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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刘岩）
长江日报12路记者奔赴全国 9 个省20多个市县乡村，从西到东行程超过1万公里，回访总书记点赞过的12位共产党员。
这也是一次令人落泪的写作。采访结束，我径直回到酒店房间，第一时间打开电脑，敲下一行行文字。当写到邵世坤对妻儿的亏欠，写到他只能眼看着队友黄杏贤冻死在河对岸时的无助，写到队友吴昭璞的儿子子承父业后，首次野外作业就来到父亲当年渴死的戈壁滩，给每个无名坟头洒上清水祭拜的情形，我数次泪涌眼眶。写着这篇记者手记时，我再次噙泪。“要感动读者，首先要感动自己”——对于新闻教科书里的这句教导，此时此刻有了更切实的感受。
写邵世坤们生死测量 泪涌眼眶
长江日报记者李晓萌
严格来说，这是一次并未完全到达现场的采访。古都西安，虽然是81岁老党员邵世坤的工作单位——国测一大队所在地，但长达45年的测绘生涯中，他常年都在雪山、荒漠等野外作业，每年待在西安的时间最多只有2个月。然而，就是这次短暂西安之行带给我的收获，远超采访本身。
这是一次老党员与年轻党员的心灵对话。初见邵老，问及他常年在高海拔地区等极端气候环境下工作所遭受的身体病痛，老人却不愿多说，因为“和我的老同事们相比，这些都算很轻的了！”讲起自己刮骨疗伤的故事，他掀起裤腿，伤疤触目惊心。“看着就疼！”我倒吸一口凉气，问出盘桓心中的疑问：“很多人都难以理解，这么艰苦，你们到底为什么能够撑下来？”老人几乎毫不迟疑地回答：“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拼命也得完成啊！”这句“口号式”的话，从这位老党员口中说出来，格外真诚和自然。
这是一次采访对象“不太配合”的采访。说起战友的牺牲，老人很是动情，说起自己的事迹，他总是三言两语带过。“有次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您是不是遇到过大危险？”我只能凭借此前掌握到的线索，引导老人打开话匣子。“哎呀，这事也被你知道了？上次我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被大家逮住一句话头，非要问清楚……”
这也是一次令人落泪的写作。采访结束，我径直回到酒店房间，第一时间打开电脑，敲下一行行文字。当写到邵世坤对妻儿的亏欠，写到他只能眼看着队友黄杏贤冻死在河对岸时的无助，写到队友吴昭璞的儿子子承父业后，首次野外作业就来到父亲当年渴死的戈壁滩，给每个无名坟头洒上清水祭拜的情形，我数次泪涌眼眶。写着这篇记者手记时，我再次噙泪。“要感动读者，首先要感动自己”——对于新闻教科书里的这句教导，此时此刻有了更切实的感受。
走在国测一大队的办公楼里，处处能感受到这支“英雄测绘大队”的精神。“测三代”刘站科告诉我，他也曾有机会选择更安稳、收入更高的工作，可最终还是留在了这里，“其实邵老那些前辈们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就是看着他们那样做，自己也就跟着那样去做了”。
或许有些人认为，英雄人物只出现于故事里、电影中，我因为记者的职业身份，有幸“零距离”接触过不少像邵世坤这样的先进典型，感受着他们的真实存在。也有些人说，如今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其实只要我们抬起头，就能看到“邵世坤们”点亮的信仰“航标灯”。作为一名党员新闻工作者，我的使命便是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些“航标灯”，感召更多的人坚定前行。（陕西西安）
从胸前党徽 感受高德荣之“热”
长江日报记者刘智宇
4月10日上午，我从武汉天河机场乘飞机1600公里抵达昆明，从昆明转机飞行约500公里抵达距离贡山县最近的保山机场，已是傍晚。此时，距离位于中缅边境的独龙江乡仍有近500公里路途。第二天下午，我辗转抵达距离独龙江乡不足百公里的贡山县城。
令我意外的是，独龙江乡仍非看起来那么近。“3个小时，不堵的话。”人们都会习惯性地将“不堵”放在车程后作限定语。这个“堵”和城市堵车是两码事，意味着“泥石流”、“滑坡”、“路基坍塌”等极端路况。独龙江乡党委书记和进义则对我说得更为直接：“严重的时候，一堵就是一整天。”
难！行驶在90余公里的盘山路上，这个字不断在我脑中闪现。在独龙江土生土长的高德荣未必不知道这个“难”？
