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媒报道，日本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不过确实有让日本感到担心的事态。那就是“房地产大王”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并在大选中获得不少的选票。
日媒称，其他七大工业国（G7）的政府高官也担心“如果诞生‘特朗普政权’，世界将陷入混乱”。日本担心的问题不仅仅是特朗普做出的排斥移民和蔑视女性的发言。日本注意到特朗普还批评同盟国。
日媒分析指出，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义务，另一方面日本为美军提供基地，并支付巨额的驻留经费。一名美国国防部智囊表示“特朗普并不知道日本方面做出了多少贡献”。
不过，有观点称特朗普的批评并不是一时的想法，而是坚定的信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Thomas Wright于1月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分析结果引起了热议。
其分析称，特朗普从30年前开始就一直主张美国的同盟关系不公平。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话，将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呢？Wright的预测令人感到害怕。
“不仅将要求重新就日美安保条约展开谈判，还可能从亚洲撤出美军，也有可能在南海等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让步”。
特朗普1日在佛罗里达州参加竞选集会(法新社)
日媒还指出，如果这样，美国估计不会再是全球的领导者。如果该地区陷入混乱，美国蒙受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
今年2月底，日美的有识之士发出了可以称之为给特朗普的“挑战书”的提议。笹川平和财团和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为了强化日美同盟，汇总了一份40项的具体对策。
日媒分析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份量的原因在于，这是由几乎全部美国着名知日派与日本方面经过3年的仔细讨论而拟定的。
主要人物包括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约翰·哈姆雷、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而日本方面由前驻美大使加藤良三担任主席、、
资料图：特朗普
原标题：盘点美国大选背后金主：索罗斯花千万元抵制特朗普
据西班牙《世界报》3月16日报道，金里奇本人就曾接受过博彩业巨头阿德尔森的赞助。据说，金里奇上次与米特·罗姆尼竞争党内提名时曾表示自己距离成功获得提名只差两三个亿万富翁。不过这可能是不实传言。
西媒称，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曾说，无论科克兄弟还是乔治·索罗斯抑或谢尔顿·阿德尔森，只要在一场从根本上有利于自己的竞选活动中支持中产阶层，他们就会备受关注。
除了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每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背后都有一个为其出资的投机者。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不愿接受亿万富翁的馈赠，而特朗普不需要的原因则是，他自己就是亿万富翁。以下是其他大人物：
乔治·索罗斯
大慈善家索罗斯并不是希拉里·克林顿最大的捐赠者——因为美国选举法规定个人捐助不得超过2700美元。但他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为希拉里提供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的资金。
索罗斯基金管理会2015年向数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超过800万美元。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建者，索罗斯从不掩饰与民主党的亲密关系，并在初选中严词抨击特朗普。他甚至说特朗普正在替“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办事儿。最近索罗斯又投入500万美元（约合3249万元人民币），以激励拉丁裔美国人抵制特朗普的排外言论。
保罗·辛格
曾与阿根廷展开较量的“秃鹫基金”代表人物保罗·辛格不止是共和党候选人马尔科·鲁比奥的赞助者，甚至亲身参与了鲁比奥前途渺茫的竞选活动。两周前，就在鲁比奥的总统梦将破未破之际，辛格开始更加直接地参与到前者的竞选活动中。当时还出现了他会直接管理鲁比奥的竞选资金的传闻。
辛格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投资者，但在政治领域的嗅觉却不如在经济领域那么灵敏。据《华尔街日报》称，14年前他在阿根廷购买的主权国债为其带来了1100%至1600%的收益。但他在美国政坛的投资却没有如此回报。这位据《福布斯》杂志估计财产高达21亿美元的亿万富翁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名单恰好与民主党击败的名单相符。2008年支持的鲁迪·朱利亚尼甚至没能闯过初选，2012年支持的罗姆尼最终功亏一篑，如今支持鲁比奥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
罗伯特·默瑟
报道称，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被很多人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对冲基金风险极高，即便亏钱也无需偿还投资者。有人说，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从不聘用经济学家。该公司有超过200名经理人，没有一个学过经济。作为全球电脑程序设计领域的泰斗，其二号人物罗伯特·默瑟亦是如此。他同时也是共和党的最大赞助者之一。
