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男神布鲁纳的传奇一生-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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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做教育的人在学业和职业生涯中总会遇到他，或者在课堂上学过，在考场上考过，或者读过他说的话，在实践中受过他的影响。 “认知心理”、“结构主义”、“螺旋化课程”、“发现教学法”......这些如雷贯耳的关键词都指向同一个人—— 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 Bruner）。 2016年6月5日，布鲁纳教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杰罗姆·布鲁纳教授与他的名言：学习者应被鼓励去发现事实及其之间的联系。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难过。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欠他老人家一个致谢。我不知道有多少教育类毕业论文里会提到布鲁纳，或是用到过他的理论，应该很多吧。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布鲁纳的观点是我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我现在都还记得，写论文的那个暑假，我捧着布鲁纳的那本《教育过程》，翻来覆去地读。

　　在文献读累了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枯燥），我就去找这些作者的生平逸事、趣闻八卦，聊以自乐。这个时候，这些人物就好像从书本里走了出来，不再是遥远的沉默的丰碑，而是身边触手可及、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趣又充满智慧，他们的人生跌宕又富有传奇色彩。

　　布鲁纳的出生就有传奇色彩（自带主角光环）。他于1915年10月1号出生于纽约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好吧，又是犹太人），出生的时候不幸患有先天白内障，是个盲孩；幸运的是在两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高超的眼外科医生，一场成功的手术让他见到了光明，但视力一直都很弱，所以厚重的眼镜是布鲁纳的标配。

　　布鲁纳的父亲是个成功的钟表匠商人，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父亲非常英明地在去世前，就把生意卖给了著名钟表公司宝路华（Bulova），这样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起初，家人对布鲁纳的期望是做一名律师（这是所有美国移民家庭对子女的期望么）；但是他却对心理学感兴趣。因此，1937年他从杜克大学毕业后，就去读了心理学研究生，之后转学进入哈佛大学，于1941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布鲁纳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本来他一直是研究动物知觉的，瞬间转向社会心理学，最后博士论文的主题竟然是 分析纳粹的宣传技术（这是有多爱和平）。之后应征入伍，在盟军最高司令部艾森豪威尔统帅部任职，用心理学专业技能分析宣传活动，进行心理战术研究，后曾任普林斯顿公共舆论研究所副所长，战争信息办公室海外支部委员，并在法国军队从事智力开发工作。

　　1945年二战结束，布鲁纳回到哈佛，继续进行他的知觉研究。他在1947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论文。这个研究是这样的，他选取了一些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的孩子，让他们估计硬币的大小，结果是穷人儿童更倾向于高估硬币大小。经过一系列类似研究，布鲁纳得出的结论是： 需求会影响人的认知，人对事物事件的感知经常会受到所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这个研究在当时产生极大反响，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行为主义是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大家都在研究刺激所带来的行为反应，基本不考虑个人的心智思维，并认为这是主观和不科学的。布鲁纳则强调人类思维的策略性和目的驱动性，这与当时的行为主义主流观点是不符的。

　　行为主义认为影响个体知觉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是所观察的对象本身，即物体的客观物理特性以及当时的观察情境条件，比如光线、观察距离；而以布鲁纳为代表的认知主义则认为，个体在观察对象时，会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知觉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观点奠定了认知心理学的基础：关注人是如何思维和推理的，而不仅是对刺激如何做出反应。在布鲁纳等人的支持和推动下，哈佛大学于1960年建立了认知研究中心，这里迅速成为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的领先阵地。

　　在布鲁纳的两本巨著《思维之研究》（1956）和《教育过程》（1960）中，体系化地呈现了他的认知观点，并将这些理论运用于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对儿童的智力发展、学习与认知的过程、课程与教材的编制设计以及教学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比如：

　　? 强调学生的知识学习要 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即学科基本概念和原理，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学习的概念越基本，使用到新问题的范围也就越广泛。

　　? 主张用 螺旋式方法设计课程与编制教材，将那些复杂的概念以逐渐精进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呈现给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使得课程与教学符合儿童智力发展的进程和特点。

　　? 提出“ 发现教学法”，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要求学生像学科专家那样思考本学科，尝试去发现规律、自己得出结论，在此过程中强调直觉的重要性。

　　? 关注 学习的内在动机，应尽可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兴趣，他认为类似行为主义那样的赏罚或竞争等外在动机收效有限，也无法长久。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引起美国朝野震撼，要求科学教育改革的呼声四起，布鲁纳的这些教育观点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战后美国最大规模的课改由此而生，以学科结构课程理念为指导，强调科学课程的学科结构化、理论化和发现教学法成为教育界最强音，各地纷纷开发了许多新课程，包括我们很熟悉的BSCS生物，PSSC物理，CBA化学以及TSM地球科学。那些年，布鲁纳又陆续写了一些著作，深入探索教学论相关内容。

　　然而上述运动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实践推动并不顺利，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也并未像想象那样发生积极正面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许多学者在分析这段历史时都会提到的一个因素是这样的课程太过“学术”，脱离了绝大多数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实际能力，因为这样的课程，要求教师自身对本学科有非常深入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能够引导学生像学科专家那样思考和发现。还有学者认为布鲁纳提出的“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太过大胆和偏激，本身就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文化当时还没有准备好来读懂和接纳布鲁纳的观点。

　　总而言之，这场轰轰烈烈的课改结果是黯然收场，布鲁纳也于1972年离开了哈佛大学， 自己驾船横跨大西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脑补自驾船好酷好酷的场景）

　　布鲁纳于1980年回到了美国任职于纽约大学，从1991年起他开始在 法学院任教，研究法律背后的认知理论，将叙事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并提出了“storytelling（讲故事）可作为理解世界本质的基本方式”。近几年，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中开始流行这种“故事叙述”的教学模式，大概也是起源于此。

　　布鲁纳在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跨越多个领域，做了许多事情，留下了卓越的思想。 他有过许多很长的头衔，获得过不计其数的荣誉，也承受过巨大的挫败和无尽的诋毁。关键是，他对心理学、教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甚至法学都产生过极大的推动，直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霍华德（多元智能理论之父）说：“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来解读如何看待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