知道“难”，2006年被选举为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高德荣，为何主动向组织提出“把办公室设在独龙江”？
在乡政府见到高德荣，不足一米六的个头，一身沾着灰尘的粗衣，瘦削黝黑的面庞，老人浑身上下称得上鲜亮的，就是胸前别着的一枚小党徽。
面对作为记者的我，高德荣避而不见，显得很“冷”。怒江州州委宣传部的领导时常接到“老县长”的“投诉”：“怎么又来了一批记者？像这样天天跟着我，叫我怎么干工作？”有时他甚至直接闭门不见。
采访中，我却看到了“老县长”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对独龙江老百姓，“老县长”很热。长期跟访高德荣的《怒江报》记者王靖生告诉我，2013年1月23日，“老县长”一行人到距乡政府40公里的迪政当村走访，背上大米、香油和腊肉送到村里的困难户迪坝家，说是“上级送来的扶贫物资”。实际上，这些物资都是“老县长”自己花钱买的。
对独龙江建设者，“老县长”很热。2013年2月，高德荣冒着风雪来到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二标段建设工地，连续第三年看望慰问项目人员。2004年12月，大雪封山在即，新招聘的16名教师和医务人员前往独龙江途中突遇大雪，高德荣执意带病护送车队。
关于“老县长”的冷与热，王靖生看得通透：“他是独龙之子，他的热都用在了关心独龙族人民生产生活上。”
回首在独龙江的采访，我稍稍感到挫败——3天时间，我和“老县长”的对话不超过3分钟。作为一个入党4年的年轻党员，这一次不成功的采访却让我受益颇多。一个合格的党员，身上的“热”应该用在何处？“老县长”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一个合格党员的“热”，应该用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凝聚人民。
也许，“老县长”一身质朴，却将胸前那枚党徽擦得锃亮，就是在时刻提醒自己将“热”用对地方。（云南贡山）
被“爱民书记”深深震撼 向文建明深鞠一躬
长江日报记者康鹏
哐当哐当……火车在仿佛无穷无尽的入川隧道中穿行。
4月11日，连续12个小时的奔波后，我到达四面环山的川东小城营山，追访全国优秀党员文建明的先进事迹。
简单安顿后，迅速投入采访，我去了文建明生前工作的单位，和他的老同事聊天；走了他生前主持的乡村公路，与当地百姓攀谈；也到了他家的老屋。
之前，我通读了文建明所有的事迹，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求我们，创新方法手段，深入发掘好材料的内涵，梳理和阐发好材料中蕴含的隽永的精神和深刻的道理。
肃立在文建明的坟前，我才真正地感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境界：生前鞠躬尽瘁，身后与深爱的土地融为一体。
我心里一直抱着疑问，是什么支撑病体沉重的癌症病人文建明高负荷运转？采访中我发现，答案是老百姓的发展需求，是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信念。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文建明最善于化解矛盾，治乱致富，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2001年4月，文建明到新店镇工作，当时的新店镇，农民上访不断，工作很难推进，一年换了4个镇党委书记。
文建明决定拿鲜鱼村“开刀”。刚到村口，山坡上就冒出了100多人，他们把锄头、扁担敲得“咚咚”响，高声喊着，滚出去，滚出去！
文建明没放弃，反复沟通，乡亲们渐渐信任他，摆起了“龙门阵”。文建明通知镇党委成员，自带方便面到鲜鱼村现场办公。十多天后，理清了村上的账务，退还了多收的钱，调整了村支部班子。当年，村上建成了养鱼示范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鲜鱼村”。
文建明生前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群众给党组织出“上联”，党员就要对好“下联”。
我感到，文建明的事迹，是个新闻“富矿”，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应进一步深入挖掘，要到基层去，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听一听他们的评价。
