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芭芭拉·德纳姆（Barbara Denham）像往常一样在大清早带着狗路过伦敦东区一处墓园时，发现了加布里埃尔·科瓦里（Gabriel Kovari）的尸体， 那时尸体正背靠墙端坐着，她起初还以为他只是睡着了。她路过之后，却觉得他好像有点太安静了。
她告诉 《每日邮报》记者说：“我心想，他一动不动，连瑟缩一下都没有，这看起来不对劲。所以我就在他的脸旁边拍拍手，大喊 ‘喂喂喂’，但他毫无反应。他戴着的深色眼镜有点歪。我轻轻摸了下他的脸颊，感到一片冰冷，连忙缩回手来。”
那是在2014年夏天，科瓦里是一名22岁的艺术家，有着苗条的身材和一头金发，刚从斯洛伐克来到伦敦。科瓦里在伦敦没什么朋友，便在 Grindr（一款同性恋约会、社交 App）上说明自己正在找出租房。约翰*（John）是一位电视广告制作人，他在德特福德（Deptford）的家中尚有一间空房，于是他们说好要出来见个面。
约翰说：“他很温和，有一种安静的魅力。邀请他和我同住，我觉得很放心，随后我们成为了朋友。他告诉我他想试着在伦敦呆一段时间，这不无道理，因为这座城市吸引了来自英国其他地方乃至全欧洲的年轻男同，人们都认为伦敦比其他城市更加包容与自由。他对我说，他想在伦敦开始新生活。”
科瓦里住了六个星期后，告诉约翰他找到了新住处。约翰说：“我们最后喝了次酒，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几天之后我想联系他，但一直没得到回复。”
2014年8月28日，约翰的门被敲响了。门外站着四名身穿制服的警官，他们问约翰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加布里埃尔·科瓦里的人。他对他们说，是的，加布里埃尔曾经是他的房客。警官们告诉约翰，科瓦里当天早晨被发现死在伦敦东郊巴金（Barking）地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墓园。他们表示死因尚不明确。
差不多两个月之前的六月，另一个受害者 —— 安东尼·沃尔盖特（Anthony Walgate）和他的两个朋友奇纳（China）、基拉（Kiera）到伦敦过暑假，他们都是20岁出头的学生，在密德萨斯大学攻读时装设计学位。
奇纳和基拉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沃尔盖特。
他们那天下午悠闲地在太阳下喝酒，享受英国不可多得的灿烂阳光。在一家土耳其咖啡馆吃过饭后，他们回到沃尔盖特的房间，他住在伦敦西北区格德斯格林（Golders Green）的一栋合租房中。基拉回忆起这位来自英格兰北部赫尔市的23岁金发年轻人时，说道：“安东尼正满怀激情地说他要去皇家艺术学院攻读时尚设计的硕士学位。他从去年开始专注于学业，变得非常有自信，真心实意地想在毕业后成为设计师。”
周日那天晚些时候，沃尔盖特告诉他们，他在约会 App 上约人下星期二见面。因为奇纳的一个朋友曾经在用 Tinder 时被黑帮抢劫过，所以沃尔盖特告诉了同伴们此行的时间地点和要见的人。周二晚上，基拉还记得在沃尔盖特准备出门时给他发了信息。她说：“安东尼正准备出门，跟我讨论他要穿什么衣服。”
沃尔盖特本来和奇纳约好了后一天去 soho 喝酒，却没有出现。她以为他睡过头了。第二天她还是没收到任何消息，沃尔盖特没回电话。奇纳便去他租住的合租房找他。沃尔盖特的房门紧锁。她试着大声叫他，又拨打他的电话，却没有任何回应，因此她就去当地警察局报告她朋友失踪了。警官将详细信息输入电脑中，接着对她说，很遗憾，安东尼当天早晨4：20被发现死在东伦敦巴金。
从左至右：安东尼·沃尔盖特（Instagram 照片）、加布里埃尔·科瓦里（Facebook 照片）、丹尼尔·维特沃斯（Twitter 照片）、杰克·泰勒（Facebook 照片）
前房客科瓦里的尸体被发现后不久，约翰就意识到有些邪恶的事情正在伦敦悄然发生。他在当地报纸的一篇文章中读到安东尼·沃尔盖特的莫名死亡，他的陈尸地点距离科瓦里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个墓园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
约翰说道：“我记得当时我心想，等会儿，这不对劲啊。于是我上谷歌搜索了 ‘不明原因的死亡’，看看尸体离得这么近是不是正常情况。这看起来很可疑。他们年龄相近，都被抛尸在一小块区域之内，我感觉有问题。”
接着在9月20日，遛狗途中发现过科瓦里尸体的德纳姆又在同样的地方碰到了另一具靠墙坐着的尸体。 她之后对一名记者说：“在他袜子和牛仔裤之间有一块裸露的肌肤，我就小心地碰了下他的腿。” 跟上一具尸体一样，这一具也 “几乎坐得笔直，差不多就在同一个地点”。
