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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正在迎来又一轮的雾霾天。据环保部卫星遥感监测结果显示，12月19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灰霾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20日扩大至66万平方公里，重霾面积由36万平方公里扩大至47万平方公里。环保部20日晚通报称，截至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７０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已有半数以上城市出现空气重度及以上污染。
面对大面积的雾霾，环保部于20日下午继续组织开展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趋势，研讨对策措施，部署应急应对工作。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很多城市已经发布预警：北京、邯郸、廊坊为红色预警，天津、衡水、德州、濮阳等14个城市为橙色预警，淄博、开封、沈阳等12个城市为黄色预警，秦皇岛等4个城市为蓝色预警。
当空气重度污染之后，我们的生活会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不妨以备受公众关注的中小学生上课为例。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如果是空气黄色预警，政府就会“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减少体育课等户外运动”；如果是橙色预警，“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如果是红色预警，那么“中小学、幼儿园停课”。问题在于，如果红色预警增加，发生连续7天的严重污染，那么中小学和幼儿园就真的该停课？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并非是不可能。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根据近几年的情况分析，北京在冬季供暖季、气候变化交替期，容易引发持续多日的空气污染过程，2014年的2月、11月就连续发生了7天、4天的重污染过程。
如果今后再多次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小学就真的停课？在我看来，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当很多地方政府推出针对空气重污染的应急预案时，是以空气重度污染作为非常态而予以考虑。但是从过去这几年的经历来看，中国华北很多城市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常态，而非污染已经成为例外。以石家庄为例，中国气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石家庄平均两天半迎一场霾、良好天数仅有43天，其中153个重污染天。
当雾霾成为常态之后，那么我们的应对措施就应该发生变化。如果中小学和幼儿园因为红色预警就应该停课，那么就会严重打乱中小学的教学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一有橙色预警就停课，实际上对很多中小学生并不公平：在中高收入家庭视为标配的空气净化器对很多低收入阶层来说则是是为奢侈品，假如重度雾霾就该停课，那么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低收入阶层的孩子在家遭受雾霾，而高收入阶层的孩子则在家里启动空气净化器。
一个更可取的方式是，在那些雾霾已经成为常态的城市，更好的办法是让空气净化器等设备成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标配。一旦发生空气中毒污染，学校等可以成为空气避难所，而不是相反。这像国外很多学校的防震标准大都高于普通民用建筑，一旦发生地震，学校等公共场所可以成为临时避难设施。事实上，已经有少数国际学校通过在体育场搭建可以抵抗雾霾的“穹顶”把室外体育场变成室内体育馆。当然，这种改造耗资不菲，非普通中小学校无法承当，但是在学校教室等其他室内场所安装空气净化器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很多家长都愿意为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出力。
可能我的这个选择会被说成是鸵鸟政策，因为这并不是雾霾的治标之策。需要指出的是，在雾霾无法短期根治的当下，或许正视雾霾存在、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方案才是明智之举。研究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的学者经常会遇到一个选择题：面对工作场所产生的可能影响听力的噪音污染，是加大投入减少噪音还是佩戴可以降噪的耳机？在技术进步并不能立竿见影的时候，或许更好的办法是佩戴耳机。这并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案例。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对工作场所的噪音规制太过于僵硬，要求工厂购买更为昂贵的降低噪音的设备，却不允许工厂让员工购买保护耳朵的耳塞——尽管这个办法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而且其成本却远低于政府的规定。如果员工戴了耳塞，尽管工作场所的噪音还在，但是因为有了耳塞的保护，噪音已经不会对员工的健康产生损害。
事实上，这个社会还广泛存在着类似的例子，比如劳保用品就是如此——这些用品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消灭这些污染的成本太高，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它的存在，而采取成本更低但同样可以达到健康的方式——比如焊接工人戴的防护眼镜。空气净化器和防护口罩也是这个道理：尽管雾霾天还是存在，但是因为有了这些防护设备，雾霾并不至于会对个人健康造成影响——很多口罩已经能够过滤99%的PM2.5。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个体也可以承受这种成本。
当然，如果有低收入阶层无法承担此成本，也可以通过民政部门对低收入阶层发放口罩或是第三部门捐赠口罩的方式进行。总而言之，在那些雾霾成为常态的城市，如果还是以应急措施来应对雾霾，那就会产生风险和应对措施的不匹配，而这将会损害公民的身心健康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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