“他给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35岁的盲人卢家明说。我到访他的按摩店时，他已经开了好多家连锁店了，带动了当地许多盲人就业。9年前，卢家明因视神经炎接近失明，他灰心丧气。文建明帮他联系了盲人培训班学技术，还帮他找店面，做店牌。“文书记是个爱民的好书记，从他身上我感受到党和政府离我们很近。”卢家明说。
“两袖清风，一世美名。”随着采访的深入，文建明事迹给我的震撼不断强化：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才能体现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事迹。（四川营山）
民企自发组织 休息日前来学习“玉兰精神”
长江日报记者付莎
我出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一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上世纪五十年代那股学习“玉兰精神”的风潮，与我“隔着代”。阅读吕玉兰先进事迹文字材料，难以形成深层心灵冲击，我只有到吕玉兰的家乡、工作地才可能有真切感悟。
吕玉兰的家乡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东留善固村、曾与习近平总书记共事过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这两个地方我从未到过。一路上，我想着如何全面丰富地展现吕玉兰当年战天斗地、改变家乡的决心，如何通过采访向读者诠释吕玉兰爱国为民、艰苦创业、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
为全面了解吕玉兰生平，我带着对这位与焦裕禄齐名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崇敬之心，走进了东留善固村村口的吕玉兰纪念馆。
吕玉兰纪念馆一直以来都免费供群众参观，当我在这里遇到不少从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玉兰精神的群众时，还是有些意外。衡水市一家民营企业专程组织党员到纪念馆参观，来自邯郸的医务人员郭伟从书本上学习了玉兰精神后，特意在休息日赶来实地参观。
出生在东留善固村的吕忠奎让我对“玉兰精神”的延续有了新的认识，吕忠奎告诉我，他如今在威县工作，每当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时，他都会想起从小学习的“玉兰精神”，还会抽空回纪念馆看看，“玉兰精神是我工作中努力前行的精神力量”。
从纪念馆出来，我走进了当年吕玉兰工作的东留善固村村委会。在村委会一楼一间朴素的办公室内，我遇到了现任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当得知我是来采访“玉兰姑”时，冯占臣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在介绍吕玉兰生前事迹时，眼中溢满着无尽怀念。
完成东留善固村的采访后，我踏上前往正定县的火车。在县委宣传部同志的帮助下，我采访到当年与吕玉兰共事的原副县长何玉，以及照顾过吕玉兰生活的秘书贾俊华。
副县长何玉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谈起吕玉兰精神烁烁，她对吕玉兰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朴实”。年近七旬的贾俊华在与我交谈时，从有些年头的皮包中拿出笔和纸，笑着跟我说：“跟玉兰书记在一起习惯了，她经常纸笔不离身，随时记下工作重点。”
也许在采访出发前我对吕玉兰的形象还只是一篇人物介绍、一部纪录片，在经过三天的采访后，我却深深地被玉兰精神所感染。（河北正定）
重走兰辉上班路线 体悟心系群众安危
长江日报记者蔡爽
从接到采访任务那一刻起，我内心就充满一种力量——重访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是践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使命的最佳实际体验。
