了。当天下午，程子华司令员就下令把“隆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以纪念这位解放军勇士。因为董存瑞就是在这个中学附近的地下坑道中献身的。

　　这里必须交待一笔，在隆化战斗中还有几位爆破英雄也是壮烈牺牲的。比如在我写的《挂帅和点将》一文中提到的几名“元帅”(爆破手)和“大将”(专门负责用火力掩护爆破手，由爆破手点名掩护自己的机枪射手)中，就有两人在攻击苔山敌军碉堡时光荣牺牲的。因为在战斗结束后我急于写战报和通讯，来不及去连队查看阵亡将士名录，所以当时未能写明他们之中有谁阵亡。事后，过了半个多月后，我去他们连队看望当时组织“挂帅点将”战术组的老战士时，才获悉也有几位“元帅”和“大将”在攻击苔山守敌时英勇牺牲了。董存瑞牺牲的消息因为很快上报到了军区首长，所以我们记者组就立即派柏原、刘彦等去独立师采写董存瑞的英勇事迹。我当时是要尽快写出主攻部队攻取苔山的报道，所以未参加采写董存瑞的活动。

　　就这样，在三年解放战争（史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就是一个人、一匹马游流在热河、辽西和冀东几个野战部队中，有时活动在纵队、师、团指挥机关，但大部分时间却活动在连、营部队，同下级官兵们生活在一起。解放军有一条规矩：新闻记者在战斗中不得去营、连指挥所采访，因为这会增加基层部队的警卫任务，妨碍他们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平时我常去连队采访，但一到火线交锋时，人家就“送客”了，把我送到团以上指挥所。1948年10月，我又奉命去采访辽沈战役中解放锦州的大战，辽沈战役结束后，我才从前线回到后方(热河赤峰附近以南一个“营子”)，并在年底随报社经喜峰山进入关内，紧接着又以新华社记者身份被派到天津西四野第二纵队去采访平津战役——解放军攻占天津市的大战役。写了两篇有关解放天津的报道，使我感到光荣的是，解放战争大决战的三个大战役，我参加了两个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采访报道。我虽不是战斗员，也并非指挥员，但至少这两年(1947—1948)我是同解放军指战员们共同生活过来的。我文化水平虽不算高，但总还写了五六十篇反映解放军建军、生活和战斗的新闻通讯。但我自己知道，我只是个“战术记者”，即只能写些局部的战斗、生活等，而写不出对战争全局的观察与分析的军事报道，在我的新闻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几乎全是战士和班长、排长等，连连级军官都很少提到，更谈不上师、军等有战略地位的指挥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