默瑟已经为支持特德·克鲁兹竞选活动的组织提供了超过1100万美元的资金。他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支持共和党的一切事业。（编译/刘丽菲）
西媒评美国大选新变化：选民呈现两极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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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起义报》3月1日刊登题为《美国大选：民众的愤怒》一文，作者为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 詹姆斯·彼得拉斯，文章称，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具有一些有别于21世纪美国政治实践总体思路的特性。
文章称，既定的政治机制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候选人提名进程的控制，并面临着一些“不受欢迎”的竞选人使选民两极化的局面。但还有一些刺激选民并与美国近现代历史有关的更具体的因素，铺垫和反映了美国政治的重构。下面来分析一下这些变化及其给美国政治未来带去的主要影响。
民主党政策中的变化背景
奥巴马政府的“兴衰”使得所谓的“身份政治”的吸引力出现缺口，认为建立在种族和性别等基础上的“身份”能够在金融资本（华尔街）、军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警察国家”当局的权力之上行事的想法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选民们针对“身份政治”明确表达的失望打开了针对某个特定阶层政策的大门。
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直接针对的是劳动者和工薪阶层的利益。但这个“阶层”是在大选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并不能反映出真正的“阶级分化”或大街、工厂和办公室中阶级抗争的增加。
事实上，大选的两极分化是工会近期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俄亥俄州失败的反映。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劳联—产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几乎已经消失，在私有行业中仅代表着7%的劳动者。劳工阶层的选民深知，年均收入和补贴在50万美元左右的工会最高领导人们很好地藏身在民主党的影响集团中。尽管地方劳动者和工会积极支持桑德斯的选举进程，但他们更多地是以一种无定形和多阶层的方式在推动选举，而不是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整体。
桑德斯的选举活动并非产生于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和平运动实际上已经奄奄一息；民权运动已经衰落和支离破碎；“黑人的生命也重要”运动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回落；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回忆。
这些近期的运动的确催生出一些活动家，并为桑德斯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一定助推力。不过，支持桑德斯的竞选运动并不是现有群众运动的一部分，而是填补了其缺席导致的政治空白。选举的动荡反映出工会领导者与民主党政客结盟的失败，以及“黑人的生命也重要”和“占领华尔街”等运动的直接行动策略的局限性。
文章称，由于桑德斯的选举活动并未以直接方式对抗资本家利益和公共预算拨款，因此并未遭到国家的压制。有关部门预计，桑德斯竞选活动的波澜还将持续不会超过几个月，然后逐渐在民主党内以及选民的冷漠中偃旗息鼓。此外，桑德斯数以千万计的拥趸分布在全国各个州，而非集中在任何一个特定地区，因此存在很大局限性。
桑德斯的选举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地方反抗活动，为数以百万计的人表达不满提供了机会，但这些人只是想在毫无风险和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埋怨被倾听，这与那些在职场和大街上出现的镇压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选举分化反映了横向和竖向的社会阶层极化
文章称，在那些位于10%最富有阶层之下的人群中，尤其是年轻的中产阶级中，政治极化趋势有利于桑德斯。工会领导者、国会黑人党团和拉美裔当权派支持的是民主党政治精英阶层的神圣选择：希拉里·克林顿。另一边，拉美裔年轻人、女性劳动者和工会底层都支持桑德斯的选举运动。一些非裔美国人群体在奥巴马任期内并未得到任何进展（事实上倒退了）或是亲历了“首位黑人总统”执政下日益增加的政治压迫，也加入到了支持桑德斯的选举运动中。不满于其领导人与民主党精英阶层媾和的数以千万计的拉美裔人也是桑德斯潜在的支持基础。
不过，桑德斯竞选运动最具活力的社会群体是学生，他们为桑德斯提出的免费高等教育计划和免除学生债务的主张而欢呼雀跃。
桑德斯的竞选运动将社会不平等现象和法律、政治及经济体系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等基本问题放上了桌面。但其提出的计划到目前为止在民主党内部并不太奏效，即便桑德斯在初选中领先，希拉里在党内已经被冠以美国的“超级代表”等称号。
文章称，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方向并未巩固全国范围内群众性社会运动的打造，也无法在选举结束后继续推进社会和阶级斗争。事实上，桑德斯对于一旦落败于希拉里将支持民主党既定方向的承诺将给其追随者带去深重的幻灭及其选举运动的失败。党内竞选结束后，尤其是在希拉里胜出的情况下，局面将变得非常动荡。
特朗普和“右派起义”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竞选进程包含着很多拉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特征。与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类似的是，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结合了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措施，吸引了中小规模的制造商和产业工人。
