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折磨经纬系的人，我等着收拾

　　述／张颖

　　文／经纬创投

　　编辑／梁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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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张颖从未有过的一次完整自白了吧。

　　13岁移民美国，大学时原本学生化的他受同学父亲的刺激，对商业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如愿进入投行拿着百万美元的薪水，却在一年圣诞节前失业。在那一周内，他投了四千份简历，发给投行、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2003年，张颖被当时的东家派回国，他投资了分众、3G门户、爱康国宾，这三家公司陆续上市。但他自己总结说：完全是狗屎运。“我觉得那个时候，狗屎运跟个人能力有可能是九和一的关系，当时投资机构也少，我们运气也比较好。”

　　到今天为止，张颖的心里还有两个单子：一个是当年曾回复他邮件的人，“只要有那么一天，我就会用十倍的努力去回报他们。”

　　而对于另一个名单，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对记仇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逻辑，五年、十年、十五年我也记得，总有一天碰到他们擦边经纬系边界之时，我会再去收拾他们。后者基本上是不靠谱的投资同行，之前系统性折磨经纬系的创业者，反悔过好几次的，这种人我等着收拾他们。”

　　以下为张颖在长江创创社区分享会上的演讲实录：

　　我今天很诚实地分享我人生中被动和主动的选择。

　　壹

　　朋友的父亲是亿万富翁

　　从我的第一天开始说起，我1973年在上海出生。但我从来没有在上海住过，所以我也不会说上海话。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生下来就跟母亲去了山东泰安，她清华毕业后去了泰安制药厂，我父亲在新疆兵团做军医。

　　所以我生命中最初的六年，他们是分居的。后来因为出身、分配的问题，我们全家想办法搬到了安徽马鞍山。在那里，父亲做医生、母亲做老师，大概到十三岁的时候我们移民到了美国。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老外，从思维逻辑、写东西的流畅性，再到阅读，基本上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其实我中文还是比较差的，这几年在中国适应得还可以。我觉得接地气这方面，我比美国回来的那些人要好很多吧。

　　我在美国读的初三、高中、大学，从大二开始开始做癌症研究、在医院实习，毕业之后又做了三年有薪水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所以说我还是理科出身，思考逻辑比较严谨。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里——很小的试管，每天提炼细胞、抽血、提血、提炼DNA，做软件帮助大数据的分析，当初我的学科是生化跟数据分析的连接。

　　我是蛮喜欢这份经历的，但当初总觉得自己应该向商业靠拢。起因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他父亲是美籍菲律宾华裔的首富，你可以把他想象成类似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我同学的父亲创造了几家公司，所以通过他，我很早接触到他创业的节奏和生活方式，他后来自己也做过一段投资人。

　　他做的事情深深地刺激了我跟我的朋友。美国的教育模式是穷养，我的朋友父亲虽然是亿万富翁，但我朋友自己也很穷，开个破车。我们当过一段时间室友，从上班到下班，每天呆在一起——彼此交流很多。

　　那个时候很年轻，朋友的父亲正好又到了创业成功的爆发阶段，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这些多多少少，从商业上，创业上、乃至投资上，综合下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后来去选硕士专业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有商业性质的硕士学位——西北大学的生物科技和商学硕士学位，一半是生化、一半是商业。有很多的医学院，我申请过了，但最后没有选。

　　在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到了精英学府，因为之前在马鞍山读的小学、初中，去旧金山的高中，再到大学，都是二流到三流之间。高中我读的是林肯高中，是我们旧金山最烂的高中之一：每天每时打架，墨西哥人打华裔，华人打华裔，越南人打黑人。越南人非常团结，三五个越南人把黑人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我们学校经常有警车不停地巡逻。这是一个大炼炉，ABC不喜欢台湾人，台湾人不喜欢香港人，香港人不喜欢上海人，所有人都讨厌除上海外的大陆人。

　　我们中国人是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端，每天要学会保护自己。我又不太会打架，所以要跟人家交流——我跟黑人是好朋友，西班牙人好朋友，越南人好朋友，没有人动我；有时候考试帮帮他们，因为我数学比较好，英文一样的差。

　　那个时间点现在回看，我是在融入不同的人群，跟不同的人交流——善意是互通的，我对这个感触很深。比如我现在骑摩托车，在非洲呆过一个多月；在尼泊尔，在阿根廷、智利，乃至澳大利亚沙漠腹地……我去过很多很危险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经历都加深了我少年时代的判断，那便是善意是互通的，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没有无缘无故就要对另一个人施加恶意的人，有的话，数量也是凤毛麟角。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成长大概都会有七到十个十字路口，在每个十字路口你基本上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你做错了选择，走了岔路，你只要能快速地发现，能回来，大概就还能往你想的生活跟工作的方向发展；如果你十个路口连走错三四个，就会越走越偏。