4月9日出发，经历25个小时，从铁路到公路，再到乡镇道路，在交通发达的当下，从湖北武汉到达四川北川，普通出行仍然需要这么长时间。此前，我已经阅读超过10万字文字资料，也看了相关影片，路途遥远反而留给我更多的思考时间。但一个人究竟做了什么，能让大家如此赞颂他？
兰辉殉职已3年，当年的同事、朋友，他帮助过的群众，大多分散在乡镇和村落。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我一直坚信：他人所述永远比不上亲眼所见，面对面提问绝对胜过电话交谈、网上聊天。寻访虽然辗转曲折，但这都不是障碍。经过大量的联络和寻找，3天来，我分别找到兰辉生前关心过的北川群众母贤军，生前的朋友龚孝安，生前的同事何锦、雍开伟，爱人周志鸿……
兰辉殉职当天走过的一条小路，就在老县城边不远，是一条环堰塞湖的碎石路。为亲身感受兰辉当年工作的环境，我重走了这条环湖路。道路满地坑洼，车行其上颠簸不已，当天兰辉忍住肛瘘手术后未完全恢复的病痛，在这样的路上颠簸了6个小时。
北川地震遗址西南方向不远，有一个山村叫水头山，海拔1300多米，山路蜿蜒盘旋，处处急弯陡坡。我从车窗向外看去，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不深入就没有体会，山上部分农户门前不通路，我随同兰辉生前的朋友龚孝安，就在山林小路间穿行。而这种徒步攀登和穿越在北川的山山水水间，对于兰辉来说则是家常便饭。我一边走着兰辉曾经走过的路，一边体会当时他心中怀有群众安危的心情。
看到这些，我突然明白，兰辉是真正把群众满意放在第一位，作为自己工作和行动的最高目标。为了群众满意，他能翻山越岭带病工作；为了群众满意，他能风餐露宿不讲条件。将他所有这些细节连接起来，立刻能想到的一句话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为重，讲政治，有信念，讲奉献，有作为。
兰辉生前的微博个人说明只有四个字：感恩，奉献。微博中记录了少数他的语录，其中一句这样说：“我珍惜荣誉，珍惜生命过程中的每个闪光点，我会在余下日子中让每一天发光，为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虽然我不富裕，讷言少语、但相信，诚，会激发有感情的人。”3天的采访临近结束，我的疑问也逐渐解开，他做的每一件事，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体现用生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信念，将在人们心中被永远铭记。（四川北川）
上街头进乡村 找到李学生的“活”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李学生舍身救人的事迹，媒体早就有过大规模报道。临出发前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你是一位路过者，你会冒着被列车撞得粉身碎骨的危险，冲上铁轨救这两名孩子吗？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种勇气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在哪里？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我有责任深入一线，去挖掘和彰显这种精神力量，并将这种正能量传播出去。
当我踏上温州这片土地就被震撼了：李学生虽然已经离去了11个年头，温州人却没有忘记他。
“今天，你们为什么还能记住这个人？”温州人说：李学生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就是我们的英雄。
当天傍晚，我在水心社区见到李学生的父亲李洪深。关于儿子生前事，老人不愿说太多，“说一次就伤心一次”。
我找到李学生当年救人的牺牲地，虽然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当地人提起李学生仍竖起大拇指：了不起！
他第一次救完那个小男孩之后，本来完全有机会逃离危险，但他为了救第二个孩子，又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目击者的描述再次震撼了我的心。
我更加坚信，在李学生伟大举动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他。这种精神力量应蕴含在他人生的足迹里。
从《温州晚报》新闻同行那里，我了解到了李学生生前在鞋厂的情况。奋不顾身救火、照顾生病工友、带头为落难的同事捐款……一件件鲜活的往事，使这位农民工在我眼中的形象不断丰满。
