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李晔 实习生 张嘉瑜
“作为首位公开承认曾严重抑郁的盛年退休者，这些年常被人拿来说事儿。”66岁的罗卫平，黄浦区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曾两度抑郁，前后10年。
老罗病愈后，帮助过16名正计划或自杀未遂的抑郁症患者摆脱病魔，他说“运气好，没失过手”。然而他并不想向记者强调成功率，而是从中找到共性。
最近悲剧有点多。北邮研究生孙腾霄签约前自尽、华师大学者江绪林办公室自缢、西安“史学奇才”少年林嘉文跳楼……在媒体广为报道的林嘉文“最后的话”中有这样一句：“一走了之的念头曾在脑海里萌发过太多次，两年多来每一次对压抑、恐惧的感受都推动着我在脑海里沉淀下今日对生死的深思熟虑，让我不再会觉得自己的离开只是草率的轻生。”
生无留恋般绝望麻木，只剩躯壳，不正是当年的自己？老罗惋惜：抑郁虽是沉疴，并非无药可医。
世上没有感同身受，我的经历可以救人
当了5年宅男，老罗觉得亏大了。于是2005年他第二次病愈后，也不介意自己是培训班120名学员中年龄最长者，考出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随即有了“开门红”。
那是上海高校一女教授，打了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后终于解脱，女儿却因失去父亲而抑郁，并且偷攒了母亲的安眠药，幸被抢救过来。但她继续窝在家，策划着下一场自我了断。一筹莫展的女教授辗转托到了老罗这里。起初，老罗心虚：我行吗？旁人道：“反正那么多医生上门都被姑娘赶出门，还怕多你一个？不被轰走就是胜利！”
老罗脑子一热，出山！
正6月，女孩侧坐在床边，穿着厚棉睡衣，蓬头垢面，斜眼打量着不速之客。
老罗的开门见山有点吓人：“我是病人，资深病人……”
女孩忍不住开腔：“抑郁症都不爱讲话，你怎么话唠一样？”
“不信？我带病历呢！”他有备而来，厚厚一沓证据给她看。
女孩开始正眼瞧他，这干瘦老头，看着不像骗子。于是轰母亲出去。
然后女孩“摆资历”：“我吃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他紧跟一句：“别说草酸艾司了，黛立新我都不知吃多少回了。”
她说症状：“昨晚12时还没睡着，好不容易睡着了……”
他抢着道：“今早你是不是4时就醒了？”
“咦，你怎么知道？”女孩的眼睛微闪出惊讶。
接着她又叹气：“活着没意思。”
“啥事没劲啊？”
她简略说了一通，老罗听不下去：“这算啥破事啊，跟我比倒霉，你差远了……”“但我觉得这病好不了了……”“我十年前第一次犯病，五年前复发，五年没出门，比你严重多少倍了，你看我现在都好了。”
倾听、同感、共情、重复，老罗就这般用他刚学到的心理学技巧，不知不觉跟女孩聊了1个小时。没被轰出去。他心想，真神奇，我的经历能救人。
他暂告段落，问她：“怎么样？我下礼拜再来，欢迎不？”
“来就来呗。”女孩母亲正好进来，女孩又开始端着。
他内心大喜：“不反对就是欢迎，60分万岁！”
他随即提条件：“下次来，你到公交站接我。”
女孩抛出一句：“接就接呗。”
一周后，阳光明媚。老罗还未下车，便远远见姑娘已候在车站，略加打扮。下车后他故意问：“你还是上礼拜那人吗？”
就这样，老罗跟女孩保持着经常联系。休学一年的她渐渐肯服药了，肯读书了，考上了职校，3年后又被保送大学。如今再找老罗，多是介绍工作、找对象的事。
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除非你自己也是。这是老罗的优势。
上海首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刚开张时，老罗自诩“高级替补”，因为他1个月内值了5次夜班。有工作人员嫌他不专业，“你为求助者做危机等级分类了吗？你帮人家做精神状态评估了吗？”老罗一点不生气，“哎呀！我的土办法是没法跟国际接轨……”
但人家还是请他去当志愿者，因为土办法奏效——从井底拼命爬出的“前”患者，终归好过那些在井口之上喊着“别怕，加油”的人。正如华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讲师王继堃所言，“对中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你越说‘你快好起来吧’，他越没办法好起来。因为这会让他更加觉得‘我真的不够好，你们都让我好起来，但我怎么也做不到’。他最需要的不是一个解决办法，而是与他情绪的连接”。
老罗是这么连接的。
山东一书法家夫人，重度抑郁，被儿子架到上海。这位夫人曾在黑龙江插队，插队苦，她忍了；丈夫生病，她伺候左右；待丈夫病愈，逐渐显赫，她却抑郁了。常人觉得难理解，老罗却一清二楚，这是“创伤性应激障碍”。人对大失落、大惊喜适应不良，便易犯病。