在詹斯金（Jeskyns）找到一个果园 …… 摘一袋回家 ;) —— 丹·维特沃斯 （@dannyboy5902）2014年9月14日
这是21岁的见习厨师丹尼尔·维特沃斯（Daniel Whitworth）的尸体，他来自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in Kent）。仅仅六天之前，维特沃斯才在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正笑着在阳光斑驳的肯特郡农村采摘苹果。
约翰说道：“那时我心想，三个月之内在几乎同一地点发现了三个年轻男子的尸体，却没人觉得事有蹊跷。”
一周后， 《巴金-达格南邮报》（Barking and Dagenham Post）报道称，科瓦里和维特沃斯的尸检结果出炉，警方据此认为两人并非他杀。报道中还提及了39岁的穆斯胡德·艾哈迈德（Mushud Ahmed）之死，他的尸体也在墓园附近被发现，但死因似乎是他自身的健康问题。
2014年的那个时候，警方还未将八月份死亡的科瓦里、九月份死亡的维特沃斯与六月份死亡的沃尔盖特联系起来。巴金-达格南警察局侦缉总督察，同时也是科瓦里和维特沃斯案的调查负责人，称此次事件 “不同寻常，有些令人困惑，但没有什么疑点”。
《邮报》的报道暗示科瓦里和维特沃斯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告诉读者说：“警方并未排除两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院内寻求遮蔽，并露宿其中的可能性。侦缉总督察柯克先生表示，他的调查人员看到院子里晾了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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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连环杀人案 —— 官方定义为同一个人在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杀害至少三人的谋杀案 —— 并不常见。英国每100宗谋杀案中，大约有一宗与大规模、连环或疯狂杀人案有关。大部分连环杀人案中， 受害者来自边缘或少数群体，例如性工作者或男同性恋者。英国许多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 开膛手杰克、约克郡开膛手（Yorkshire Ripper）、丹尼斯·尼尔森（Dennis Nilsen）、杀同性恋狂魔（Gay Slayer）和萨福克扼杀者（Suffolk Strangler） —— 瞄准这些群体并非偶然。因为这些人的死不被察觉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们更容易成为杀人凶手的目标。
并不只有凶手认为他们的死无关紧要。1981年约克郡开膛手皮特·撒特克里夫（Peter Sutcliffe）的审判之初，英国检察总长迈克尔·哈弗斯爵士（Sir Michael Havers）对撒特克里夫的13位受害者甚至如此评论：“其中一些人是妓女，但或许本案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在于，还有一些人不是 —— 最后六位受害者是品行上无可指摘的体面女性。”
这种趋势并不只存在于英国。2015年尼克·布鲁姆菲尔德（Nick Broomfield）导演的电影《残酷睡客的故事》（Tales of the Grim Sleeper）讲述了美国连环杀人案嫌犯 朗尼·富兰克林（Lonnie Franklin）的故事。富兰克林目前正因涉嫌谋杀十位女性而受审，警方怀疑他在1985年至2000年之间在南洛杉矶杀害了多达200人。大多数女性受害者是性工作者，影片批判了警方调查进展缓慢，未能唤起大众警觉。
英国警方在涉及男同性恋者的连环杀人案上的表现也同样糟糕。丹尼斯·尼尔森在1978年至1983年间谋杀了15人，其中大多是年轻的男同性恋者或无家可归之人。他邀请受害者来到他位于伦敦北部的家中，然后将其杀害。他的落网并非警方努力调查的结果，而是由于尼尔森将大量尸块抛入下水道，导致相邻的住户没法冲马桶。在连环杀人魔尼尔森刚开始作案的时候，一位侥幸暂时逃脱魔爪的男子（他在尼尔森家中醒来，身体被绑在椅子上，并被自己的领带勒住 ）报了警，但并未引起重视，因为警方相信了尼尔森的说法，他告诉他们这件事不过是 “同性恋人之间的口角”。