4月11日晚，我从温州赶到杭州，第二天清晨，我赶上当天唯一一班直达河南商丘的动车，奔赴烈士的家乡。在商丘古城转中巴车到达包公庙乡时，离李学生的家乡中华楼村还有三四里路，没有任何可乘的交通工具。一位收荒货的老人搭载了我，坐上三轮车我一路颠簸地来到中华楼村。
中华楼村的乡亲们提起李学生仍然滔滔不绝。少年丧母，青年丧妻，他独自抚养幼女赡养老人，苦难没能击倒他，却成为一种财富，滋养着他的人生，培育了他的人格和品质。
乡亲们眼中的李学生“命苦”，却用无私的爱帮助过许多需要帮助的乡亲，尽管他自己也不富裕，但当别人需要帮忙时，他却从不退缩，出钱、出力毫不吝啬。
连续几天几夜马不停蹄地寻访，辗转数千公里的苦苦追源，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支撑李学生舍己救人的精神力量，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河南商丘)
当地司机们一路“直播”谷文昌
长江日报记者刘功虎
谷文昌去世后，生前事、身后名多次被中央媒体报道，事迹进了福建教材，传奇被拍成18集电视剧。这样一个巨大存在，对我而言既是便利，也是压力。我在进入具体采访情境之前，感觉一切都那么抽象、遥远，茫无头绪。
10日晚我抵达厦门，次晨租车直赴东山岛。两个半小时车程，与司机的聊天让我越来越振奋。他三十出头，厦门人，听说我要去采访谷文昌，瞟我一眼说，这人名气很大，做过很多好事，“岛上的树都是这人带头种的”。他说，要见证东山岛的风沙曾经有多狂暴，可以去寻访岛上的一处景点——“风动石”，那是海风千百年吹刮沙岛留下的见证，“其他地方都绿油油的了，你根本看不出风沙的痕迹。”当我们下了高速，穿梭在谷文昌当年种植的木麻黄林荫道中，盎然绿色无不印证司机的话是对的。
他把我一口气带到“谷文昌纪念馆”门前。李丽华副馆长协助我参观纪念馆，介绍基本情况，又帮忙联系到谷文昌书记的子女、两个老部下，及一名谷文昌研究专家。我感觉历史和现实瞬间无缝对接。
从纪念馆出来，我上了一辆“摩的”，去寻访这些人。到县城的路足有二十公里，“摩的”老师傅开口要价三十，听说我是千里迢迢来采访“谷公”的记者，主动降价到二十。他向我证实，“先祭谷公、后祭祖宗”，在东山一部分老百姓中确有其事。他甚至一只手脱离车把手，指着道旁树说，“你想象不到，小时候我们饭锅里的沙子，比米粒还多！”
谷文昌的老部下多在东山，子女多在漳州，我连续跑了两天，一一上门。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住着老旧的居民楼，没有电梯，屋内陈设普普通通。他们个个脸上都洒满阳光，回忆谷文昌的往事从不涂抹夸张。尤其谷文昌的大女儿谷哲慧，听说来了外地记者，特意赶到妹妹谷哲芬家“凑热闹”，但真要她讲故事，又说不上多少。“老爸很多事情，我都是看了你们的报道才知道的”。
她说出来的“真相”让我们哑然失笑。谷文昌常年劳碌在外，回家话也不多，工作和生活的细节自然是身边工作人员掌握得更多一些。
这次赶赴福建现场采访，李丽华、“摩的”和私车司机，是指引我前进的“关键先生”，潘进福、谷豫东、朱财茂、黄石麟……则构成了还原“谷文昌故事”的关键内核。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和感激。这种感受，是不可能通过浏览网络得来的。
今天我仍记得那个雨后的下午，潘进福老人坐在简陋的客厅里说：“这些年重提老书记、好书记，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好事情，我们要支持配合，有什么说什么。”他乐呵呵的笑脸，让一路奔袭的我全然不觉得疲乏。（福建东山）
七旬王伯祥一大早上门聊为官
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春艳
寻找王伯祥的联系方式不难，他早已是山东省的“老典型”了。可没想到，我一通长途电话打过去，却遭到这位73岁老人的婉拒：“我的事情报道很多了，你还大老远跑来干什么呢？”
无奈之下，我辗转找到王伯祥一位很信任的朋友，在他所托之下，老人勉强同意接受采访。事不宜迟，4月10日清晨5点，我摸黑去赶当天开往山东潍坊的第一趟高铁。车程约7小时，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在网上寻找更多关于王伯祥的材料，查询结果多少令我有点崩溃：关于王伯祥，不止是新闻报道多如牛毛，而且写他的图书出了至少2本，此外还有电影1部、话剧1部、莒剧1部，我还能写出什么不一样的吗？
