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报第286期：“田中奏折”其实并不存在-搜狐

　　1.绘声绘色的故事

　　这是一个诡谲的传说，《田中奏折》的来历，当初被报刊媒体绘声绘色的传出：蔡智堪是台湾出生的日本富商，他声称某一天晚上，买通了日本皇宫之书库官，而蔡智勘在某个夜晚里，自己乔装打扮成补册工人，潜入皇宫书库，用足足两三晚的时间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亦即是田中献上天皇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交到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之手。不过王家桢的说法也不一致，他说，是一个在日本政友会之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给出的，此人名字叫做蔡智勘。此份文件在1929年经时事月报十二月刊及其他媒体公布。

　　这篇文件说的是1927年7月25日，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该文件甫经披露，即在全球激起强烈反响。面对世界舆论的反应，日本政界要员纷纷出面矢口否认奏折的真实性。但这激起了中国乃至国际间对日本的强烈敌意，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增长。

　　2.战后并没有发现原件和佐证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中外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自那以后对亚洲和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巨大的震撼。然而《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没有发现田中奏折原件，更没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佐证。第二，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一直否定“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早已变幻，这些曾经的政界元老仍坚持没有有这样奏折存在。日本对华友好的“左派”学者，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如今《田中奏折》被视作与锡安长老会纪要（著名的政治伪造文件）并列的伪造而影响巨大的文件。但日军后来的战争路径，冥冥中却与这份伪造文件所示之路线不谋而合。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何应钦，顾祝同等中国将领作为中国战区代表接受日军投降。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说，“八年来抗战之经过，每届七七，应钦均有纪述，于今抗战已获胜利，建国正待努力，......最后一年之抗战经过，及办理受降情形，使成一完整之史略。”

　　3.苏联情报机关收买的日本间谍

　　《二十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公布一些解密档案，苏联特工人员曾经在中国东北招募到了日本人安倍，安倍于是在短时间向苏联人提供了大量来自日军参谋部，朝鲜军（驻朝鲜日军），关东军参谋部，宪兵总部，日本警察局，朝鲜总督府，军事情报部和反间谍机关文件。而正是安倍提供了这份著名的《田中奏折》，安倍被苏联人从汉城调动到哈尔滨，据说自他出现在满洲，提供给谍报站的情报剧增，苏联谍报站长不得不请莫斯科总部增派翻译。莫斯科曾经在文件里这样说 "在你们寄来的一封信，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即参谋部第二部关于满蒙问题的报告，你们寄来了他们的译文，这份文件极为重要，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

　　苏联情报机关对安倍此人评估如下，“提供有关宪兵队，日本军事使团以及白俄侨民工作的宝贵情报，文件材料。....为我们工作有两个动因，钱和冒险，很擅长在日本各机关建立联系....”

　　4.满洲（中国东北）成为各国势力的角力场

　　当时苏联驻满洲（中国东北）情报机关，不得不与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打交道，当时在中国东北有许多由俄罗斯侨民组成的组织。比如白军头子佛兰格尔在巴黎建立的俄罗斯合成军队协会，基斯利芩将军为首的帝制正统主义联盟，还有在柏林建立的俄罗斯真理协会，在哈尔滨都有分会。而白俄流亡的俄罗斯合成军队协会，在大连，沈阳，哈尔滨，天津，上海都有组织。归附俄罗斯保皇的白俄侨民青年组织有“火枪手联盟”，俄罗斯情报人员民族组织。而最有影响的法西斯政党有俄国法西斯党，包括俄国妇女法西斯运动，甚至包括法西斯娃娃联盟（5-10岁），还有军事化组织，以积极反对苏俄政权为目的萨哈罗夫将军为首“远东俄罗斯志愿者团”，甚至还有谢苗罗夫为首领的远东哥萨克组织。而日本反间谍机构常常与这些组织合作。当时的满洲，于是成为了苏俄，白俄侨民，以及日本等各国势力角力的斗兽场。

　　哈尔滨经常发生白俄侨民与苏俄青年斗殴事件，常常动用武器，棍棒和手枪。白俄侨民为了维护秩序，在中东铁路西段布置“火枪手”，建立军事联盟，军队甚至有配有军事旗帜以及肥大的黑色军服。而坚持让罗曼诺夫王朝回归俄国的帝制正统主义者，则被日本情报机关渗透利用，不过到了1933年至1934年，俄国人苏普诺夫竟然让日本人相信，中东铁路的帝制正统主义者早被苏联情报机关收买。于是日本人又反过来打击逮捕帝制正统主义者以及白俄的青年联盟。

