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两段转引自“血饮”和“侠客岛”两位作者文章部分原文内容，如有纠纷请两位第一时间通知本人。
引用两位的文章只是想第一时间说明事件的真相，并建议政衬让“无良”媒体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血饮评论：山东疫苗案是2015年4月案发，入选去年年度公安部打击食品药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然后今年2月2日对外通报，为什么过了一年后的今天，又被重新炒作呢？这次报道出自“澎湃新闻”他们的记者重做“旧闻”，并且在标题多加了一句话——“或影响人命”。（澎湃新闻：《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18省份：或影响人命，山东广发协查函》）正是澎湃新闻标题的一句“或影响生命”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影响，事件爆发以后澎湃新闻却早早的把新闻给撤了，给社会留下一地鸡毛。首先要明确几点事实：1、出问题的是二类疫苗（收费疫苗），不是一类疫苗（免费疫苗）。2、是非法疫苗，不是有毒疫苗。3、问题出在疫苗没有冷链保藏，造成疫苗可能失效。在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公知大V卷入其中，而有些明星的发言让这些原本不学无术的人原形毕露。这些混淆视听大V公知就像初中没毕业的文盲一样，连基本常识都不懂。出问题之后，负责人的做法会建议父母带自己的孩子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像这些公知一样告诉父母所有的疫苗都是毒药，制造恐慌和心里压力，这是对孩子们负责吗？疫苗失效被他们说成了疫苗有毒会致死，二类疫苗被说成了一类疫苗，最后引导舆论矛头对准国家，由这些不学无术的文盲来引领中国舆论导向，真的是对有着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的讽刺。山东疫苗事件发生后公知放话，类似事件发生在美国的话，奥巴马都会辞职来暗示，公知们在暗示什么呢？恐怕美国人最希望看到这种结果吧。
在本次事件中，犯罪嫌疑人庞某某曾经因为非法从事疫苗药品经营活动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然后她这个重操旧业却是在缓刑期间，对于这种惯犯应该从重从严处罚。其次要强化卫生医疗系统监管，这才是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本途径。在本次事件中很多人鼓励去外国接种疫苗，这个建议真的是很可笑。首先疫苗就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中国完全能够生产，而且政府生产的一类疫苗是安全有保证的。其次，从国外进口疫苗等医疗产品就没风险吗？1955年美国的Cutter实验室事件，该实验室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因在用福尔马林灭活相应病毒时不够彻底，未能杀死所有病毒，导致12万名接种该疫苗的儿童中有4万名染病，其中56人终生瘫痪，5人死亡。2011年3月4日，日本宫崎县五名婴儿死于预防菌性脑膜炎的疫苗接种，日本兵库县同样有4名孩子死亡。在国外都不能完全保证疫苗等产品安全的情况下国内的人居然鼓励国民出去接种疫苗，真是可笑。
1986年，４名中国血友病患者在使用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后被发现艾滋病病毒阳性，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出现有关中国公民艾滋病病毒阳性的报道。中国艾滋病的类型是欧美型的，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在细菌战研究上美国世界领先他国几十年，中国需要寻求外国的生化保护吗？不能！那么谁能为中国人提供最安全的生化保护呢？只有中国人自己！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向世界银行等海外机构贷款巨额外汇，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疫苗冷链和接种队伍，令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专业组织刮目相看。疫苗调配全部依靠计划指令，确保无人染指，一类苗也就无利可图。在这次事件中一类疫苗之所以安全，就在于国家干预和国家专营，二类疫苗被盗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存在不少利润，国家对医疗等关乎国民身体健康的领域实行完全公有化这被本次事件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以来网络上的公知们不断鼓吹国家经济私有化，如果公立医院为代表的国家公共卫生资源全部实行私有化，以追求绝对利润为目标的私有化下，那么血饮可以肯定到时候出现的就不会仅仅是假疫苗了。
侠客岛（部分章节）
想起了十个月前推送过的一篇旧文，谈了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如何对付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的具体做法。从这些与西方媒体的过招中，可以见到李光耀的智慧和性格。
旧文重温，一起祈福这位三十多年前引导中国认识世界的老爷子。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李光耀
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包括大环球时报！），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花园城市，经济发达，金融中心，街道干净，人民生活幸福，官员清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高大上的国家。
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几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了？西方媒体那么擅长质疑政府，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有民主，无自由”的国家？总理一当30多年，过了几年换儿子继续当，这么一说，看上去和朝鲜差别也没想象中那么大嘛。
其实，媒体对于新加坡的批评，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而剑桥大学毕业，在英国拿到律师执照的他，从来不靠嘴巴斗争，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让媒体付出惨痛代价。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来，那些和他打过架的媒体，只能用“太年轻，太简单，有时还有点幼稚”来形容。
掌控国内媒体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之后，从来没有反对派对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有过任何威胁，在议会的80多个席位里，反对派好的年头也只能拿2、3个。总理嘛，李光耀当了31年，交给了手下亲信继续当，过了几年儿子李显龙接任……
把政治对手都收拾的服服帖帖，遑论散兵游勇的媒体。