1986年 “迈克尔” 米歇尔·露波（Michele "Michael" Lupo）在八个星期内扼死四名男同性恋者并分尸时，警方的行动速度也很慢。这位来自切尔西的意大利裔花店老板严格来说也是一名 “杀人狂魔”，因为他专门在同性恋酒吧里找目标，作案总共只用了不到三个月，超过了 “连环杀人案” 凶手的标准。然而警方迟迟不解剖露波第二个受害者的尸体，令调查陷入停滞，原因是死者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这让这些警察饱受诟病。
1993年，警方对声名狼藉的杀同性恋狂魔案 —— 科林·爱尔兰（Colin Ireland）在三个月内残忍地扼死了五名同性恋男子—— 的反应还是过于迟钝，以至于爱尔兰开始给执法部门留下线索。仔细将每个犯罪现场清理好之后，凶手开始把避孕套放进死者嘴里，将玩具（包括两个被摆出69体位的泰迪熊）放在尸体上。尽管掌握了这些线索，警方仍旧无法将这几宗谋杀案联系起来，最后爱尔兰本人不得不致电警方，告诉他们这些案子全都是一名连环杀手所为。
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 回顾了伦敦警察厅对于10起针对 LGBT 人群的谋杀案和伤害案件的调查情况，断定根深蒂固的同性恋恐惧影响了警方对这些案件的侦查工作。这篇报告由独立警方顾问 “LGBT 顾问团” 发表，文章将1993年警方对杀同性恋狂魔的调查斥为一次 “治安管理的严重失败”。文中写道：“在我们看来，最初的调查更侧重于确定这是否是滥交和自己不注意安全的结果”，并补充说，警方应该花更多精力提醒同性恋社群。
事实上，世界上最杰出的连环杀手专家之一，英国犯罪学家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表示，同性恋社群 “最多也只能得到警方应付差事的服务”。他在2007年出版的书 《连环杀手：英国杀人犯和受害者 1960-2006》（Serial Killers: Hunting Britons and Their Victims 1960-2006）中总结道：“对同性恋的恐惧已经让男同性恋者成为这个国家里连环杀手的主要目标之一。”
尽管英国总人口中只有1%到10%的人属于 LGBT 群体， 在1983年尼尔森被定罪之后作案的14名英国连环杀手中，有五名专门或主要针对同性恋男子进行谋杀。
到了2015年，奇纳和基拉已经对警方调查沃尔盖特死因的态度感到十分失望。基拉说：“警察不喜欢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一味搪塞。他们出尔反尔，无济于事，冷漠无情。我们的印象就是警方认为：‘这个从赫尔来的男孩儿根本没人在意，没人会催我们要结果，人们只会乖乖等着，接受我们的说法。’”
这位女子声称，一名警官无意中透露，警方怀疑沃尔盖特死于谋杀，而凶手永远都找不到了，他对他们说：“结果只会有两个人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而其中一人已经死了。”
遭到被害者的朋友们质疑时，警方继续否认沃尔盖特、科瓦里和维特沃斯的死亡有所关联，于是约翰联系了英国资深 LGBT 民权活动家彼得·塔切尔（Peter Tatchell），他建议约翰去找同性恋电子报纸 PinkNews 的主编尼克·达菲（Nick Duffy）。达菲同意对这几起死亡事件并未得到广泛报道表示担忧，无论谋杀案背后的实情如何，整个社群都应当获得警告。达菲于2015年1月联系了警方，但被告知这些人的死并无可疑之处，没有必要引起过度的恐慌。PinkNews 决定不对这些谋杀案进行报道。
警方如此肯定三人的死并不是同一位连环杀手所为，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在丹尼尔·维特沃斯手中发现的一张绝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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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在沃尔瑟姆斯托死因裁判法庭（Walthamstow Coroner's Court）进行了对科瓦里和维特沃斯死因的讯问，科瓦里的家人在讯问中发表陈述称，这位年轻人是一位富有天赋、雄心勃勃的艺术家。他们陈述道：“他对他人十分关爱，喜欢朋友的陪伴，是一个充满好奇、拥有艺术天分的特殊孩子，与所有的亲戚关系融洽，并且想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 维特沃斯的父亲亚当（Adam）说：“他是个积极、聪明、热爱户外运动的男孩，喜欢骑着单车探索草木葱郁的小路。”
接着死因裁判官朗读了在维特沃斯身上发现的自杀遗书。遗书中叙述说，科瓦里和维特沃斯参加了伦敦的地下化学性爱派对，派对由人们在 Grindr 之类的约会 App 上发起，并且使用了包括 G 水（GHB）、冰毒和 “喵喵” （mephedrone）等毒品。
