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就业难”是身份社会转型的产物

　　杨朝清

　　据教育部最新数据，2015年，中国输出了留学生52.37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0.91万人。他们中，有些人从选择出国到回国就业，都是父母的“提线木偶”，留学钱没少花，用人单位对海归却越来越挑了，有的明确设定学制等门槛，起薪也不再那么体面。

　　近年来，“海归就业难”不时进入公众视线。留学花费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海归的就业质量却有些让人失望。每月数千元的起薪，显然让一些家庭“高投入高收益”的想象落空。当角色扮演背离角色期望，出国留学“值与不值”便成为一个纠结的问题——这一场以教育之名的社会交换，不可避免会触动许多家庭关于名誉和利益的敏感神经。

　　当下的中国，逐渐从身份社会向专业社会过渡。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不仅在乎求职者的“出身”，也在乎求职者的综合素质。同样的“海归”身份，不同的求职者在就业市场的待遇却有着鲜明的反差：有些求职者不仅拿上了高新，还年纪轻轻就评上了教授甚至博导；有些求职者不受待见，拿着“不够体面”的月薪，让自己和家人都感受到失落和挫败。

　　“海归就业难”从直接原因上归咎于海归的社会声誉下降甚至遭遇“污名化”,从根本原因上归咎于出国留学的功能异化。一方面，在功利和算计的裹挟下，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洗白学历”、“贴金”的做法，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另一方面，海外高校鱼龙混杂，既有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也有生源、师资都不怎么样的一般大学，甚至还有通过招收留学生来圈钱的“野鸡大学”。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教育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拉长，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种普遍现象，“海归就业难”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求职的过程，也是用人单位和海归社会互动的过程；如果海归没有特殊的技能和本领，又怎么赢得用人单位的“另眼相看”？

　　在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出国留学能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以一年制授课型硕士为例，别人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拿到的学位你花一年就拿到了，其“含金量”难免会引发用人单位的质疑。“海归就业难”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用人单位更加理性、务实的产物，他们不再迷恋“海归”的标签，而是更加看重求职者的真才实学。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只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在“海归”符号价值不断下降的今天，海归要想“赢得尊重、发挥作用、实现价值”，显然不能依靠身份标签，而是要靠实力说话。那种“根底浅”、“腹中空”的海归，“高投入低收益”看似偶然，实则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