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为厚重的一本书——孙瀛洲：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和文献。孙瀛洲先生是我国明清瓷器科学鉴定的奠基人。孙洪琦先生继承父业，是当代收藏界令人敬重的鉴定大师。
朋友看到我的一篇博文《请专家鉴定：这些文明的碎片》后，打电话约见了孙洪琦先生。我们不是前往孙瀛洲古陶瓷学术研究工作室。孙先生是推辞了一个出场费很高的商务鉴赏会来赴约的，如果我事先知道孙洪琦先生，我是不会在星期天打扰先生的，也不会拿出随手带来的古瓷片让先生看。
然而，孙先生看的那样认真，我带来的几片元代钧瓷和明代清花瓷他都仔细地过目，用特用的放大镜细看。朋友拿出孙瀛洲捐献故宫博物院的书让我看。我立即被感动了，内心的敬意油然而升。
孙瀛洲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能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瓷器。
陶瓷专家李辉柄先生指出：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经过研究归纳，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工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
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生于1893年，祖上是山西人，明初大移民时和大槐树移民一同背井离乡到了河北，成为冀县人。孙瀛洲先生早年在北京的古玩店当学徒，1923年在琉璃厂开设了一间古玩店——敦华斋。战火纷飞的20世纪初期，大量文物被损坏盗卖，孙先生竭尽全力收藏了大批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孙瀛洲先生毅然将自己精心收藏的2900多件陶瓷精品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这是成化斗彩三秋杯，举世无双。（景德镇原厂发掘有个别残片，在传世品里它是独一无二的），成化斗彩在明代万历时就相当名贵，它胎薄而透明，从内里能看见外部的纹饰；色彩有红，鹅黄，姹紫三个色彩，姹紫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色彩。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先生一掷40根金条。
曾有一位外国总统，不惜血本要用五亿元的价格买走，国家领导人没有答应。
提起世界上仅存的这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孙洪琦有一肚子的故事：日伪统治时期，后门桥有家古玩铺要关张,想把货底子出卖还债,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去看货,看到斗彩三秋杯，一上眼就知道这是绝世珍品，而且是从宫里流出来的，他父亲讨价后花了40根金条把它买了下来。
孙瀛州得到三秋杯后秘不示人，就连家人也不让看。他一个人在屋里把玩，不许任何人进去。有时竟忘记吃饭，叫几次才答应。
孙先生母亲说，你爸得了宝贝，有点走火入魔了。
解放后，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经常光顾古玩铺，一来二去，孙瀛州和彭真成了好朋友，将自己收藏的精品文物让彭真过目。彭真市长对斗彩三秋杯赞不绝口,说这是国宝，父亲当既表示：愿意将这绝世珍品捐献给国家。彭真市长夸赞父亲是一位开明绅士。
一天晚饭后，父亲把全家人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大家说：有样珍宝，我要捐献给故宫，你们还没有见过，现在就让你们看一眼，以后就看不见了。
父亲走进里屋，拿出了三秋杯。我们看见此物薄如蝉翼，造型优美，绘画生动，蝴蝶栩栩如生，青花发色艳丽，五彩鲜明。杯底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楷书款。
孙瀛州诞辰110周年,故宫博物院专门举办了‘孙瀛洲捐献陶瓷展’。当时有记者提出要将三秋杯从展柜中拿出拍照，故宫博物院坚决不同意，怕万一有闪失而将国宝毁于一旦。
1950，为抗美援朝，孙瀛洲先生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孙瀛洲先生将毕生精力收藏的文类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仅陶瓷一项即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56年，孙瀛洲先生到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孙先生总结古陶瓷鉴定经验，发表了《谈哥汝二窑》、《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定》、《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瓷器辨伪举例》、《元明清瓷器的鉴定》、《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续）》等论文9篇，另有未刊遗稿《论古月轩瓷器》1篇，文章中归纳的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孙瀛洲先生毕生实践中提炼出的精辟独到的见解，为中华陶瓷艺术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