在酒店安顿好没多久，我意外接到王伯祥的电话：“一路顺利吗？你人生地不熟的，找我家不方便，明天早上8点半我到酒店找你。”11日早上，我吃完早餐准时回到酒店房间门口时，突然发现一位清瘦的老人坐在走廊里。这不是王伯祥吗？我赶紧迎上去。老人笑起来：“我一个人从家里走了20分钟过来的，手机坏了没法联系你，干脆在这里等。”
虽然被誉为“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王伯祥退休前其实已是潍坊市长。进了房间，仔细打量这位“退休市长”，不得不说，他实在太“本色”——一身简单的夹克衫、旅游鞋、随手拎个用来装保温茶杯的环保袋就出门了。
事先我已对王伯祥的事迹烂熟于胸，接下来的采访很顺利。老人用浓重的寿光口音向我回忆了许多往事，还补充了不少细节。特别是谈到因为自己“爱惜羽毛”，致使爱人侯爱英的民办教师资格一直没有转正，后来她只能去花圃打工，结果又患上过敏疾病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老人的语气低沉了下来。可令我感动的是，王伯祥并没有把这视为“光荣事迹”大加夸耀，他反倒很诚恳地告诉我：“她是符合民办教师转正条件的，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是先进就干预她的正常生活，但确实是因为我太忙，没把她的事情放在心上，转正的事情才慢慢拖下去，最后没弄成。”
在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突然从我嘴里蹦了出来：“您觉得当县委书记难吗？”不知道是这个问题太难，还是太简单，王伯祥居然沉吟许久才作答：“其实当好县委书记一点都不难，诀窍就是一心为公、撇开私事。现在很多人说当官难，就是想公私兼顾嘛，那确实不好办！”后来，这段话中的一段成为了我们文章的标题，掷地有声。
战地摄影记者卡帕曾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没想到，这段离家1000多公里的特别采访，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最深切的感受。采访时间有限，我或者无法掌握到最多的新闻事实，但却因为一次珍贵的面对面机会，努力抵达了一名真正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内心。（山东潍坊）
探访郑九万上了一次生动的党课
长江日报记者宋磊
“无私奉献”“勤政为民”，当这些词汇仅浮于纸面，难免流于概念，无法让人感受其真实的重量。
探访浙江省永嘉县后九降村村支书郑九万，我带着一连串资料中的“关键词”前往，在一片未知中去证实它们。
寻访首日，郑九万正在长沙办事，我仍决定进村看看。通往村里只有一条险峻的山路，茅草丛生，窄陡蜿蜒。透过车窗，看着离地越来越高的风景，我心中都反复咀嚼着一个事实：郑九万带领村民，肩扛大石，悬崖凿壁，筑起这条长长的路，是何等艰难？眼前，一位村支书带头挥汗如雨、咬牙苦干的画面渐渐浮现出来，心头敬佩之情越来越重。这种体验，如果不是实地寻访，很难得到。
一天后，郑九万回村，我再次寻访，来到他家中。令我惊讶的是，家里的电器仅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农村人不讲究，那些都不需要。”这句话让我想起，一天前，村长刘建鹏给我讲的一件往事：一次，他和郑九万出门办事，两人步行、挤公汽，到达县城时已是正午。刘建鹏提议吃饭，郑九万却称，没办完事不能吃。等事办妥，二人寻找午餐，郑九万对7元一碗的排骨面摆摆手，拉刘建鹏去吃三块五毛钱的麦饼，还说“今天算是犒劳了”。原来，他自己出门，总是饿着肚子回家。对自己勤俭节约，对村民却慷慨大方，郑九万掏光了工资给困难村民，贴钱鼓励村民搞种植。“没事的，我儿女们都工作了，我拿他们的补贴。”郑九万笑着对我说。眼前这位大叔质朴得可爱，敬佩之情又重了一些。
采访中，郑九万少谈工作成绩，只是轻淡地说，“这些年出门更多了”，并念叨一句话：“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没有理由不做得更好。”老郑永远忘不了，10年前病重，是村民们筹钱7万元、赶路3个多小时，把他送到医院，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医疗力量精心救治，让他康复。“出门”也是为村民多办事，当记者得知，每次外出办事，老郑所有开支均是自己掏钱时，“清正廉洁”这个词变得实实在在，沉甸甸地坠在心坎上。