这些在特朗普针对“全球化”的攻击中可见一斑，与庇隆主义者的反帝国主义类似。另一方面，特朗普对美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攻击是对极右翼法西斯主义使的一个眼色。
就像庇隆声称反对“金融寡头”和“外来意识形态”入侵那样，特朗普蔑视所谓的“精英”，并谴责墨西哥移民的“入侵”。
特朗普的吸引力基于的是江河日下的中产阶级无定形的深切愤慨之上，尽管缺乏思想，但却充满着对其地位下降和稳定崩盘的怨恨。
特朗普针对那些那些恼怒于无能工会、无序民间组织和边缘化地方企业协会的工人打造出了一种个人的力量。
这些“民粹主义”阶层对于特朗普对政治家和精英阶层尖叫和“掌掴”的场景异常兴奋。他们欣赏特朗普一边对政治精英阶层进行象征性挑战，一边炫耀自己的资本主义者身份。
对特朗普的很多市郊追随者来说，他就是一位“伟大的说教者”，有时因为过分热心而出现“可以饶恕的”失态行为，仿佛是21世纪的奥利佛·克伦威尔。
特朗普的民族-民粹主义吸引力与其好战的军国主义和好斗的权威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其对酷刑和镇压的公开支持使其获得了右翼好战者的拥护。另一方面，特朗普对普京的示好和对古巴禁运的支持使其对于那些企业精英来说充满吸引力。他从欧洲和亚洲撤军的呼吁得到了那些倾向于“在美国国内打造堡垒”的人群的支持，同时，其“彻底轰炸消灭‘伊斯兰国’”的论调也为其带来了选票。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社保和医保方面的态度吸引了更多老年选民的支持。
以下是特朗普的“左右开弓”：对企业家的保护主义和赞美、炮轰华尔街、示好工业资本主义、维护美国工人利益、攻击拉美裔劳动者和穆斯林移民。这些论调已经打破了共和党内部大众政策和右翼政策间的传统界限。
“特朗普主义”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而是一种处于“即兴姿态”的挥发性混合物，目的是吸引边缘化的劳动者、愤懑的中产阶级以及那些深感无法被华尔街共和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所代表的建立在身份政治基础上的人群（黑人、西班牙语裔人、女性和犹太人）。
结论
文章称，民主党内部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共和党内部右翼民族-民粹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当前美国选民的碎片化和美国种族-阶层结构中横向和纵向的深层次裂痕。
当权派精英控制权的削弱是深重民族不满、已失势的曾经的特权群体和因全球化而遭遇破产的企业家的怨恨以及民众对金融资本权力凌驾于华盛顿之上的极度愤慨的结果。
也许右翼和左翼的选举动荡最终会消散，但民主转型和保守民族主义复兴的种子已经播下。（编译/韩超）
“钱主”选举加剧两极分化：美今年大选已烧钱一个亿
美国总统大选初选阶段第一个州投票在即，竞争愈演愈烈，而更加白热化的是各候选人的财力竞争。
民主党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募款已超过1.1亿美元，而她定下的目标是25亿美元，其党内主要对手桑德斯也实力不俗，已募得7000多万美元。这还不用说共和党热门竞选者特朗普坐拥100多亿美元资产，还有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正跃跃欲试独立参选，考虑着从他超过350亿美元的净资产中先掏出10亿美元试水大选。美国大选越来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政治募捐大比拼也成为大选的固定风景。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官网的统计，2016年大选至今花费早已过1亿美元，铁定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烧钱的一次。
然而，在这个四年一度的“砸钱游戏”中，由于美国大选的选举人团制度规则，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却并不是全国的选民们，而是少数富豪和财团。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裁定，限制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的条款违宪。这一裁定导致类似“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样独立运作的竞选组织壮大，少数人靠财富控制选举的现象从地下浮出地面。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为政治募捐管理规定松绑，最终取消美国政治竞选捐款总额的上限，更是给“选举跟着钱走”开了绿灯。
纽约大学法学院布瑞南司法中心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5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竞选开支中，近六成来自一个不足200人的超级富人阶层。
美国大选的“金钱传说”远不止此。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和超过半数的州立法机构规定，独立运行的营利性机构必须定期公布竞选活动经费明细。但这一规定并不适用于非营利性组织，导致政治“黑金”现象猖獗。比如去年希拉里就被曝收到一笔100万美元“来路不明”的政治捐款，而希拉里又随之揭开共和党阵营存在的更严重的筹款不透明现象。
“钱主”选举现象已引来越来越多批评，认为这一政治制度越来越有利于美国富人。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指出的，美国正沦为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曾承认，政治募捐总是暗含附加条件。