书法家夫人无精打采地对老罗说：“我就想死。”
老罗居然顺着问：“想怎么死？”
他知道，抑郁症患者大多善良，一旦想到自己可能对别人造成伤害会极不安。因此老罗这么分析，“也不是不让你死。我当年想死时，家才6楼，还有衣架，跳下去万一没死成，弄成残废植物人连累家人；开煤气吧，有人点烟就爆炸，半幢楼毁了；上吊呢，舌头拉太长不好看；去东方明珠？保安严防死守，封闭设施又好，操作性太差……”
老罗一脸犯难，“现在没啥好办法，要不先缓缓，咱下半年再死？”
回想这些，他跟记者狡黠一笑，“哪还有下半年啊？念头一过吃了药，下半年她病都好了”。
曾无法饶恕99分的自己
如今“60分万岁”的老罗，曾无法饶恕99分的自己。这是根源。
他哈尔滨人，北大荒插队，1987年因惠民政策落户上海，结束8年两地分居与上海籍知青爱人团聚，并经十分钟面试，调动工作进入黄浦区法院。他自称“野路子学历”，因而特别拼命，从助理审判员、经济庭副庭长到知识产权庭庭长，仅用12年。论文、立功，全院领先，领奖到手软。但他内心始终虚弱，伴之固执，不断翻越巅峰以证明自己，浑不知“离发疯已不远”。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他遇到上海商业系统最大一桩破产案，新类型案子，前所未见。他本能地想尝试，要证明自己牛，直接自己揽下。
谁知把自己“套牢”了。改革伊始，少经验可循。一边是银行叫嚣着企业天文数字的坏账；另一边，工厂若变卖存量资产还银行的钱，职工遣散安置费从哪来？摆平这边，得罪那边。而在当时，有关破产法的可操作依据寥寥，拓路者难免常陷无解之惑，案子一拖2年，老罗只怪自己无能。一次去了解新进展，因案子一拖再拖，企业始终在开销，原定先还20%欠账，现只能还10%了。这对老罗不啻晴天霹雳。1995年底一傍晚，老罗突然休克，随后心口后背不明原因疼痛，疼到他大脑中再分泌不出令他快乐的化学物质。
确诊抑郁，回家休息，但4个月后他又去上班。药只服了半年便擅自停了，因为好面子，“吃药即有病，有病能当法官？”现在想想，不懂“软着陆”的无知无畏，为鳄鱼再拖他下水埋下伏笔。
“伪病愈”后的老罗变本加厉。他所在支部用800元活动费，帮助云南2名辍学儿童完成学业。但老罗并未一捐了事。1997年初，恰有云南案子，“我去！看看那两个孩子！”到云南，当地媒体闻讯赶来，一同进村，但见村民载歌载舞还放鞭炮，他傻乎乎问：“有人结婚？”村长答：“不是结婚，全村人都来欢迎您呢！”
老罗简直醉了，“哪有这么刺激的事？”回沪后，他上了瘾，非但自己直接救助了十多名孩子，还鼓动周边人资助二百多名学生。真是事非经过不知其“嗨”——支部会决议，党员每年交一笔特殊党费，捐给“希望工程”，结果其它庭听说了，也来捐钱；有律师凑到老罗跟前，要捐10人，请老罗张罗。至年底，律师又来，“喝酒喝酒！我把捐款证书亮出去，居然评到司法部上海首批文明律所！”
这千金难买的得意，让老罗很是沉浸。
但得意抵消不了软肋。要强、固执的背面往往是输不起。2000年，他当上知识产权庭庭长。时代进步，他自觉底子差跟不上，表面上还得硬撑着。当时全上海仅少数几个区法院设有知识产权庭，引入了博士、海归。一场饭局，法律精英们间或蹦出英文单词，老罗听不懂。一帮后生端着饮料，要敬敬业内老大哥：“罗法官，我们战斗力不行，您老随意……”说者无意，听者的脑子嗡地炸了。
老罗想，“饮料和酒，分明两个阵营。一个文质彬彬，一个大老粗。难道这年头，我电脑英语不行，最后连拼酒都没市场了？”
这一年，老罗史无前例错判2个案子，因为“关于知识产权，别人以为我懂，我以为自己似懂非懂，但其实真不懂”。其实法院错判很常见，否则要二审干嘛？但老罗觉得丢脸，没法饶恕自己。
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他再次病倒。此次鳄鱼更凶猛，无奈50岁，老罗被迫提前退休。
一场“心灵的感冒”
记者写此稿最初动因，是因两年前，好友的丈夫、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突然自杀离世。素有责任心的好男人，缘何抛妻弃子不辞而别？
原因是杀人于无形的抑郁。
于是这些年来，接触过多名抑郁症患者，若只观表象，他们的低落情绪很莫名。
就职沪上金融机构的90后帅小伙黄凯，其抑郁始于初中毕业后一个无聊暑假，起于脸上那粒自娘胎带出但并不显眼的痣。他无法遏制地想，“这痣会否让人看得不爽？”随后忧虑他将被人厌恶抛弃，久久无法自拔，以致性格大变。工作后，大街上陌生人的眼神，拥挤地铁里被踩了一脚，他会忍不住想，“他对我有敌意？他要伤害我？”他自小家庭和谐，唯一根源，可能是神经衰弱后继而抑郁和妄想的奶奶。
广告圈白领陆倩，入行3年，擅长女性产品，但其所在团队做的却是金融产品，争强好胜的她常有挫败感。她的发病症状是总想哭，生活像被施了魔法，令她对任何事情丧失兴趣，即便将为人妻也没能令她开心起来。看见楼梯，她想“要不我翻下去”；走在路上，她希望被车撞。理智告诉她“死是不对的”，但似乎唯有死能逃脱身心饱受摧残的状态。后来她主动走入医院，被诊断为中重度抑郁。