遗书称科瓦里和维特沃斯此前就互相认识，并且在一次性爱派对上，维特沃斯不小心给科瓦里服用了过量的 G 水。这种毒品 以陡峭的量效曲线 而闻名，一旦使用过量会非常危险。遗书说，出于悲痛，一个月后维特沃斯富有诗意地在抛弃朋友尸体的同一个地点，用同样的毒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维特沃斯的部分遗言说道：
“我活不下去了。我杀死了我的朋友科瓦里。我们只是在一个朋友那儿找点乐子，我被冲昏了头脑，多给了他注射了一剂 G 水。这是一个意外。我知道，如果我向警方自首，我就要坐牢。我已经混合着安眠药一起吃掉了手头上剩下的所有 G 水。如果我死了，是我罪有应得。至少这样我又能跟科瓦里在一起了。”
讯问结束后，一份当地报纸的头条写道：“巴金教堂发现死于毒品的恋人尸体。” 在公众眼中，这是一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而 G 水就是致命的毒药。报道中并未提及安东尼·沃尔盖特的死。连环杀手理论不过是毫无根据的传言。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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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杀手还并没有收手。讯问的三个月后，在2015年9月14日，第四具尸体，25岁的叉车司机杰克·泰勒（Jack Taylor），被发现躺在巴金北街，就在前三具尸体被发现的地点附近。泰勒在9月12日晚上与朋友出去玩了，然后他回了家，但在9月13日凌晨又叫了辆出租车出门。监控摄像显示，凌晨2点至3点间，泰勒在巴金与一名男子见面，接着两人一起往墓园的方向走了。
一开始，泰勒的死并没有与此前三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对四起死亡案件的调查在10月从巴金警察局转移到伦敦警察厅的谋杀与重大犯罪部门手中。
斯蒂芬·波特（Stephen Port）的 Facebook 照片
2015年10月19日，警方宣布他们控告了巴金的40岁厨师斯蒂芬·波特，称在约会网站结识四名男子后将他们毒杀、强暴并抛尸。警方称，波特用掺有大剂量 G 水的饮料将受害者杀害。由于独立警方投诉委员会（IPCC）表示伦敦警察厅对四起谋杀案 “在反应上可能存在不足”，案件又转交给了 IPCC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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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谁杀害了这四名年轻人 —— 今年10月陪审团会在庭审中裁决斯蒂芬·波特是否有罪 —— 警方的调查都是一塌糊涂。尽管 收到了无数的提醒，警方仍拒绝相信巴金这几宗几乎一模一样的谋杀案是连环杀手的手笔，就因为他们在维特沃斯手里发现的一张遗书。
警方轻信了遗书中描述的情况，因为那十分可信：遗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故事，描述了参加性爱派对的年轻同性恋男子，致命的毒品，整件事情充满了罪恶感，似乎比伪造遗书这种牵强的理论显得更有道理。他们肯定在想，这不是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侦探小说，这里是巴金。
当我询问伦敦警察厅为何过了这么久才将这几起谋杀案联系起来并且提醒同性恋社群注意，一位发言人告诉我，由于审判在即，他们无法做出评论。
前侦缉总督察柯林·萨顿（Colin Sutton）曾将备受关注的连环杀手利维·贝尔菲尔德（Levi Bellfield）绳之以法。法院认定这名男子21世纪初在西伦敦杀害了三名年轻金发女性，其中包括13岁的女学生米莉·道勒（Milly Dowler）。
萨顿表示，自杀遗书应当成为调查的关键。
萨顿说：“如果遗书是真的，这就是自杀。如果是假的，就是谋杀。在这起案件中，遗书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因为如果是伪造的，他们就得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第三起谋杀，考虑到连环杀手的存在，所面临的风险更大了。这是关系重大的抉择。因此，我认为任何称职的警察都会立即去鉴别遗书的真伪。”
结果有四个人被杀了，看来警方随后就认定遗书是伪造的。最初的调查可能并没有找到遗书出自维特沃斯之手的法医学证据，警方依据的反而是字迹鉴定。萨顿说道：“如果他们没有在自杀遗书上进行指纹和 DNA 的法医检验，说实话，这就是他们的失职，因为字迹鉴定是出了名的不靠谱。这意味着他们并没有通过科学的方式验证遗书的真伪。”
