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士”在谈及当前经济大环境下，人的重要性时，特别提到“三种人”，即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重要性。指出企业家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体系适应能力的主导力量。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包括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最关键的是通过保护产权、知识产权，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要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一些具体政策执行上，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
的确，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没有比企业家的安全感更重要的事了。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深刻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和农业部门中脱颖而出，并且成为中国配置资源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变化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繁荣的源泉。
张维迎的这个论断，事实上已经为中国财富增长的历史和现实提出证明。中国财富创造的路径无非有两个：一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在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队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企业家队伍崛起，靠政府的审批、规划、管制，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就能创造所谓的增长奇迹。因此，减少行政审批的本质，就在于承认企业家的价值，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恰恰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价值，不承认企业家队伍对中国社会的贡献。由于中国体制的弊端，以及市场经济的不彻底，导致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当官员通过权力寻租的时候，民营企业家要么配合，要么被“逆淘汰”。“配合者”如果不走运，很有一天就会被追究原罪。数数在出事官员倒下的地方，有多少民营企业家给前赴后继的铺路。
其实，过去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没有建立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在成长过程中摆脱不了原罪的枷锁，追根究源，民营企业家与生俱来的原罪宿命源于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力结构。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的路径决定了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改革的推动和试错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法者，一直游离在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而国家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又迫使他们只能通过寻租的模式换取发展的空间，要么不发展，要么突破法律的底线去发展，以违法换生存的原罪由此而生。
民营企业不断突破现有的法治，并以原罪的代价创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法律要素，这成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写照。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随着官员对经济控制的加深，民营企业获取资源的制度条件更为恶化，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让公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愈加模糊，这导致民营企业家原罪的形态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那就是，从被动的突破法律，突破体制获得生存的资源，变为主动发现并利用体制的漏洞，主动出击寻租获取暴利的真正的违法者。
在体制的迷失中，民营企业家从一个中国改革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创造者，堕落为体制漏洞食腐的秃鹫，形成了其财富的暴涨与其社会声誉的江河日下的畸形背离。在中国本轮反腐的过程中，一个官员倒下，总是有很多民营企业家为其陪葬。这个时候，政商关系已经极为肮脏。一些民营企业家主动寻找体制的漏洞而参与寻租。如果说改革之初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可以归咎于体制本身，情有可原的话，则在今天主动利用公权力边界模糊的体制缺陷，作出与公众利益逆向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对商业伦理的可怕背叛，使得他们的巨额财富成了不正义的代名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薄熙来背后的徐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干不净的政商关系源于体制，害了多少中国的企业家，而由于体制导致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让其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2010年以来，中国出现的盛世移民潮，大量的企业家不仅把财富，也把孩子和自己的身份转移到海外，成了真正的“离岸公民”，这种不安全感，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如果创造一个国家财富的企业家群体大多选择移民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有长久的未来。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面临诸多的挑战和机遇，其中最大的挑战，无疑是企业家群体的惶恐不安。而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精神，才是经济走出危机的关键。基于此，“权威人士”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包括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家。”无疑是个非常聪明的判断。在现有的体制下，重要的是把中国经济的未来交给这些财富和创新的缔造者，通过保护他们的产权，他们的人身权，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安心的去创新。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市场经济和体制的完善，更需要高层释放真正的信号。
不要揪住企业家的小辫子或者原罪不放，“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这无论对企业家，还是中国，都是一个再重要不过的大事。
(责任编辑：DF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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