　　我现在看我五到十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大概超过百分之六十是被动选择：

　　我父母选择去美国，不是我的决策；去西北大学是我的决策；后来我加入投资公司，他们硬逼着我回来北京，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好，又是一个被动的决策。所以到今天为止有经纬这样的平台，我自己觉得是七三之分，百分之七十是狗屎运，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的一些主动选择或者能力。这是实话，就是七三。

　　进入西北大学最好的部分，是有优质的大公司来校招。因此我进到了投行所罗门兄弟，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最后被花旗收购了，所以这个品牌也不存在了。大概二三十年前，他们在行业里是呼风唤雨的，我加入了他们的高科技投行部，在那边做了两年。

　　贰

　　失业后疯投4000份简历

　　正好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我又去到了荷兰银行，我在荷兰银行待了一年。我记得当时加起来是百万年薪，一个案子没有做。其实这一点都不吃惊，当他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基本上是投资的最高点，他们在最高点进；在最低点，应该投资的时候，他们解散了团队。

　　那个时候，我记得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遇到失业。当然他给了我们很好的“遣散费”，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沮丧。我是一个对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个了解的一个人。我在一周的时间内，投了四千份简历，全部一样的内容，有时候会改一些，按照他们的数据库发给了投行、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还有一个单子：当初我发的陌生邮件谁回复我，这里面如果有任何人现在来找经纬系帮忙就十倍的回报，这发生过几次。大多数公司高管或基金合伙人不回求职邮件的，但也有几个人回复，我深深地记得他们是谁。我就等着，有可能要等上五年、十年、十五年，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但只要发生的那一天，我就会用十倍的努力去回报他们。当然我对记仇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逻辑，五年、十年、十五年我也记得，总有一天碰到他们擦边经纬系边界之时，我会再去收拾他们。后者基本上是不靠谱的投资同行，之前系统性折磨经纬系的创业者，反悔过好几次的，这种人我等着收拾他们。

　　回到找工作这个主线：四千份简历，我想我只要一份工作。当初我的主线，就是看看咨询公司、投资公司有没有可能，反正有任何人能给我份工作我都会考虑，或者在大公司做战略投资。

　　最后找到的那家公司叫美商中经合，地址正是在我老东家荷兰银行的马路对面，旧金山101街道的最末端。我就过去中经合，正好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也是启蒙老师刘宇环就在办公室。他跟我聊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份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因为北京办公室比较混乱，他们就想派一个信任的投资经理回国，把这个桥梁弄得更好一点——就把我给“架着”回去了。

　　逼我回去的那个人是我们中经合的CFO，后来她变成经纬的CFO。她也是我的恩人，是她当初逼我回中国。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尽早回国；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创业头脑的人，做得离创业最近的也不过是在高中卖过一些笔，赚了一点点钱。

　　我说你真要让我回去，能不能把办公室给我留一年。当时她说好，结果我走了两个礼拜，办公室就给别人了。呵呵。

　　叁

　　回国第一投分众上市，纯狗屎运

　　我是2003年7月回来，12月就投了分众，完全是狗屎运。我看到一个电梯里的广告，我知道国外有这样的模式。我跟左凌烨，也是现在经纬最重要的合伙人之一，一起找到江南春。当时这个案子，完全没有深思，就是碰到运气投了，然后上市；之后一步一步，又投了3G门户、爱康国宾，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觉得那个时候，狗屎运跟个人能力有可能是九和一的关系，当时投资机构也少，我们运气也比较好。

　　快进到大概2007年，我和邵亦波、徐传陞、左凌烨、万浩基他们一起做了经纬。2008年经纬创立，截至目前，我们大概管理超过155亿人民币左右资金，我们主要做早期投资；投资了超过320家公司，每年大概投80多家左右——风格比较凶悍，不管是我们对经济周期的思考怎么样，我们一直投得比较猛。

　　哪怕2014年10月份，我们说会有一定的泡沫，那个时候我想提醒我们公司早一点融资、早一点准备过冬、早一点把行业的竞争对手灭掉。别人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觉得我张颖阴谋论，觉得我要把价格压下来，我们再借此投资，这些话我也都听到过。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市场高看我了，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有那么大的能耐，能说市场低潮就瞬间把市场变成低潮。也不会因为我发了这个给我们自己投资公司创始人的信，新的创业者来见我，就主动把估值降低了……但这个确实给我提了个醒，所以现在我说话也比较小心了，我不想一个好的出发点，最后因为过度解读的关系，而变质。

　　但其实，我今天我想想，我一般说得罪的，都是投资行业里不靠谱的同行。这点我想的非常清楚，我们最后成功失败，跟任何同行都没关系，我们是吃早期投资这口饭的，完全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行事，你怎么不喜欢我、怎么想围剿我、怎么想刁难我都没关系，我们会永远靠自己。

　　我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评价和挑剔任何的创业者，哪怕我们投资后亏钱血本无归的。亏的公司，里面有一些是有深思考的创始人，再次创业我们会再支持；如果有一些实在支持不了的，我们在外面也不会说他坏话，咽下去。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买卖，当初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肆