　　5.石原莞尔被排挤出军队

　　虽然田中奏折最终被证明伪造，但日阀保全自己在满洲利益之野心与此不谋而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铁三角”的永田铁山，小田敏四郎，冈村宁次在德国巴丁温泉聚会，企图改革陆军时弊，并纠集组成二叶会，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持其研究之“战争论”，由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由此对满蒙问题进行讨论。实为“九一八”事变准备态势之开始。石原莞尔的战争理论“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最终关东军在此战争理论鼓舞下，炸毁柳条湖铁路，炮制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满洲作为殖民地。

　　石原据说是当时为数不多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日本军人，但他的战略野心也仅止于占领满洲，并对付苏俄。到了“七七事变”，石原莞尔把持的参谋本部却持“不扩大派”主张，而武藤章调侃他“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石原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因为政见不同而持续恶化，石原不断遭到排挤，最后编入预备役并直至退役。此后石原始终宣扬日本的国力扛不起太平洋战争，这些言论使得来监视他的警察，宪兵几乎成为其信徒。石原莞尔在战争后期的无所作为，导致他只是在东京军事审判作为证人，而并非战犯。

　　6.请命救亡的学生哪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便不赞成学生通过罢课、示威的方式来抗日，“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么！”。1931年12月13日，蔡元培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一份劝阻学生来南京示威的电报，而在当年12月15日，蔡作为北大老校长、大学院院长，与两千名请愿救亡抗日的学生对话时，被冲动的学生打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一书记载，当时蔡元培“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随后学生们将蔡元培绑架，“向门外冲出”。《蔡元培年谱》则记载，“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也有残疾，蔡老先生被强拉着拖行几百米，右臂红肿异常。”不过蔡元培并不责备学生，只是认为自己未尽到一个教育者的职责。九一八事变主谋石原莞尔曾评价中国说：“中国的爱国学生更是世界上最乱的，他们起哄闹事把平民推上前线，自己转身就走掉了。”

　　图为918事变后，亲自出来接见学生的蒋介石。当时学生以罢课、示威的方式进行抗日请愿外，其实鲜有人参军。据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一书对50名东北流亡学生的调查，在日伪政权中任职的倒有13人，占26%，流亡到“国统区”后读书和工作的42人，占84%，在共产党控制地区工作、参军26人，占52%，流亡后返回伪满洲国上学或抗日的3人，占6%（包含多次流动，数据有重叠）。据华彬清《1949年之前的南大党组织》一文记载，1932年1月29日，南京各界五万人欢送十九路军开赴前线，当时仅有4名中大学生报名参军，赴上海抗日。学生参军抗日，最终1943年后发轫，1944年形成高潮，那是源于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做“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社会和国家动员。

　　7.展出“岸信介的军刀”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日本战后首相之一岸信介（1896～1987），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总务厅次长，在2015年北京一次“抗日战争展览”，曾展出一把据称是岸信介的军刀，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台湾总督府、朝鲜总督府等殖民地管理机构，铁道省、农商务省等中央机关，其判任官，高等官可以佩戴自己的军刀，但都以短剑为主，而长剑都以西洋剑风格类似，并不是极为夸张的浮雕镶嵌，“金蒔绘”，甚至在刀鍔上装饰春宫图的日本古代武士刀，而此次展出之”岸信介军刀“更似有一种山寨气息。当初岸信介仅在伪满洲国任职3年，1940年后亦转任日本工商业部长，1945年战败时并无任何国家职务，因而不存在”缴械“，军刀流落在中国大陆民间的可能。

　　上图为2015年展出的惹人非议的“岸信介军刀”，下图为朝鲜总督佩刀，是典型的西洋剑外观模式。岸信介因为曾经担任战时”军需大臣“，1947年遭到东京军事审判，并被短暂关入巢鸭监狱。1957年，岸信介出任首相，内阁制定出《新长期经济计划》，强调市场经济原则和企业自主性、创造性，而1959年后日本经济出现岩户景气（意即开天辟地以来的繁荣）。

