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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11日，王大珩在北京。
王大珩，江苏吴县人，1915年2月26日生于东京，2011年7月21日逝于北京，享年96岁。王先生是著名应用光学专家、教育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光学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中国“863”高技术计划主要倡导者，有“中国光学之父”之称，生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但鲜为人知的是，王先生的家庭其实是个“科技大家庭”。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7人，都是名符其实的学霸，全部毕业于名校，或从事研究，或从事教学。
父亲王应伟，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6岁中秀才，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
大哥王大珩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庚款公费生”赴英国帝国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与钱三强、何泽慧是同窗；
排行老二的王大琪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是造纸专家；
大妹妹王大玫毕业于燕京大学，硕士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形外科主任、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
王大琬排行第四，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师从林巧稚，曾任北京妇产医院院长；
三妹王大珍毕业与北京大学工学院，是微生物生态学专家，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
小妹妹王大瑛也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是化工专家，曾为化工部六厂总工程师；
最小的弟弟王大瑜则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是是天津四中的物理教师。
1933年，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先生一家（前排右起：王大珍、王应伟、王大瑛、周秀清、王大瑜、王大琬，后排右起：王大珩、王大玫、王大琪）
气象学家王应伟
王应伟，字硕辅，1877年9月29日出生于苏州。童年从师学文，以聪颖好学备受赏识，并得机喜读古算学，16岁考取秀才。由于家境衰落，便设私塾糊口。后外出谋生，在广东潮州某中学讲授中国式算术。
数年后，略得积蓄，遂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物理学校数学科。“1910年，东京的一份报纸曾刊载过一条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新闻：在东京物理学校有一个中国籍学生，初入校时一句日语都不会。但仅仅一年之后，这位学生就在第三、第四、第五学期的考试中，连续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让学侣和校方颇为震惊。”这个学生就是王应伟。
毕业后王应伟由校长推荐至日本东京中央气象台任职（曾任该台台长），主要从事气象、地球物理、天文诸学科的观测和研究。1915年回到祖国。
回国后，1916年在北京中央观象台任磁力科技正，后为气象科科长，建立起地磁和气象观测业务，参与了国内第一批气象和地磁观测人才的培训。期间，王应伟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讲授气象学、天文学等课程。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成立，王应伟是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之一。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观象台发不出薪水，被迫关闭。王应伟失业。直到1929年，他应邀到青岛观象台工作，先后任气象地震科和天文磁力科科长。1937年“七七事变”，王应伟再次失业，便赋闲在家中直到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王应伟已是古稀老人。1956年初春，有一位客人来拜访他，而正是这次拜访对王应伟的晚年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位来者是王应伟妻子的外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他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请王应伟出山，为中科院编译校正中国古历法和古天文学，这样一个机会让72岁的王应伟十分激动。
王大珩曾在文章中记述：“每天早上，父亲四点起床。从79到85岁，父亲用了六年时间对各史律历志中的历法部分进行了注解，并把其集结成册，编写出《中国古历法通解》一书的初稿。1960年，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为了表彰我父亲在天文历法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为父亲颁发了模范老人的大旗。196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天文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父亲报告了他的《中国古历通解》。此后，父亲即开始着手为《中国古历通解》做“补遗”工作。他要再写一本书，完成《通解》中的未尽事宜。但正当他开始动笔时，却突然病倒了，住院时，87岁的他还不忘自己的补遗。”
原北京市妇产医院院长王大琬
