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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馆
四川在线消息(四川日报记者 吴晓铃)乐山市中区安谷镇泊滩村，被碧绿农田包围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馆，显得古朴而雅致。史料馆墙上，“功侔鲁壁”4个烫金大字，远远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功侔鲁壁，是抗战胜利以后，为了表彰安谷百姓的护宝功绩，故宫博物院以当时政府名义颁发、由院长马衡亲笔书写的牌匾，意指乐山民众护宝事迹，已经等同于孔子后人在夹壁里藏书、让孔子思想得以流传的功绩。
故宫国宝转运途中
7月底，记者走进乐山追寻这段70多年前的护宝历史。虽然当年参与护宝的当事人已纷纷去世，但史料馆保存的他们的口述实录，仍然讲述着国难当头时的“草民承大道，布衣写华章。”
故宫文物南迁路线图
运宝——腾出宗祠存国宝
“你站的这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馆，当年就是保存故宫文物的7座宗祠庙宇之一。”76岁的史料馆创始人王联春告诉记者，在烽火硝烟的1939年，中路迁移的故宫文物从南京运抵重庆安放，然而紧随而至的重庆大轰炸，让故宫博物院发现此处不宜久留。于是，工作人员溯江而上，在乐山乡间的安谷镇觅得古佛寺以及6座宗祠，作为9361箱文物的保存点。王联春指着史料馆陈列的一张泛黄票据说，“当时的安谷人接到通知以后，二话不说就把老祖先的牌位搬出去腾出庙堂，换回的就是这种当时政府出具的借据。”
赵祠旧址
当年选中安谷宗祠，就在于这里远离市区，且宗祠四周大多有参天古树遮掩，可以避免日机轰炸。这样的选址最终验证了科学性。1939年，日机轰炸乐山，半城尽毁，但远在郊外安谷的文物，却躲过一劫。
近万箱文物走水路从重庆、宜宾一路颠沛抵达安谷时，正值枯水期，安谷也并没有一个可供大船停靠的码头，就只能用一条条木船和筏子把一箱一箱文物转运上岸。搬运的除了负责押运的士兵，就是当地的安谷村民。
史料馆里，当年曾参与搬运文物的安谷镇回龙村村民赵鸿发的口述实录，记载了那段历史：“1939年，文物从乐山用竹筏运往王落渡。在搬到易祠的库房时，我被保长赵树斌喊去搬运。从渡口到祠堂途中，每十步远就有一个岗哨。”赵鸿发很好奇箱里子都是什么宝贝，“但根本没人敢问具体是什么东西。”也许是因为太重或者紧张，搬运时，赵鸿发和乡民两人抬着箱子下竹筏，“我一不小心把箱子的一头滑进水里，当时押运的士兵以为我是故意的，还把我抓去关了一个多小时。”
国宝装箱
护宝——袍哥百姓主动巡逻
负责押运和看守故宫文物的有一个连的兵力。“几处文物的存放点荷枪实弹日夜看守，外人根本不准靠近。”王联春说。
赵鸿发回忆，“有一次，回龙村一个村民路过易祠，多看了几眼，看守的卫兵立即拉动枪栓，并警告他不许再看。那些当兵的白天黑夜都站着岗，要是靠近一点的话，马上问你干啥子的，一拉枪栓，我们只敢说‘干活的，干活的’，吓人哦，我胆小，更不敢东看西看了。”
不过，故宫文物运到乐山的消息很快传开，日军特务也开始频频出动打探文物的具体存放点。此时，乐山的袍哥和普通百姓便主动承担起护宝重任，“当兵的在最里层，我们本地人就在外围巡逻。只要在街上碰到不熟的可疑人物，就直接赶出去。”王联春说。
不仅如此，因工作需要，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招聘了十几位安谷当地人协助保护文物。史料馆馆藏资料显示：1939年文物运抵安谷时，16岁的窦洪海与哥哥窦怀福先后受聘，用他们的木工手艺，为各库房制作维修存放文物的木箱、木架、库房板壁、加固梁柱等。此外，回龙村的易泰安和易泰全两兄弟被聘为国宝保管、翻晒工，宋致清被聘为泥水匠，还有龙新海负责上箱，王铁匠的儿子一个当库员，一个搬东西…………
存放文物
窦洪海生前在接受史料馆访问时回忆：放置国宝的木箱长1米，高和宽均为0.5米，木板厚约3厘米。所有国宝都用棉花包扎后进箱，空隙处用稻草、棉花等填塞得紧紧的。即使是书画碑帖典籍，也要铺一层棉花和稻草，再放一层文物，层层加紧，然后钉牢箱盖，贴上封条，又以铁条加固，极为牢靠、严实。“由于包裹严实，这些文物在安谷期间一件也没有损坏。”
当年存放古佛寺的遗址残碑（记者 张波摄）
晒宝——印在盘子上的鱼“游”起来
运抵安谷的文物，都放在箱子里贮存，保管制度极为严密。王联春说，文物进库房后，每一件都登记在册，以箱分类编号，按序排列堆放，每库都有固定的专人保管。非办事处成员和库房工作人员，一概不准入内。库门上锁后即予封签，凡要进库需经办事处主任同意，3人一道启封开锁，并且逐项填写开箱登记表。平日，管理人员清扫库房，检查有无鼠啮蚁柱痕迹。每逢雨天，就检查是否滴漏，如有受潮，及时报告处理。
每年夏季天气潮湿，逢晴时均要翻晒部分文物，称作“出组”。每组5至6人，启锁开箱，按档案清册逐件核对无误后，搬出库房，堆放在场坝上晒太阳。如发现虫蛀、受潮、霉损，要在开箱记录表上详细列出，还要在清册上一一注明。负责警卫的士兵站立在四周，闲人可远看不得靠近。晾晒结束再装箱时，需全组人员同时在场，核对清册无误，钉死，签封，搬存原处。
由于监管措施十分严密，窦洪海等安谷人也鲜有机会细瞧文物模样。直到有一次翻晒文物时，办事处欧阳道达主任终于同意让大家近距离观赏文物。他叫人取来清水，倒进一个瓷盘。此时，大家惊讶发现印在盘子上的鱼儿居然在水中“游”了起来，这也是窦洪海惟一一次与故宫文物亲密接触。直到多年以后，安谷百姓才知道当年存放于乐山的故宫文物中，有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郎世宁的《八骏图》等多件国宝。
抗战胜利以后，9000多箱文物，又沿水路离开。它们有的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有的则远赴台湾岛，而留给安谷的，则是7块“功侔鲁壁”牌匾的褒奖。
70多年以后，一位叫王联春的安谷人，用了两年时间，耗费了一生积蓄近千万元，在当年曾经藏宝的“朱、潘、刘”三氏祠堂修建了故宫南迁史料陈列馆。在当地热心民众帮助下，已经散落民间的“功侔鲁壁”牌匾才回到史料馆。如今，这处“战时故宫”的所在地已没有一件文物，但它和那块斑驳的“功侔鲁壁”牌匾一起，见证了乐山为保存国宝贡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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