　　左为岸信介，右为同样在战后担任首相职务的弟弟佐藤荣作（1901-1975），兄弟俩一随父姓，一随母姓。而佐藤荣作在任时从美国收回冲绳群岛而闻名，同时也曾创造了日本首相连任时间最长的纪录，长达七年八个月。这兄弟俩毕业于东京大学，都被视为日本杰出的”秀才“。岸信介性情喜怒无常出名，刚愎自用使人难以捉摸，人称为“昭和之妖”。岸信介很宠外孙安倍晋三，甚至允许年幼的安倍在将组建的内阁名单进行圈点。

　　8.汉奸曾为国民经济功臣

　　1929年美国爆发巨大经济危机，波及全世界，这代表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破产，而欧美各国都在寻找解除危机之法，意大利，德国，美国和苏联实施的国家干预经济，“新政”政策风行一时。918事变后，日军侵华甚急，导致中国经济日益困窘，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统制经济才能加强国家经济建设，抵御外来入侵。从宋子文，黄郛，蒋介石，孔祥熙，直至陈公博等国府首脑都曾参与研究“统制经济”。曾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沦为汉奸的陈公博，在1931年接替孔祥熙就任实业部长。即组织成立一个《经济年鉴》委员会，并实业部开始组织力量制定《实业四年计划》（1933-1936），要通过统制经济达到”以民族经济到“实现现代式国家”，筹集资金16亿，重点投放于农林，工矿建设”。为未来漫长的抗战岁月，国民经济不至崩溃打下了经济工商基础，积蓄了长远的力量。

　　图为陈公博，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后在汪伪政府历任要职。而1931年6月国民党为促进经济建设计划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调查研究并各种建设及动员计划，统制钨，锑，锡等特矿的生产和贸易，经办特种矿产品的出口易货偿债事宜。资源委员会秘密与德国签订易货协定，由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金马克用于购买德国军火及兵工设备，中国以钨，锑，桐油，猪鬃，生丝等农矿产品偿付。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中央金融统制全国金融，在1935年解救金融危机为名发行公债，扩张中央资本，又对中国，交通银行进行增资改组，并进行币制改革，孔祥熙说“政府举措之重要者，莫如改组中，交两行，增加政府资本，稗于救济改革币制设施，得与中央银行通力合作，借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在过去的教课书被描绘成 " 假借抗战名义，垄断大后方经济事业目的”。

　　9.阎锡山不敢参加绥远抗战

　　1935年，日阀制造“华北事变”，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华北自治。而且在内蒙以及绥远省，因为日本人蠢蠢欲动，不断扩张的野心而局势紧张。蒋介石认为，苏联对日本西进的情况不会坐视，“俄之狡诈疑忌，倭之狭隘横暴，绝不能长此隐忍而破裂”。他认为日本政府还未做好对中国全面开战之准备，现在只是关东军少数将领越轨行为，为阻止“弄假成真”，中国军队必须要表现强硬态度，因此蒋介石在1935年10月21日再次动员阎锡山，电曰：“.....不如乘敌准备未完之际，以优势兵力由平泉附近向东攻击...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但阎锡山终究担心太强硬而惹恼日本人，只表示“工事不够，准备未周，或延宕一年，于我有利”,只表示“不容匪部之人入绥境，亦不使日人难堪。”阎锡山，傅作义和蒋介石一直在争论“先发制人”还是“后方制人”好之际，而敌伪军已向傅作义部发起攻击，由傅作义部击溃红根尔图匪部，并制定百灵庙反攻计划。

　　阎锡山兀自认为“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毒气瓦斯助匪军作战....以正式军队加入作战，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狮子大开口，向中央索要五万人，并索要600万经费，展示了军阀自私自利，割据一方的本性。最终还是傅作义部骑兵孙长胜师，步兵孙兰峰师在11月24日按既定计划，袭击夺取了百灵庙，绥远抗战由此震慑日军，并载入史册。而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夕，阎锡山又要误判形势，几乎投向日寇，阎锡山的部下与日本华北占领军订立停战协定，蒋介石不得不伤脑筋防范阎锡山叛变投敌。美国总统顾问拉铁摩尔表示：“山西统治者及其他军已有一时之动摇，日本对彼等最有力之引诱，即为美国终将妥协。”

　　10.抗战到底的谈话

　　北平的学生和社会上的反日运动，加上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加速了中日间紧张的政治气氛，提高了日阀对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警惕性，同时他们妄想重复九一八事变的成功。于是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制造士兵失踪的借口，欲进入宛平县城，遂爆发七七事变。面对华北行将被日寇占据，战争箭在弦上之紧张情势，蒋介石在7月23日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他说“.....中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