老罗回首那段被鳄鱼咬住情绪的岁月：他一个人面壁，不动不语不见人，窗帘被拉得死死的，唯一出门，是待天色已晚，趁人不注意，做贼似地下楼取报纸。
二次病愈后，老罗彻底好了。剖析自己及16位他所帮助过的病友，他归纳出许多共性。“大多有完美主义倾向，细腻敏感，心地善良，认知和实际一旦有差异，便构成内伤”。
王继堃告诉记者，抑郁症的诱因，存在生物学、心理、家庭、社会等诸多因素。生物学这一块，科学家对一些抑郁症自杀者的大脑解剖发现，脑内担任“邮差”之职的化学物质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递质有所改变；心理和家庭因素这块，许多抑郁症患者在其家族层面遭遇过创伤，这些创伤进行着代际传递；还有社会因素，雾霾、医疗、教育、养老、买房等压力可能是诱发因素。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锃说：“抑郁症的发生有基因方面的原因，但还要看触发抑郁的社会环境开关。有些人更易触摸到这个开关，如生育孩子、慢性疼痛、亲人突然死亡等事件。”
其实抑郁症并非新事物。杨锃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患神经衰弱的人很普遍，但现在神经衰弱作为疾病名已废弃，以现在的诊断标准来看，当时神经衰弱症中有许多就是抑郁症、焦虑症患者。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预计到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中有15％会选择用自杀来结束生命。
怎么办？老罗告诉记者，财新传媒编委张进在抑郁症病愈后所著《渡过》一书中，提到了“他渡、自渡、渡人”。他渡，是接受现代医学的拯救；自渡，即心理重建；渡人，帮助病友。老罗觉得，这恰是战胜抑郁的完整一圈。而今的他，走到了“渡人”这环，这让他重新找回了失落的成就感。
记者的采访多次被求助者的电话打断，都是抑郁症患者，有记者的同行、老板、艺术家，也有农民。老罗在电话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话是，“该吃药吃药”，以及“哪怕有一丁点成就感”。
这次是内蒙古一位即将退休的女记者。
“罗老师，我觉得没劲啊！”
“找点正经事，哪怕有一丁点成就感。”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跟谁过不去也别跟自己过不去呀！”
“今天阴天。”
“太阳一出来就往外走。就算没太阳，心中有阳光啊！”
“我药能停吗？”
“慢慢减，千万别一下子停了，否则像我当年那样就悲剧了。遵医嘱。”“但药有副作用啊！”“我两次犯病，一次半年，一次五年，也没吃坏呀，肝好好的。”
老罗很赞同一句话：抑郁症不过是一场心灵的感冒。的确，陆倩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看病时很惊讶，每位病友看上去都跟常人无异。他们本来就是常人。而“排队要排很久，跟看感冒一样”。她还发现，周围职场，越来越多人会填写自测表，计算自己的抑郁指数。这正如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雪松所希望，“如果看精神疾病像看感冒一样，人们就不会因此而有‘病耻感’”。
的确，这个世界变化和挑战太多，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就如我们经常要对付感冒，是一直的功课。
而老罗，昔日威严的法官，在经历一场“感冒”后，学会了将“玩世不恭”作为抗体。
现在他不修边幅，记者两次到他家，他后脑勺一小搓头发总翘着。若放在过去是万万不行的，可现在，“反正又不相亲。两张银行卡被老婆大人没收，月底就领些零花钱，我还要省下来捐给穷孩子，所以我十年没上理发店，都自己咔嚓……”他用手在头上比划；
当年他“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忽悠人参加希望工程”，退休后成了老百姓，居然还能牵线援建4所希望小学。他又参与21个支教队活动，地震灾区和上海临终关怀志愿者他也有份。不甘寂寞自己找事，是给自己正能量，巩固病愈成果；
他热衷参加所有曾救助过的孩子的婚礼，身穿法官制服，胸佩天平徽章，“法官当证婚人，少见吧？”证完婚，他又等着人家生孩子，好去送尿不湿；
有被帮助过的病友“忘恩负义”，与他断了联系，他不计较，“人家不想再提过去，要往前看，是好事”。
记者替他可惜：“如果您50岁时就像现在这么想呢？”
他想了想，“那最后还不是退休了！”
真正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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