做为孙瀛洲的传人，北京孙瀛洲古陶瓷研究工作室总顾问，孙洪琦先生有着和父亲一样的高尚品德，虽然在文物界和收藏界大名鼎鼎、无人不晓，但他却谦和仁义，社会各界的藏友都爱和他交朋友。请他给“掌眼”，听他的鉴定课。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孙洪琦先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市文物局第一期文物培训班。在这段时间里，他系统地接受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正规培训。
孙洪琦先生在兵姐姐的老家山西工作过。那是“文革”中的事情了，孙洪琦先生的父亲挨批含恨离世，受家庭牵连，孙洪琦被“发配”到山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孙先生白天干活儿，晚上就在脑子里琢磨古董。
山西是我国的文物大省，民间藏有大量文物。孙洪琦先生见到瓷器就仔细观察，判断它的年代和窑口。从中找出规律，逐渐积累起丰富的鉴定经验。
1980年，孙洪琦先生回到北京，安排到一家工厂工作。工作之余，孙先生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古玩鉴定上了。前些年退休后，孙洪琦当上了北京孙瀛洲古陶瓷研究中心主任和首席鉴定家。
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许多专家被重利诱惑，把赝品说成真品，并为其出具证明。孙洪琦先生坚持原则，像他的父亲一样，热爱艺术，把艺术看的比金钱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孙洪琦先生的两个姐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香港，她们都是富有的收藏艺术家。孙先生不为金钱所动，坚持在国内研究，孙先生和山西有感情，虽然文革时期是下放山西，但他感恩山西这块厚土的对自己养育，他视自己为“大槐树的子民”，他很少参加各种商业运作活动，是收藏界德高望重的鼎足鉴赏家。古人说，家有良田万亩，不如钧窑一件。
一次,一位外地人拿了一件钧瓷请孙洪琦先生鉴定。说这是一件钧窑出戟尊，烧制得非常精美，底下刻制了一个10号。钧窑的官器走编号，从1到10，号越大，东西越小。
一上手，孙洪琦先生就开始置疑。因为这物件在当今流传的非常少，不能轻易断假。并且这位外地人肯定地认为:我的东西没问题，前些日子，我有一个碎的，都碎成了片，卖出了4万块钱给一个收藏家，他走过了全国许多鉴定机构，都鉴定是真的。见来人把话说绝了，孙洪琦先生不好再说什么。
来人临走时，把东西包装好，包上纸盒，上面拴上一根绳，是鞋带系的，但他只系了一扣，当他刚要出门时，绳断了，“啪”的一声，物件摔碎了。
孙先生拿到瓷片，从里到外的看，从釉色、器型、手头、胎质，发现胎质和钧窑的出入非常大，钧窑是香灰胎，而这物件的胎质很疏松，肯定是假的。这位外地人认了输。
元青花在收藏者的眼中是宝贝，出自内蒙古。有一天一位内蒙古的藏友抱来一个花高价买来的元青花瓶，让孙洪琦先生鉴定。来者给孙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几个农民在家刨地，刨着刨着，刨出一个大铁锅，这铁锅巨大无比，按目测得有300多公斤。猜测是当年军队做饭的东西，掀起铁锅之后，发现底下埋着一个瓷瓶，画着龙纹的元青花梅瓶。于是,千里迢迢来到北京鉴定，想要出售，挣大钱。
孙洪琦先生拿过瓷瓶一上眼，就看出许多疑点，第一，此瓷瓶长期埋在土中，元代距今700多年，应该有土沁，可这物件为什么没有？跟新瓷器一样。搞收藏的都知道新瓷器有贼光，而有的老瓷器也有光，也会产生很强的光，但是叫莹光，是发自器物内部自然产生的光。而这个梅瓶虽然做得非常精美，还是有贼光，是赝品无疑。还有许多藏友拿来元青花和明代早期宣德的瓷器来请孙洪琦鉴定，孙洪琦都一一给人鉴定并讲明白。
很快到了午饭时间，大家和孙洪琦先生共同用餐。先生牺牲了星期天休息时间，并推去有效益的鉴定活动，让我感动，所以，准备好请客的。然而，先生却让徒弟结帐买单，我再次被先生所举感动。饭后，先生亲切地接受了我的采访，畅谈中国瓷器艺术及发展。
我提出和先生合影留念，先生欣然同意，当时我想照一张站着向先生求教的照片，先生一定要让我坐下来。虽然我是晚辈，三张照片却都是和先生平坐。由此想及，站立高的未必就是高大的，一个人的行为决定着他的高大与高尚。
孙洪琦先生值得我们学习。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把自己的财富、智慧都奉献给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孙先生这样的人是我们民族的国宝，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国家能拥有这样优秀的学者，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富强，因为富是物质的，强是精神的！
我从内心发出深深的祝福，祝福我们中华民族，祝福我们民族拥有渊博的古陶瓷文化和艺术，祝福收藏界拥有德高望重的孙洪琦先生，祝福所有像孙洪琦先生一样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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