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恒丰钱包：新加坡大选为中国带来什么？

　　新加坡什么时候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言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当为之起点，亦有人谈2011年李光耀与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一同从内阁引退才作其始。而继今年3月李光耀百年之后，新加坡独立以来首次没有他“压阵”的大选于当地时间9月11日23时33 分开始宣布投票结果，则让这一个问题的讨论变得愈发现实。

　　当大选以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赢得国会89个席位当中的83席，工人党则占得6席告终。这样一次大选或许并无悬念，但却仍造就了无数可能，且其之于与新加坡极其相似的中国同样值得深思。

　　新加坡的“成人礼”

　　在国父离世之后，借由此次大选，新加坡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的“成人礼”。从此次选举结果来看，人民行动党确实取得了胜利，再次延续了自1959年以来的执政地位，不仅绝大部分行动党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比上届更高，更一雪前耻从工人党手中夺回榜鹅东选区。只不过，如果说2011年执政党得到总票数的60.14%，而反对党则拿到了近40%的选票，曾让外界惊呼威权模式变脸、新加坡即将变天，今天的结果或许同样令人惊诧。

　　2011年曾在阿裕尼集选区以54.71%对45.29%的得票率险胜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工党，此次继续维持了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赢得了该选区50.95％的选票。另外，尽管工人党痛失榜鹅东选区，不过仍在后港选区扳回一局，以57.69%比42.31%，取胜人民行动党，保住了在这一选区的席位。这也使得在国会总的席位当中，工人党依旧占据6个席位。且若观根据提名形式，作为新加坡在野党首次全面征战所有89个选区的一次大选，其中所凸显出来的在野党愈来愈不甘于充当陪衬的状况，或许更足以给欢庆胜选的执政党当头一棒。

　　新加坡大选执政党大胜

　　尽管诸如工人党在内的新加坡各反对党，依旧言称无意挑战行动党的执政，但今年的选举结果却也向外界证实了2011年大选反对党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在经历了行动党长达数十年时间里一党掌控新加坡后，新的势力正在崛起。而就在人们唏嘘新加坡以及人民行动党当前面临的这样一种现实的同时，这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共而言，或许同样是一份借鉴。

　　相似的新加坡与中国

　　诚然，围绕新加坡威权政治不应为中国仿效、淡马锡模式不适合北京的讨论有许多。不过，不容质疑的却是，两国确实存在很大的共同性。无论是同属于东亚地区，还是具有相似的国情、同属华人文化圈、都反对一味的西化，均使得两国在诸多问题的处理上都秉持着极为相似的态度，并采取了极其类似的手段。而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两国亦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

　　一边是效仿西方建立起来的多党民主制，另外一边则是一党执政、诸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制度，乍看起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无论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与中共的执政方式，还是两国的具体运作模式都有着相当多的相似性。正如诸多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威权政治是中亚和东南亚国家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和新加坡则是这两个地区中实行威权政治体制的典型国家，且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二者不仅在国内都拥有极高的政治权威，主张强政府、以政治核心集团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还同样提倡渐进式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以经济繁荣来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和他国的尊重。

　　而在中国发展自身的过程当中，更视新加坡为学习的榜样。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很多中国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和温家宝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总体说来，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到现在不仅继续对经济社会感兴趣，而且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它国家所能及的。

　　这样一种相似的经历以及文化背景，往往会令两国人民对彼此萌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只不过，就在外界皆钦羡两国因采取集中的政治管理模式、借由对外开放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隐藏在光鲜经贸数字背后的，还有同样的隐忧。

　　中国同样难避的生长痛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曾比较过亚洲四小龙当中的台湾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台湾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而会生存下去，而新加坡政治制度会在李光耀先生之后很难生存。诚然，简单地把新加坡和台湾归类成“威权政体”或者“民主政体”或许并非合适，毕竟每个地区的政情、历史积累都不一样，所产生的政治体制也必然不同。

　　不过，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行动党在新加坡一直维系执政党地位，政治的稳定虽有效地维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国家安定与经济增长，但这样一种看似不可撼动的地位，却也使其养成了一种不顾忌人民感受的“权力傲慢”和把人民视为“子民”的家长作风，并埋下了不少问题。

　　一方面，长久以来，行动党领袖主张“好政府主义”，认为政府应该为人民包办一切，但新加坡民众开始对行动党“胡萝卜加大棒”的执政方式产生反感。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当有选民表示，“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负责任的父亲，但过于严厉。总是自认为是精英，比你更懂得你的利益在哪，他们为你决定、照顾你。当你天真不懂事，你需要父亲为你做决定；但是你成人了，你自然需要他尊重你”时，其实人们都不会感到太过于惊讶，且同样的批评在中国亦不鲜见。

　　而在另外一方面，当对新加坡的管理权越发成为类似于家族世袭权杖，便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既得利益者愈发扩大地权益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冲突。尽管新加坡已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少贪腐的国家，但仍不可完全避免这样一种问题的发生，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则更为突出。

　　本次大选，与其看作是“新加坡模式”的终结，或者新加坡现有政治完美无缺的证明，毋宁看作新加坡在政治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不管李光耀在不在，新加坡已经在变。只不过，不知道中国是否能像虚心向新加坡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那样，不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此次的大选，而是从选举背后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当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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