《纽约时报》去年10月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时总统选举候选人所募集到的1.76亿美元资金中，将近一半来自158个美国家庭，并称这种集中程度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这些家庭往往集中在金融、能源、娱乐等行业。美国的富人或财团通过选举，在国会和白宫发挥影响力，左右政策制订，从而更有利于搭政策的便车积累财富。反之，穷人则更加难以通过手中的投票权来影响政府决策，导致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2015年美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一半，凸显出近年来美国中产阶层不断加剧的萎缩趋势。同时，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比例也大幅缩水，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而高收入者的比重从29%上升至49%。
美国社会安全署的数据也显示，美国2014年人均收入4.4万美元，但67%的美国人达不到这一平均线，而收入最高的134人平均年收入高达8600万美元。
不得不说，这种失衡状况实际源于美国选举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如果美国无法有效约束金钱对选举“滥用”影响力，美国社会恐将进一步撕裂。
新华社记者 陆佳飞 柳丝(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电)
西媒：美国这个大选年是不满年？
西班牙《国家报》1月24日登载马克·巴塞茨文章《美国：不满时代的大选》，分析当前美国大选中各类不满情绪爆发的缘由，发表观点称，如果今年真的注定是“不满的”一年，那么那个与现状对着干的候选人可能就真的能获得提名，然后成为下一任总统。文章如下：
（图片源于网络）
发生在美国的自杀和滥用毒品而导致的死亡，与特朗普现象之间有何关系？简短的回答是：没关系。2015年6月，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作为共和党人竞选总统，随后他在民调中的人气一路飙升；而导致美国中年人死亡率上升的原因则要追溯到上一个十年之初。
白人最易感到愤怒
在2015年秋季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得主安格斯·迪顿和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分析了海洛因和酒精消费对美国特定人群的影响：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是受死亡率上升影响最大的人群。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的烦恼——对政治精英阶层和经济不平等、对国家习俗及种族构成的快速变化，以及对个人生活的不满——将成为11月8日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的核心话题。2月1日，共和党党团会议将在艾奥瓦州举行。接下来将是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将会确定最终的党内总统候选人。
凯斯指出，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利用了白人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凯斯说：“很显然，相当数量的美国白人工人阶层都自感处于危机当中。正在试图利用这部分关键选民的各位竞选人则在调整各自的竞选纲领。”
不满情绪并非只有特朗普的支持者才有。这位竞选人用反华盛顿、反移民、反穆斯林、甚至反共和党的言论打乱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不满情绪是横向存在的，只不过在保守派当中可能更加突出。
此外也不能确定，不满情绪是当今美国人才有的一种情绪。人口学家威廉·弗雷认为，很可能大多数人选择沉默，而他们并不认同在竞选活动中最常听到的普通人和政客们常有的焦虑和悲观。
弗雷说：“可能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他们的声音现在我们并没有听到，或许他们的看法比较温和。”
但是特朗普或者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的声音是被人们听到了，他们煽动对移民和美国各种生存焦虑的恐惧。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则用民主党反社会不公正和反华尔街的经典言论来挑战民主党最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才能上，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两人同属各自党内的边缘人，他们搜集选民对华尔街、华盛顿或媒体的愤怒，以及对现状的不满：数据上的经济复苏是特殊情况，工人阶层根本没有感受到。
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工业搬迁让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城市变成了半个空城，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千禧一代”面对的前景是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比自己的父辈过得还要惨的第一代人。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中等收入家庭自70年代以来首次成为在美国不占大多数的家庭。高收入和低收入美国家庭的数量已经远超中等收入家庭，这是社会更加不平等的标志。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社会凝聚力最大动力的中产阶级规模萎缩，正在失去在美国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美国《先生》月刊和全国广播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将近半数美国人比去年更加愤怒，白人是最易感到愤怒的族裔，超过了黑人和拉美裔。
“美国噩梦”其来有自
民调显示，怒气最小的是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和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家庭。富人和穷人都是乐观派。最愤怒和最悲观的美国人恰恰就是年收入在5万至7.49万美元之间的家庭。用《先生》杂志的话说，他们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民调指出，这样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世界大国，他们的个人生活早已不是期待的那样：美国梦，或者说他们眼中的美国梦已死。