　　我们不会花一丝时间帮“扶不起”的人

　　回到经纬，我们现在每年大概投80家公司。加上再融资，有些公司一年融2轮、3轮，像今年有6、7家一年融了3轮、如果你把这些算起来，每年大概会有快300次的资本运作。在这里面独角兽公司，知名公司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这里说说我们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我们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大概很少有投资机构员工比我们多。我们有将近100个人，有30多号人是在投后管理，还有40多个人是在投资。

　　投资团队有8个垂直小组，我们投资的同事都是比较专注的，每个人关注1.5个行业——1个主行业，再加上0.5个他们感兴趣的行业；一般1个或者2个合伙人带大概3、4个人。

　　我说说哪8个小组：交易平台、企业服务、互联网金融、大文化、移动医疗、智能硬件我们现在归成新技术、O2O、社交社区。新技术方面，我们想寻找平台，或者是产业链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O2O远远没有结束，现在垂直小组也在系统性地回访所有优秀公司，看看能不能加码。O2O里面未来一定会有很优秀的公司，年收入几个亿、利润几千万都有可能，O2O领域我们投了滴滴快的、饿了么、e袋洗、e代驾、租租车，垂直的比如小马管家、有福妈妈等等。

　　我们第二个特点是投后管理。可能很多VC都会说我们也有，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就是做得比他们好三倍。任何时间，不管是经纬主投或跟投；是否是最大哪怕最小的股东，我们的被投公司出事情，第一时间都会找我们帮忙。正因为我们是很给力的，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我们。

　　我们给被投公司帮忙，永远的金线原则就是只帮忙、不添乱。所有的帮忙要他们主动提，我再来判断应不应该帮。因为我有320家公司，每家公司如果都是这么帮是帮不过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投后管理小组，花一丝时间帮扶不起的人。只要这个创始人不珍惜、不给力、不重视，我们就会全体消失。

　　我们已经做到了该做的，这条船已经离开了码头。最后是帮我们赚很多钱还是中间沉掉，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干预的能力，也不应该干预。所以如果我们想清楚了这公司基本上没戏，我是不会把这样重大的资源去帮助这样子的公司。听起来有点冷血，但是只有这样子才能激励我们投资管理同事拼命去工作，而且比较快乐的、有成就感地去工作。

　　我有一个自己深深深认可的理论：

　　如果要把一个公司做好，你们可以让同事有非常民主的讨论过程，你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但是最后的重大决策自己拍，你要有勇气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做出这个重大决策，一个人做这个决策。“说服”不了的，就靠“征服”。

　　我一般跟创业团队打交道，我只跟我认为最重要的、股份占比最多的那个创始人聊。很多同行认为最需要聊的东西，认真地再去思考一下，本质上最重要的是创始人，一个有欲望、有激情、有本领的创始人，他能解决99%的问题，团队他解决，公司的运作他解决，碰到危机他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跟太多的人去聊，太多的信息，太多其他团队沟通反而会让我做出比较被动跟短视的决策，我是这样的风格。

　　有些投资人希望跟创业者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在我这边你跟我聊一个小时，高质量的一个小时已经很难得了。公司的经营数据，未必需要当面聊很多，这点我的投资团队会反馈数据给我。我关心更多的是产品战略之外的东西，感性上对创始人的判断往往是更重要的一点。

　　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经纬还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我也有非常大的欲望跟激情去做得更好。但是这段时间竞争越来越残酷，对我们挑战还是很大的。我永远是在自信跟自卑、焦虑之间在切换，这是一个非常细的一条线.我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不住下一个百度、下一个腾讯、下一个阿里巴巴，如果我们抓不到这一小撮伟大的公司，N多年之后，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基金一定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但我就觉得会非常非常的窝囊，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

　　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最初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是个七三的概率，就是百分之七十老天爷给我的恩惠，百分之三十我自己做出的一些正确的决策。其中有个决策我觉得我想说一下，是我主动的决策。在2003年投完分众之后，许多投资机构都用非常好的条件挖我，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去，我到今天也不太能明确地说自己为什么最后做出了不去的理由，也许是等一个自己平台的机会。这样下意识的主动给决策，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一直相信：如果你走错一个或两个路口，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头；但当你连续走错三个路口，就会再也回不去最初衷的主干道。

　　这又说回到一开始说的十字路口，很多人现在这种十字路口，你只能回头才能判断是对还是错，但是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管是下意识的还是老天爷的安排，还是自己的抉择，不能三个十字路口都走错，要不然就完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工作如此、对生活如此、对人生也是这样子。

　　到今天，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正确的价值观跟正确的待人处事极其重要，我越来越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优点。

　　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基金，但是你赚了很多钱，投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中国的创业者对你是无比的容忍的，你做坏人也没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但你投资的业绩又非常糟糕，你也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又要有卓越的投资业绩，同时要在这里面做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天下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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