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细菌战历史

　　①

　　②

　　③

　　④

　　⑤

　　编者按：二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一场重要的细菌战审判很少被提及，这就是苏联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进行的伯力审判。这场审判发生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汉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被称为“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这场审判是国际上第一次集中公开审判使用细菌武器的战犯，对后来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审判也很有价值。本报特利用两个版予以集中反映。

　　掩盖与遗忘

　　二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关注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东京审判中，对于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许多罪行都未进行审判，其中就包括重要的细菌战。

　　1949年底进行的伯力审判是由苏联主导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伯力审判是第一次集中公开审判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同时也开了战后国际司法领域审判细菌战的先河，对后来关于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审判很有价值。同时，东京审判对731细菌部队、100部队及其他细菌部队罪行未提起诉讼，伯力审判也为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伯力审判被掩盖，离不开当时大的国际政治环境，在当时美苏进入冷战的国际形势下，东京审判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彼时苏联已将日本战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证据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均未被提起公诉，许多细菌战的发起者、指挥官最后都逃回日本，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事实上，当时美国为扶植战后的日本，放弃审判日本天皇，并低价买来日本细菌武器的大量样本、成果与资料。而一直到1981年左右，美国记者鲍威尔撰文揭露美国与日本的细菌战犯交易的事实，民众才逐渐了解这些情况。随着2000年后美国公布了一些国家档案，这段历史才真正浮出水面。而在当时对于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美国所做的就是不报道、不宣传。

　　战犯与罪行

　　伯力审判被告人一共12名，分别是：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佐藤俊二，平樱全作，三友一男，菊地则光和久留岛祐司。这12名被告人的军衔差距很大，级别最高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级别最低的是731部队的医务实验员菊地则光和久留岛祐司。其余的人，有中将，有少将，有少佐，有中佐，也有中尉，基本都是731和100部队的骨干成员。

　　为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法庭为每名被告人指定了辩护律师。同时，为了庭审能够顺利进行，还安排了日语翻译。在起诉书中列举的犯罪事实主要有四项：

　　（1）在中国建立731、100以及其他特种细菌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

　　（2）系统和大规模使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

　　（3）侵华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等流行疾病；

　　（4）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所有这些，被概括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

　　被告人受审顺序中，级别最高的山田乙三并未放在首个审判，而是先审判川岛清、柄泽十三夫，这是因为此前在东京审判期间，他们二人曾接受讯问，已交代部分细菌战罪行。当时的讯问笔录提交后虽未能被采纳，但他们已认罪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将这两个人置于庭审最前列，将十分有利于后面审判工作的进行。

　　经过数日审理，各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罪。12月30日，由审判长契尔特科夫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名义做出判决，判处被告人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4人在劳动感化营内禁闭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禁闭20年，西俊英禁闭18年，三友一男禁闭15年，尾上正男禁闭12年，平樱全作禁闭10年，久留岛祐司禁闭3年，菊地则光禁闭2年。同时告知各犯，在收到判决书副本72小时内，有权依照苏联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上诉程序，向苏联最高法院的军法处提出抗告。

　　审判后续

　　这些细菌战犯的最后下场如何？伯力审判战犯三友一男回忆录中记录了后续的事情。据三友一男回忆，他们接到判决书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被驳回，仍然维持了原判。尽管如此，苏联随后并没有将他们送到劳改营禁闭，而是连同其他一些日本军士，大约200来名，从伯力城转移至伊万诺沃市郊外的一个乡村，羁押在那里的第四十八将官收容所。

　　在收容所期间，战犯的待遇得到明显改善，不仅摆脱了原来的苦役折磨，活动较为自由，而且收容所设施齐全，甚至还可吟诗作文、娱乐消遣，乃至逐渐可以与家属通信。不久后判刑较轻的菊地则光（2年）和久留岛祐司（3年）服刑期满，先后被释放回国。而在1952年夏，高桥隆笃（25年）罹患脑溢血，死在收容所里。

　　战后日本与苏联不断进行交涉，促其遣返被俘人员。1956年取得重大进展，被押日俘得以大规模遣返。山田乙三因为年事较高，于当年6月9日即获遣返。余下的伯力城受审战犯（梶冢隆二、川岛清、佐藤俊二、西俊英、柄泽十三夫、尾上正男、平樱全作、三友一男），原定当年12月26日一同遣返，但不知何故，10月某天柄泽十三夫在洗涤室内自缢身亡。结果，12月26日只有梶冢隆二、川岛清等细菌战犯与其他日本战俘一起，先是乘坐火车返回伯力，再改乘日本兴安丸号商船回国。三天后，在京都的舞鹤港登陆。至此，昔日在伯力城受审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除高桥隆笃和柄泽十三夫客死异乡外，其余10人均被苏联直接遣返，得以在故乡岛国了其残生。

　　中国未曾参与

　　对于伯力审判，从证人到法庭中国都未曾参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至今中国所掌握的日本细菌战资料仍十分有限。从客观原因来讲，当年日本关东军撤退的时候，销毁了大量罪证。而在关东军败退后，东北被苏军长期占据；随后内战爆发，东北又重陷入战火，对于细菌战罪的调查工作始终无法正常开展。因此1949年12月苏联进行伯力审判的时候，并没有中国人参与。

　　伯力审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苏联进行访问。而同时苏联塔斯社全程报道新闻，国内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发布伯力审判现场的情况，并持支持的态度。不久后，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羁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及至1956年，中国在沈阳、太原两地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基本就是仿照伯力审判模式，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在当时受审战犯中，也有一名细菌战犯，叫榊原秀夫，曾是731部队林口支队的队长。在这场审判后，中国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研究，基本停顿下来。连带及之，伯力审判也逐渐被国人淡忘。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兴起当年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等赴日索赔运动，日军细菌战罪行再度引发各界关注。但是对于1949年底的伯力审判，一直缺乏专门研究。而在每年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活动中，往往也只谈到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对于伯力审判则罕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图①：731部队用来做细菌实验的被侮称“马路大”（圆木）的中国人。

　　图②：1945年10月1日击败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苏联海军步兵在位于辽宁的亚瑟港。

　　图③：1949年伯力城火车站外景。

　　图④：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石井四郎。

　　图⑤：日本战犯三友一男关于细菌战的回忆录。

　　（资料图片由孙家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