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今年起,昆明交通协管员开始对机动车违法停车粘贴告知单。据介绍,昆明市机动车保有量去年12月已达215万辆,而有限的泊位使违法停车成为近年投诉热点和交警管理难点。昆明市现仅有1300多名交警,每天实际上路执勤的不到一半。尽管交通执法面临警力严重不足,但这一做法是否合法还是饱受争议。
点评:交通协管员给违法停车“贴条”行为并非公民举报,因为“条”上加盖了交警机构的公章,表明“贴条”是出于交警部门的意思表示。这也并非委托执法,而是交警部门自身在执法。
行政处罚法规定,收集违法事实的证据应当由执法人员进行。协管员并不具有这一身份,其提交的“贴条”以及违法停车的图片在法律上只是违法事实的线索或者信息。如果交警部门仅以此作为证据作出处罚决定,那么此证据因收集人的身份不合法而存在重大瑕疵,司法机关可以证据不足或者缺乏证据的理由判决撤销交警部门的处罚决定。
面对日趋严重的“城市病”,行政机关引入辅警协警一类的“赤脚医生”参与治疗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应对之举。尽管饱受争议,因协管员“贴条”引发的诉讼倒不多见。被“贴条”者的普遍沉默既是无奈和善意的容忍,也不妨解读为社会共识对治理需求的一种表达。立法机关应当回应这种需求和共识,修改法律明确协助执法的界限,以规范行政机关的自主创新。行政机关则应当严格规制协助执法行为,以避免权力滥用和行使失范。
惩治失信需要防止过度治疗
新闻: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将把在12个月内有两次及以上逾期交纳电费、违约窃电等行为的用户信息提交给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由此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会被提供给各类金融机构参考。用户在办理贷款、出国签证、就职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该项规定从去年5月已经开始在杭州市实施,今年将扩大到全省电力用户。
点评:惩治失信的通常做法是为失信者设置障碍,甚至让失信者举步维艰。失信记录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资格惩罚,而法治的任何处罚都要讲公平正义。
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质疑。一是认定失信的标准。如果因为价格过高或者经常断电等情形导致拖欠电费,其首先是一个民事争议。按照浙江国电的逻辑,物业公司将不满物业服务拒交物业费的住户、供暖公司将因室内温度不达标而拒交供暖费的住户皆可以失信向征信机构提交。如果企业罔顾民事争议未有定论而指责失信则有假公济私之嫌。二是征信机构是否需要核实不良信息。试问物业公司提交拖欠物业费的住户信息,征信机构会如所述记录吗?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不问青红皂白就照单全收的做法其实是给与垄断国企的“超国民待遇”。三是失信记录导致被限制资格的范围。劳动权属于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对其限制只能由法律作出规定。由此可追问惩治失信是否可以限制失信者例如结婚或离婚等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
惩治失信不能过度治疗,违背法治原则和精神的惩治也是一种失信。
纠正车窗抛物不能单靠罚款
新闻:近日,武汉市悄然取消已施行3年的“车窗抛物”有奖举报制度。该制度规定,有效举报的可以获得100元奖励,而被举报的不良行为人将被处以50元罚款。然而,统计显示,被举报的车窗抛物者近半数拒交罚款。
点评:与杀人越货等大恶比起来,车窗抛物、闯红灯、随地吐痰等等,只能算是伤风感冒一类的常见小病。小病不治,亦能酿成大错。
行政机关急切纠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处方偏离药理。举报人提供的车窗抛物视频或者图片只是违法行为的线索或者信息。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程序中的调查取证必须由执法人员进行,而举报人并不具备这种公务身份。况且,拍照举报还涉及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如果要求行政机关派出大量公务人员查处众多的微小违法行为,行政成本也将不堪重负。还好,武汉市开始纠偏。
治感冒重在预防,譬如疫苗可以产生抗体来清除有害细菌或病毒。媒体高频度曝光酒驾就类似于定期注射疫苗,我相信这些符号疫苗扼杀了不少的酒驾欲望。而就病体康复来说,强健的体魄才是基础机制。文明行为规则的思维操练应当从幼儿园就开始普及。想要“勿以恶小而为之”成为社会的普遍常识和行为规则,单靠一个“罚”字是万万不能的。
校园防腐应当鼓励公众参与
新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曝光校服腐败案件。2012年至2015年期间,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通过采购学生校服收取回扣或提成。一套单价80-100元的校服被利益链条层层盘剥就达12元之多。该案涉案者众多,部分教师也参与收受提成。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涉案人员利用了上级部门制定的“服务企业目录”进行违规操作。
点评:垄断是公立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偏离公共服务职能堕入“弃责争利”的温床。
公立学校资产属于国家,却常常被教育行政部门看作自己的“部门资产”并用来在市场上为内部人牟利,同时还无须承担资产所有者的责任。教育部门对学校的垄断性管理权力,更是排除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常常失效,恩施州的校服腐败反而利用了这种监管。从义务教育的公益性考虑,社区居民和学生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方式。学校办的好坏与社区、家长息息相关,教委主任不必担忧动员参与遭遇冷场。
公众参与管理的方式和范围当然需要深入探讨。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如果公众参与管理和监督学校的集体采购项目,腐败发生的几率肯定会大大降低,何至于一件校服就攻陷了众多的中小学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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