除遗书外，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维特沃斯和科瓦里相识，更别说什么他们是在性爱派对上服用 G 水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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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搞清楚约会 App 在这些谋杀案中扮演了多么关键的角色。如果只是在酒吧寻找目标，凶手还能犯下如此罪行吗？奇纳和基拉对我说，他们并不怪约会 App，只会谴责利用这些 App 的杀人犯。不过，随着约会 App 越来越受欢迎，与约会 App 相关的暴力事件也不断增加。
根据英国《信息自由法》，一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英国，与 Tinder 和 Grindr 等约会 App 相关的犯罪，包括强奸、勒索、猥亵儿童、抢劫和殴打，增加到了过去的七倍，从2013年的55起上升到2015年的412起。2016年3月，两名男子在 Grindr 上结识一名男子后，将其引诱至北安普敦一间房子中殴打并实施抢劫， 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2015年12月，PinkNews 报道了 两人通过 Grindr 寻找约会对象，却在被引诱至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后遭到抢劫的案件。
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 LGBT 受害者。Tinder 是一款异性恋更常用的约会 App，2015年与 Tinder 相关的犯罪比2013年翻了不止一番。2016年3月，汉普郡的50岁个体建筑工杰森·劳伦斯（Jason Lawrance）因强暴五名女性并殴打两名女性被判无期徒刑，他与受害者在 Match.com 上结识，这也是异性恋更常用的约会网站。
那么人们应该害怕网上约会吗？来自曼切斯特的35岁艺术倡导者马修不时会使用 Grindr，他并未觉得约会 App 与酒吧有太多不同。他说，同性恋者总是得比异性恋者承担更多风险。
马修说：“我为巴金的那些受害者感到难过，他们还很年轻，可能他们用 App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或许他们无法向周围的人 ‘出柜’。Grindr 可以搜到很大范围内的人，所以你的约会对象可能会有非本地人。其实这还是同一个历史问题，因为同性恋者害怕遭受迫害，他们只能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和各类信息，周围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从而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话虽如此，我觉得在网络约会的电子时代，不论男女，所有的年轻人都有危险。”
他说：“我乘船游览曼切斯特的运河时也面临着危险。有人认为 有个连环杀手会在那儿溺死过往的同性恋。我在那里被袭击过，在运河里还看到了一具尸体。运河区域那时还处于封锁状态，两个男人对着我们一群人掏出了枪，但因为我们做的事儿不合法，也不敢报警。
现在人们忘记了危险，App 让‘“秘密约会’ 变得很寻常，连13岁的孩子也不假思索地去约会。我敢肯定还有许多男男女女并没有向警方报告与约会 App 相关的犯罪，可能是对自己的疏忽大意感到羞愧，或者是认为告了也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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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将巴金谋杀案的调查转交给 IPCC，伦敦警察厅还与巴金的 LGBT 社群进行了一系列公开会议，显然是想试图消除隔阂。
在去年11月的第一次会议上，当地人向专门小组的警官暗示，如果在第一起谋杀发生后，警方认真地尝试与 LGBT 社群沟通，后三起谋杀或许就不会发生了。社群成员还告诉警方，他们不向警方报告那些仇恨犯罪，是因为 LGBT 人群没有受到警方的公正对待。其他人补充说，对 LGBT 来说，巴金地区没有安全的地方，没有社交的地方，也没有任何 LGBT 活动。警方表示去年他们已经将伦敦 LGBT 联络官的数量增加到八位，并计划对当地警官进行最新的平等和多元化培训。
