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有没有政治信仰

　　道教徒有没有政治信仰

　　道教徒有没有政治信仰？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怪异。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基本概念是：在当代中国，政治信仰总是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相联系，而宗教则是同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相挂钩，两个体系相互对立，不可融合。

　　近些年开始对这个概念产生怀疑，因为从阅读的大量历史文献和实际接触的道教中人来看，似乎并非如此。

　　于是，首先向道教的老师——老子提问：您老人家有政治信仰吗？

　　回答是：有。

　　您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呢？

　　答：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您关于政治的基本观点有哪些？

　　答：

　　第一，国家政治的基本目标是使老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拿你们现代人的流行词语就是努力建设小康社会。

　　第二，为政者要“爱民治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许也是老子他老人家的未尽之言）。

　　第三，推崇节俭吏治，“去甚、去奢、去泰”，“不贵难得之货”，反对铺张浪费，提倡低碳生活。第四，持守“慈、俭、不争”的社会风尚。第五，要和平不要战争，“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第六，“道法自然”——这大概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大略如此。

　　有了老子的答案，他的学生——道教是否有政治信仰就迎刃而解了。

　　在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里面，以《道德经》中的政治思想为基础，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图实现“太平”之世。起初，一批道教徒私相传授这部经典，希望有朝一日能影响到朝廷。但是，这些信息非但没有传递到皇上的头脑，既得利益集团还以“涉嫌谋反”的名义，把作者甘忠可关押起来，谋害致死。甘忠可的弟子们不服，他们联合朝廷中的同志，利用皇上疾病缠身的机会，终于把《太平经》的观点灌进皇上的耳朵，使得西汉的第十三个皇帝哀帝成为第一个宣布皈依道教的皇帝。可是，这批道教精英急于求成，过早地提出了改良朝政的主张，遭到改革对手的强力反弹，终归失败。

　　当时道教并没有因为西汉后期这起事件而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形成太平、五斗米、缅匿三大教派。太平道高举《太平经》的旗帜，发动北方广大地域内信奉道教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计划夺取中央政权，结果，还是失败的命运。而张鲁的五斗米道割据于今陕南川北地区，实行人民自治，不设官吏，由教职人员负责人口统计和税收；经济自给自足，生活部分供给制；道德教化为主、法制为辅，不施死刑。其基本特点是以德治国、诚信守规、人人平等、平均主义。这种改革试验持续30年，后来被曹操以武力终止。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两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五斗米道在这一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试验，并把它作为我国人民公社化制度的历史依据（结果，东施效颦，失败了）。

　　当时一再发生的这些政改事件，其所以都未能成功，最根本原因恐在于超出了同时代政治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承受能力，是一种超前的政治消费行为。另外，道教毕竟是一个宗教组织，它可能从本质上就难以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无论如何，从此之后，道教出现了重大的转型。从制度层面上再不干预政治了，而是着力深化和实践老子的“三生”思想——生命、生态和养生，专心培养神仙。

　　老子的政治理想对于道教来说，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情结，不甘心就这样退出。于是，有了两种变通的方式：一是十方丛林，二是“山中宰相”和“一言止杀”。其中丛林制就是吸取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以建立政权为手段而实现理想的教训，认识到宗教组织作用在社会管理中的局限性，改而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建立一个个宗教理想俱乐部，不求“世界大同”，但求“独善其身”。而陶弘景、丘处机的个人行为，也能在乱世之中“曲线救国”。

　　最近读到茅山道教在抗日战争中的义举，可歌可泣。又有陕西宝鸡道士龚皓然历清末革命、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以天罡神针为抗日将士和民众治伤疗疾，爱国报国的拳拳之心矢志不渝，最后冤死于恶政年代，诚为可敬可叹。

　　综上数例，难道不是道教徒的政治信仰吗？

　　当政眼下强调的“爱国爱教”，其中实已蕴含着了宗教界的两种信仰，爱教是各自的宗教信仰，爱国就是共同的政治信仰；由此也不难推演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并非冰炭不同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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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樊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