李光耀旗帜鲜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闻freedom”那一套。在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前，面对仇视该党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李光耀公开威胁说，如果赢下大选，“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海峡时报》编辑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结果呢？30多年后，李光耀不无得意的回忆道，“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1965年，该报迁回新加坡后，转而支持行动党，但李光耀“并未因此而对它稍微敬重”。
那时候新加坡乱啊，离花园城市、金融中心还有差不多一百年的距离，街道是臭的，河是臭的，甚至整个GDP的20%，竟然都来自英国驻军。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都在暗流涌动，通过控制媒体来传播观点，这在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中，是一种后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掺杂的复杂状况……如果你让我说人话，那就是新加坡有很多“美分党”。
对于这些“美分党”，李光耀基本就没客气，连吓唬带谈话，进入他视野的基本都被击退。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决定从制度上毁掉持不同意见媒体存在的可能。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这个夸张的比例，自然会导致报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了算，也没有任何资本可以掌控之。除此之外，还设立了特别股票“管理股”，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可以获得管理股。
谁获得了管理股？精明的李光耀，把它们分给了本地的四大银行，这些纯粹利益驱动的第三方，才没有兴趣理会“西方新闻freedom”这回事，让他们当股东，和让政府当股东区别不大……
“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没打算掩饰。
驯服西方媒体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一个英文是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的国家，曾经一贫如洗被马来西亚赶出了家门后不知怎么办的国家，西方媒体以为，新加坡又是他们遇见过的那种后殖民地。于是，批评报道纷至沓来，针对李光耀这个长期执政者的批评也不少。
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了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呵呵；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当然啦，人家没登。然后《时代》的销量被从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
《时代》杂志“听话技能”get。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get了这项技能，比如《经济学人》、一些主流通讯社等等，有好几家还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是《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总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销量从5000减到了400，然后一向爱对他国表示遗憾的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了遗憾。
有政府撑腰，《华尔街日报》本该舒服点，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于是对方没再插嘴。
随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卖报收入”，拯救那些想读本报而不可得的读者，免费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没有？李光耀也来了个道德感爆棚的回复：可以，但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灰溜溜的表示不接受，辩驳说这样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李光耀立刻在道德爆棚基础上，将人类道德提到了新的标杆：新加坡政府来出你们额外开支的一半。
该报拒绝后，再未回应。
最为精彩的则是李光耀大战《泰晤士报》。那是1990年，该报一位记者发文指责李光耀本人，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亲自应战，于是写信给这位叫莱文的记者，邀请他在伦敦来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对方第一波认怂的理由是，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李光耀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他早就联系了BBC的主席，答应腾出半小时给这场辩论。
对方第二波认怂的理由是，你在报纸上被骂的就应该通过《泰晤士报》作出回应，不能换媒介啊。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当面对质真遗憾啊，《泰晤士报》没登。
于是李光耀在《独立报》买下半个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登了出来，并在BBC接受采访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那个记者就真的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呢！
李光耀的一句话讲的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的自由报刊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面对这些媒体的时候，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隔空开骂，收效甚微。
站在东方一个小国的李光耀，历经半世纪国家飘零，发展之艰辛，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心。与那些只会对骂的国家不同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同样面临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中国不妨从李光耀应对策略中寻找一些智慧。
个人看法：
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祸害国人的贪利和泯灭良心的人渣，慎杀不适合；对于监管不力者从重处罚；对于参与贩卖者罪同庞氏母女。
从始至终，我们的政府官员和媒体总是被动的想办法向这些对真相并不关心的境外的无良媒体证明或澄清：我们对待事件的态度或者尽力证明我们不是你说的那样。而没有拿起法律度武器对待这些无良媒体。
本贴发自手机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