临别时，郑九万一句话，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村支书不是名头，是一种信念——全心全意为村民办事。”他没有豪言壮语，将全心为民、热心奉献的质朴精神，融入一言一行中。郑九万告诉我，“先进”的意义不止于“还好”、“较好”，而是一股硬性、狠劲，不断做到更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此次寻访郑九万对我而言，如同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浙江永嘉）
未曾与张广秀谋面其实心里已相见
长江日报记者耿愿
采访大学生村官张广秀，我的第一反应是，哦，1986年的姑娘，就比我小一岁。当时想得很美好，年龄相仿，应该有挺多共同话题可聊。但没想到，这次采访，从一开始就充满艰难。
临去山东前，我在同事的帮助下打听到了张广秀的手机号，但始终无人接听。向其所在的街道打听才知，张广秀去年旧病复发，已回老家养病了。而当地组织部门也在电话中劝我别来，因为当事人需要静养，请我理解。一切充满未知，我忐忑地登上了前往山东的旅程。
为了直接了解张广秀的先进事迹，我将采访首站选在她的工作地——烟台市福山区垆上村。一番努力下，我找到她的部分同事和领导了解一些故事。接着，我又试着像张广秀初来乍到时一样，挨家挨户地敲门，向当地百姓了解他们的“村官”。
当地方言着实难懂，作为外地人的张广秀也曾为了沟通而苦学了两个多月，我更只能听懂个三分之一。但百姓的话语才最朴实，在他们口中，他们喜欢张广秀，却不会把她当成偶像或是标杆式的存在，而是看成自家闺女，亲切地称她“张儿”，或是“小张”。或许，这就是张广秀平日里的形象吧，不仅是“村官”，更多是“村民”。
虽然出发前，福山区区委组织部劝我别来，但我不甘心，还是去了。这一次接触，让我体会到榜样的力量有多大。“是压力，也是动力”，一位和我同龄的科长说。他也是村官出身，毕业近十年，现在成了其他大学生村官的“师父”（在当地，每个大学生村官都有三个帮带人），周末还有“徒弟”主动来单位找他聊天，或汇报情况，或寻求帮助，“他们偶尔也会跟我抱怨说累，但更多时候会感到张广秀带来的鞭策”。
为了离张广秀更近，在烟台跑了整整两天后，我又赶赴临沂，到了张广秀的家乡，算是跨越了整个山东省。在桥西头村村民的热情指引下，我找到了张广秀的双胞胎弟弟家。但因为身体原因，她的家人最终还是婉拒了我的采访。没能见到她本人，自然是此次采访的遗憾之处。但我也十分理解和尊重他们的选择，在电话中向其父简单了解了张广秀的近况和表达了关心后，便没有再过多打扰。
这一路虽然碰了无数钉子，但我内心仍充满感恩。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就如同张广秀在日记中的感悟，这不过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再难也要做好它，又有什么好埋怨的呢？谢谢张广秀给我带来的力量，也真心祝愿这位妹妹早日康复，继续书写无悔的青春。（山东烟台）
“入党”话题终于让低调姜世谭开口
长江日报记者马振华
到达山东蓬莱市北沟镇已经是晚上7点多，海风呼呼作响，我冷得打战。
旅馆客厅里有几位大爷在喝茶，听闻我从武汉来找大姜家村党支部书记姜世谭采访，他们非常不解：跑这么远找他做啥？他不干村支书好多年了。
大爷们的话匣子打开，竟然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他喜欢折腾，一派认为他做了不少好事。姜世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已30多年，他仍充满着争议？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了大姜家村，迫切想和姜世谭聊聊。到村委会才得知，姜世谭在2011年卸任村支书后，多数时间住在烟台市区。
辗转找到姜世谭的家，他妻子姜毅正在忙农活。她说姜世谭卸任村支书后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希望我理解。
跨越半个中国采访一位村支书，在我11年的记者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作为新闻工作者，不论多远多困难，到达新闻现场，与新闻人物面对面，是我的工作职责，就这么打道回府，有负我的使命。
在村里转了两圈，我又回到了姜世谭家。我与姜毅聊天，讲自己包括入党等经历，姜毅是名老党员，与我热聊起了近几年来党风的转变。她终于给姜世谭打电话，劝说他接受采访。