2013年，笔者曾两次来到北京市老年病医院，拜访王大珩的妹妹，原北京市妇产医院院长王大琬。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次与王大琬奶奶的见面，真的谈不上一次采访，说探望是比较适宜的。
王大琬、王大玫两姐妹和我的外祖母是老邻居了，我虽未与大琬奶奶接触很多，但她的故事到也听到些许。当天一早，我就来到王奶奶的病房，她还在睡觉，被工作人员唤起后，王奶奶一时想不起了原来的事情，后来和记者慢慢交谈才又渐渐有了思绪。
王奶奶生于1921年，当年已是91岁高龄。当我表示要写一写关于她的这个科技之家时，老人赶忙说：“我没做什么工作，我家就是我大哥贡献大！”既然王奶奶不愿意过多谈起自己，我们便先从她的家里人聊起。
说到父亲王应伟，王奶奶仔细地想了想，她的回忆不多，王应伟先生生于1877年，卒于1964年，享年87岁高龄，可父亲王应伟先生逝世至今也有48年了，这对于一个91岁的老人来讲，回忆也就变得有些困难了！但出乎意料的是，王奶奶的回答很有意思：“我父亲只管我大哥，没怎么管过我们，父亲一直在青岛、南京工作，我们在北京，没什么印象了。”。
“父亲挣钱往家寄，母亲平时照顾我们的生活和教育我们学习。”王大琬奶奶的母亲名叫周秀清也是苏州人，生于1889年，毕业于苏州兰陵女子学校，1912年和王应伟结婚赴东京。婚前，她一直在上海的一所幼稚院任教，因此对于孩子的教育很是有一套办法。父亲是科学家，母亲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教师，难怪王家7个孩子个个都能在自己的领域中取得成绩。
而对于哥哥王大珩，王奶奶的回答又是出人意料：“我和我哥哥没怎么一起生活过，想不起来了。”原来，王大珩1929年随父亲到了青岛读书，1932年考到清华大学，1938年便赴英国留学了，1948年回国后又一直在东北工作，所以王奶奶对他印象自然也不是很深了。她说：“会有家庭聚会，但大家工作都忙，相聚时少。”王奶奶记忆最清晰的便是去年大哥去世，她和弟弟妹妹们去悼念。对于母亲，王奶奶则表示一时也想不起来什么过往的事情了。
随着一个个提问，王奶奶使劲想回忆起原来的事情，但得到的只是些片段。她记得小时候住在东城区豆腐巷甲3号，在闹市口附近。而作为苏州人，她就回去过一两次，她说是探亲。因为资料里看到，王应伟有两个哥哥，但很早就去世了，应该没有孩子。而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是她母亲周秀清的外甥，因此想来苏州肯定还有很多亲戚。我问到：“是母亲家的亲戚么？”不想这一问，却让王奶奶道出了一个所有资料都未曾提及的事情。“我在苏州还有个哥哥，他是老大，王大珩其实是老二，这个哥哥是父亲之前的妻子生的，他们一直在苏州生活，和我们没什么联系，回家探亲我印象就这一次。”
于我看来，王奶奶的健忘其实是一种向上的能量，她的记忆力其实很好，她会清楚的告诉别人她在医院疗养花多少钱，原来的医院花销多少钱，每周都有谁来看过她，照顾她的护士、打扫房间的清洁工都姓甚名谁等等。她的这种心态，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叫做活在当下。她对物质没有多大的欲望，心情好最重要，我想这也是她长寿的秘诀。她的两个妹妹王大珍、王大瑛住在隔壁的疗养院，她原本也住在那里，但那所疗养院只收90岁以下的老年人，王奶奶才搬到现在的老年病院，他们每周都会见面聊天，她们说起的也都是在医院的生活，很少回忆起从前的故事。
肯定还有人有这样的疑惑，似乎王奶奶这个科技大家庭的家庭观念很淡薄。其实不难理解，这也是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儿女的开放式教育。他们不会要求儿女守护在自己的身边，而是让他们去自由的发展。加上父亲王应伟一生漂泊，对儿女又多是带有封建社会的教育色彩，因此就不难理解了。王奶奶对自己的孩子也一样的开放教育，她有一个儿子1983年就去美国留学了，后来在美国定居，每年他会带着王奶奶的孙子回来探望，但也就是两周的时间，平时则是每周打一个电话。我问她想不想儿子，她说：“习惯了！”
王大珩结婚时的家庭合影（前排右起：王锦文、王应伟、王珏、周秀清、王大珍，后排右起：王大瑜、王大琪、王俨、王大珩、顾又芬、王大玫、王大瑛、王大琬）
说完家庭，话题自然回到了王奶奶本人，我能看出，她不是不想谈，而是从心里认为自己没什么可谈的。她是林巧稚的学生，也是继林巧稚后，北京妇产医院第二任院长。她1943年毕业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天坛医院妇产科主任、副院长，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院长、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协委员。他还是北京市劳模、“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北京市人大代表。
放在今天，拥有这些名头的医生绝对不会是王奶奶这般心态的，他们可能会由于行政工作繁忙而逐渐放弃医疗的第一线，追逐职位的升迁；他们大多会接受各个单位或电视节目的邀请进行讲座，宣传自己，进而成为医生中的明星；他们常常派头十足，普通病人、记者难以接近。而王奶奶1984年退休后，就一直被医院延聘，坚持出诊，一直有医疗专著出版。1990年，年届70岁的她曾三次到革命老区给老乡治病、开展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培训等。直到1998年，她才正式退休，告别自己奋斗了55年的医务工作岗位。王奶奶还不忘吐槽：“我当院长时，我们的书记很奇怪，白天大家工作忙，他一到晚上下班就组织开会，几乎天天加班。”说完，她自己开心的笑了笑。
讷于言，没有对自己家庭的渲染；没有指望从兄长处得到什么帮助或实惠；没有对自己做出成绩的自满，甚至不屑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简单的介绍；从不要求别人对自己做些什么，只是觉得自己为社会付出的不够；老了就在医院养老，自己的房子则让给缺房子的邻居居住，并真心感谢政府为她支付的各种费用；不把儿子守在身边，怕因为自己耽误他的理想；对待他人总是微笑并客气。
如今拥有这样崇高的品格与境界的人能有多少？记得郑板桥有一首诗，用来表达对王奶奶钦敬最为合适：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中国整形外科创始人王大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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