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一段“女子北京看病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引爆网络,网友们对该女子的遭遇纷纷表示同情。不得不说,这种同情有对看病难、挂号难的感同身受,更有对“号贩子”的深恶痛绝。
于是,有人在网上发帖:拜托哪位人大代表拟一个议案,带到今年的两会上去。“如果‘号贩子’问题一定要等到均衡医疗资源之后才能解决,我要是‘号贩子’,一定笑死了。”
“号贩子”有没有笑死不知道,反正对于挂号难,广大人民群众是愁死了。医疗卫生行业的许多代表委员们说起来也是一肚子苦水,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熊锦梅代表说:“钟南山院士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专家,但很多人感冒发烧也想找他看。”
确实,挂号难不仅仅是医疗资源短缺且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是医患之间信任感缺失的问题。找专家看重大疾病、疑难杂症是人之常情,但很多人看个小毛病也要挂专家号,这不仅加剧了优质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更助长了“号贩子”奇货可居的心态和坐地加价的气焰。
医疗资源不平衡的现状一时难以改善,普通人迷信专家的心理也很难扭转。解决挂号难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种运动式的打击号贩子行动只能治标,运动一过,群众又为看病发愁了,“号贩子”又笑着冒出来了。
所以,很多代表委员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很多措施,比如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代表提出挂号预约系统与身份证系统对接、转诊制度与报销相挂钩;腾讯公司CEO马化腾代表提出要推进互联网医疗、完善分级诊疗体系等等。
如何对待“号贩子”,还有更“狠”的,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委员建议将“号贩子”入刑。当然,这一建议在法律上还有争议,查处单纯倒卖号源行为没有法律法规可遵循,但加强监管,提高“号贩子”的“投机成本”,应该是一条可循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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