第二天早上，我在烟台市区见到了姜世谭。姜世谭其实是个热情爽朗的人。他说之所以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是不想给现在村里的工作带来干扰。我对他说，这不仅是你个人经历，以你为代表的一群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共产党员敢作敢为的精神，对现在的党员们依然有启迪。
我的问题有些尖锐：面临那些争议，你犹豫过吗？干了这多事还饱受争议，你委屈吗？有没有想过少干事或者不干事，避开这些争议？姜世谭这样回答：一个村里，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只要干事就会触动利益，就会引来争议。怕争议，什么事也干不成。一个不能干事的村支书，村民要你干嘛。这位基层共产党员的朴素道理，让我深感佩服：这个道理放到我们各行各业，不都是这样吗？我们越聊越投机，从早上9点多聊到下午5点。
我由衷感谢姜世谭：从新闻工作角度，他的一个又一个生动事例，让我不虚此行。从党员角度，他让我领略了活跃在基层的有担当的共产党员风采，催人奋进。姜世谭谦虚地笑了，他说，每一代党员有每一代的使命，接下来主要就靠你们年轻一代党员了。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让更多年轻党员继承老党员的优良传统。(山东蓬莱)
传递邹碧华精神 “燃灯者”作者发来万字材料
长江日报记者郑汝可
去上海前，我买来《邹碧华传》一书，厚厚的一本，400来页，读完，一切依旧模糊。
到达当日，我试着约《人民日报》上海分社政文部主任郝洪老师进行采访，她是《“燃灯者”邹碧华》一书作者之一，也是央媒中最先采访报道邹碧华事迹的记者。
“是电话采访吗？”“不，我已经来了上海。”对方略停顿，“从武汉过来？”“没错。”“好的，我们晚上就见面。”
邹碧华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怀念他？
郝洪说，这也是她最初的疑问。
近3个小时的交谈，我脑海中的邹碧华形象愈发清晰——对法治理想有信仰和追求，对社会有同理心，邹碧华是“燃灯者”，是敢于担当的优秀共产党员。
《邹碧华传》作者严剑漪，在一个又一个的赶稿、会议间隙，接受了我的采访。在邹碧华离世后，严剑漪用3个月的时间，先后访谈了邹碧华身边的136人，浏览了120小时视频，查阅了2万余份资料，写作出《邹碧华传》，书籍出版后，一直在不断加印。“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邹碧华让我勇往直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制宣传处副处长张枫，得知我时间紧迫，积极协调时间会面。落座后，他的第一句话是，“《长江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邹碧华，“燃灯者”的理想永不磨灭》的评论，我觉得很好。”张枫说，会面前，他用中午的休息时间，仔细了解了《长江日报》的相关文章，“这些都是邹碧华教给我的。”
在上海的第二天，郝洪发来短信：“采访还顺利吗？”她深夜整理出近万字的资料给我，“希望能帮到你。”
他们都是今日“邹碧华精神”的继承者和传递者，也身体力行地继续实践邹碧华的精神理想，感染身边人，比如匆匆经过的我。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责无旁贷报道好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典型。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的“邹碧华”，更多的主旋律、正能量，飞入千家万户。
如同邹碧华所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但正因为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的存在才因此有了价值。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成为那根蜡烛，照亮别人的同时，照亮我们自己？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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