但约翰并没有被说服。在2月份的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专门小组的警官和市政委员会领导人：“作为同性恋社群的一员，我对你们失望透顶。你们要给我说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同一个地区死了四个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付出这么大代价，你们警方才认为他们的死是可疑的。不然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你们的看法。”
巴金-达格南政务委员会主席、市议员戴伦·罗德威尔（Darren Rodwell）对与会者说：“我们都承认调查出了问题，但部分问题在于，巴金有12000名同性恋者，我们却没有一个公开的同性恋社群。如果坏事发生了，有更好的沟通网络，消息就能在社群中传播得更快。”
我询问与会的警官，为什么警方没有发出警告，在第三起谋杀案发生后也没有找到几个案子之间的关联，他们也告诉我因为审判在即，他们无法做出评论。
令人吃惊的是，在巴金谋杀案发生的时候，甚至当波特在10月份被起诉，此次事件受到全国媒体报道的时候，巴金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案件。
LGBT 社群团体 “LGBT 网络巴金-达格南分部” （LGBT Network Barking and Dagenham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成员说：“我们很难评估巴金同性恋者的反应，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反应；绝大部分人对此完全一无所知。这儿没有任何同性恋社交场所。巴金的同性恋社群是孤立的，但他们仍然希望与同龄人交往，因此往往会使用 Grindr。”
三月份时，距离警方起诉波特已经过了五个月，我问约翰巴金的谋杀案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对我说：“这些谋杀案让伦敦看起来更加黑暗更加危险。” 我还问了他对警方安抚巴金同性恋社群的努力有什么想法。
约翰说：“从两次会议上巴金警方高层的表现和发言来看，他们还不能让我相信他们对 LGBT 社群有深入的了解或真心的支持。如果他们想避免重蹈覆辙，伦敦警察厅就得真正地理解我们、团结我们。我猜到了2016年伦敦警察厅还是缺少多元化，对少数群体缺乏同情，导致出现一些危险的盲点。除非这样的情况有所改变，社会中的部分成员将一直比其他人更容易遇到危险。”
伊丽莎白·亚德利（Elizabeth Yardley）是伯明翰城市大学的犯罪学副教授，专门从事谋杀案的研究，我也问了她为什么警方对某些谋杀案的调查如此不力。
亚德利说：“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警方在处理同性恋者遇害的案件时，仍然可能进行主观臆断。人们把这叫做 ‘一孔之见’。无论是潜意识地或有意识地，警方对于人们的行为都有许多刻板印象，他们认为同性恋者都是地下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看法会让调查范围变得狭窄，从长远看来反而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警方在调查异性恋受害人时，并不会像这样关注他们的性取向，因为那会大大限制调查思路。现实情况是，警方在调查同性恋者或性工作者的谋杀案时，其紧迫程度与12岁的孩子遇害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受害者不分轻重贵贱，所有的受害者都应当得到司法公正。”
这是彻头彻尾的现代谋杀案 —— 手机约会 App 作为捕猎受害者的嫌疑工具；在夜店和性爱派对上越发流行的精神类毒品被用作杀人毒药，同时还可能是犯罪分子的障眼法。10月份的庭审和 IPCC 的调查会表明警方到底做得有多糟糕，但巴金谋杀案已经证实的是，在英国并不是每一个谋杀案受害者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可耻的是，即便有些人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不平等和偏见仍在继续。
*一些人要求隐藏他们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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