几天前在艾奥瓦州民主党的一次集会上，希拉里·克林顿讲述了她与丈夫、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之间的一次交谈，有关美国白人死亡率上升的问题。比尔说：“人们感到美国梦正在离他们而去，他们因悲伤而死。”
美国梦的神话比人们想象得更近。“美国梦”一词变得家喻户晓是在1931年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撰写的《美国史诗》一书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拥有汽车和高薪资的梦，而是一个关于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梦，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个人无论性别、出身或地位等偶然因素，都能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美国的平均主义讲的并非结果的均等，而是机遇的均等。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并没有确保人们获得幸福的权利，但确保了人们追寻幸福的权利，因为结果取决于美国人的才能。据说乐观主义已经被嵌入这个国家的基因：从建国之初，到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在1989年的告别演说中引用著名清教徒约翰·温思罗普的话“山巅之城”来比喻美国就是人类的灯塔。
除了乐观的传统，有关美国梦还存在着相反的一面，那就是“美国噩梦”。这是一种对从高处跌落的持久恐惧感。这可以说是阴谋论，认为国家正在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这些在特朗普或克鲁兹等政客的演说中都有所体现。但是这也是从卡特总统时期就已确立的一种传统，对石油危机和破坏美国外部影响力的国际危机产生的一种悲观情绪。卡特之后，随着里根的上台美国恢复了片刻的微笑，中间间隔了老布什执政，此后90年代克林顿上台，回顾起来那个时候的美国似乎进入了黄金时期。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终结了一个时代。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既让美国大把烧钱，又付出了很多生命代价，到头来像30年前的越南战争一样，以失败告终。随后出现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和大衰退更加重了美国人的悲观情绪。现在的不满情绪都形成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奥巴马上台后，一直希望弥合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分歧，将白人与黑人、年轻人与老年人、民主党与共和党团结在一起，悲观情绪也随之被触发。
更好解读国家情绪
在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美国人的不满有很多表现形式：从“茶党”运动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的“愤怒者”运动，到最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等等。但是就像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戴维·弗鲁姆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所言，任何人的愤怒和不满都比不过美国的白人和欧洲裔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被强迫要求按下1，选择英语”。弗鲁姆暗指美国的双语环境，很多电话客服服务都提供给客户两个选项：按1键是选择英语，按2键是选择西班牙语。这些人都可以被加到迪顿和凯斯的研究对象中。
与愤怒感交织在一起的是怀旧情绪。包括对80年代里根时代的繁荣与爱国主义精神的怀旧，或者是对50年代以及60年代动荡时期前夕理想化的怀念。
人口学家、《多样性爆炸》一书的作者威廉·弗雷认为，美国的代沟也是一种种族分歧。一方面是“婴儿潮一代”，这些战后人口大爆炸期出生的一代人开始到了退休年龄，他们是以白人为主的一代人。另一方面，是更加年轻、更多样化和混血的一代人。“在这批年轻人中，主要以18岁以下年轻少数族裔为主，他们可能已经占人口半数以上。但是，年轻白人更加宽容，比年长白人更能接受变化。我们看到了跨种族婚姻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年轻白人与拉美裔之间、白人与亚洲人之间，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这是之前从未见过的情况。”弗雷说，“五六十岁的人成长于移民还不太多的年代，那时的美国没有这么多的亚裔和拉美裔，黑人本来就有，但大部分都被隔离，远离白人。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很难接受现在这么多的变化”。
代际战争可以理解为是（白人）年长者与（多文化背景下的）年轻人之间为争夺资源而展开的战争。必须要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或者为年长者准备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上花更多的钱吗？尽管身为共和党人，但特朗普与支持削减社会福利等党内教条划清界限并不奇怪，因为他的支持者也希望削减和紧缩，但却是对其他人。
在2月即将开始的党团会议和初选等一连串竞选活动以及11月的大选中，谁能更好地解读国家情绪，也就是谁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同胞的情绪，谁就能取胜。如果今年真的注定是“不满的”一年，那么那个与现状对着干的候选人可能就真的能获得提名，然后成为下一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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