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费迪南德 冯 席拉赫：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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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

　　

　　选自《罪行》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吴掏飞 译

　　他们又带来了一只羊。四个男人脚穿着胶靴围着那只羊站了一圈，目光紧锁着它。他们是用皮卡车把羊拉进农庄的内院来的，天正下着毛毛细雨，他们把它放在一块灰色的塑料布上。羊的喉咙被割断，沾满泥浆的羊身上布满了刀痕。本已凝固的血污被雨水一冲又开始流淌起来，血水顺着塑料布往下，形成一条条细长的红色水线，流入用石块铺设的道路缝隙之中。

　　死羊对他们几个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是靠养羊为生的农民，谁都亲手宰杀过家禽家畜。但眼前这只快要腐烂的死羊，看上去有点让人毛骨悚然：它是布鲁杜缅因州羊，那种头部显蓝色、眼睛往外突的高产的好品种。它的眼睛被剜掉了，暗色眼眶四周血丝状的视神经和肌肉的束状组织清晰可见。

　　格拉夫·诺德克向这几个人点头问候，双方都不愿意先开口。他瞟了一眼那只羊，摇了摇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数了四百欧元，递给他们中的一个。这些钱能买两头这么大的羊。其中一个农民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也是他们几个的真实想法。等这几个人走后，诺德克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心想，他们是对的，我必须找他好好谈谈。

　　安格丽卡·彼得森是位心宽体胖的女士。她在这儿当警察已经有二十二年时间了，在她的辖区内还从没发生过重大恶性案件，值勤时她也从来没有使用过配枪。今天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那份处理醉酒司机的报告也写完了。她坐在椅子上，让两条前腿悬空，像玩跷跷板一样摇来摇去。虽然在下雨，但她还是为周末的来临而高兴。终于有时间好好整理上次去旅游的照片了。

　　这时门铃响了，彼得森不满地呻吟了一声，按了开门按钮，没看见有人进来，于是嘟哝着站起身来，骂骂咧咧地开门走上大街。村里总有几个孩子喜欢按门铃找乐子，她心想，别让我逮着，不然非把他们的耳朵揪下来不可。

　　彼得森差点没认出菲利浦·冯·诺德克来。他站在警察局门口的人行道上，被倾盆大雨淋得头发全湿了，散披在脸上，夹克上的泥浆和鲜血直往下流。他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一把菜刀，由于太用力，手指的骨节都一个个呈白色，刀刃上也有雨水往下流。

　　菲利浦今年十九岁，他还是个孩子时，彼得森就认识他。她慢慢地走过去，像她以前在父亲的院子里跟马说话一样，轻声地安慰他，然后拿下他手中的刀，同时抚摸着他的头。他没有反抗，任由她摆布。她搂着他的肩膀，带他迈上两级台阶，走进低矮的警察局，进入卫生间。

　　“好好洗一下吧，你看上去糟糕透了。”她说道。她不是刑事警察，只觉得菲利浦很可怜。

　　他一直让热水流着，镜子上起了一层水雾。手都被烫红了，他才弯下身子去洗脸，血迹和污泥流进洗手池，把排水口都给堵上了。他盯着水槽自言自语道：“十八。”彼得森没弄懂。她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股热茶和地板蜡的味道扑面而来。

　　“现在请你说说，出什么事了？”彼得森一边说一边让菲利浦坐在客椅上。他一头趴在办公桌的边沿，闭上眼睛，沉默不语。

　　“那我们就给你父亲打电话吧。”

　　诺德克立刻赶了过来，菲利浦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十八，那是十八。”

　　彼得森向他父亲解释说，她必须打电话通知检察官，因为菲利浦说的话让人捉摸不透，她不清楚是不是发生了严重的事情。诺德克点了点头。“那是应该的。”他这样说道，心里却想，这一天到底来了。

　　检察官从县城派了两位刑警过来。他们到达时，彼得森和诺德克在警察局里喝茶，菲利浦一动不动地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往外看。

　　两位警察正式要求暂时拘留菲利浦，交由彼得森看管，并要求诺德克陪同去搜查菲利浦的房间。诺德克告诉警察，二楼的两个房间都归菲利浦用。一个警察在房间里搜查，另一个与诺德克站在门厅里，那儿的墙上挂了上百个本地的鹿角和非洲兽皮之类的猎获物标本。天气真冷。

　　那个警察站在一个东非黑水牛牛头的标本前。诺德克试图向他解释羊被杀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在最近的四个月里，菲利浦杀了好几只羊。他把每只羊的喉咙都给割开了，有一次被农民当场发现。是他们告诉我的。”

　　“是吗？把喉咙都割开了。这头水牛有一千公斤吧？”警察说道。

　　“是的，这种动物还是很危险的。狮子都无法单独对付一头成年水牛。”

　　“您是说，您儿子杀了几只羊是吗？”警察还在打量着水牛牛头的标本。

　　诺德克觉得这是个好的征兆。“我当然向他们赔钱了。我们也曾想对菲利浦采取一些行动，但又总是希望事情能自己平息……结果是我们想得太简单了。”羊身上留下的那么多刀口和被剜掉的眼睛就别说了吧，诺德克这样想。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不太清楚。”

　　“听上去有点奇怪，不是吗？”

　　“是有点奇怪。我们应该对菲利浦采取点什么措施。”

　　“是该有所行动了，您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了吗？今天他杀的还是一只羊吗？”警察还在研究那个标本，还伸手去抓那牛角。

　　“是的，之前一个农民打我的手机告诉我，他们又发现一只羊被杀了。”

　　警察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有点生气，大周末的，竟然要处理“谋杀”羊的事情，不过这牛头的标本不错。他问诺德克是否能在星期一去趟县警察局做笔录。他可不想现在做这些文字记录，他只想早点回家。

　　“当然可以。”诺德克回答道。

　　另一个警察从楼上走了下来，手里拿着一个棕黄色的老式雪茄盒子，上面印着“Villeger Kiel”商标。“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盒子带走。”他说。

　　诺德克突然觉得这个警察说话时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连他手上戴的塑料手套也显得那么一本正经。“如果您觉得有必要，拿走就好。”诺德克回答，“盒子里的是什么？菲利浦又不抽烟。”

　　“这盒子是我在卫生间一块松动的瓷砖后面找到的。”那个警察说道。诺德克有点生气，家里竟然会有瓷砖松动了。

　　警察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诺德克和另一个警察探头过去看，却立即又缩了回去。

　　盒子里铺了一层塑料纸，被分成了两格，各装了一只还没有干透、有点儿压凹的眼球。盒子盖的里面贴了一张女孩的照片，诺德克一下子就认出来是萨宾娜，小学教员格利克的女儿。她昨天刚办过十七岁的生日聚会，菲利浦也去参加了，他以前也常说起这个女孩。诺德克以为儿子可能爱上这个女孩了。不过现在他一下子全身都软了：照片上的女孩没有眼睛，明显是被人抠掉的。

　　诺德克立刻找到格利克的电话号码，手不住地抖动着。他把电话听筒举在空中，以便警察也能听见。格利克接电话时一头雾水，他说萨宾娜不在家，开完生日晚会她就直接去慕尼黑找朋友了。他还说，她还没打电话过来，但那很正常。

　　格利克还想安慰诺德克：“肯定没事的，是菲利浦送她去乘夜班火车的。”

　　警察把诺德克的家翻了个底朝天，讯问了两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还讯问了所有参加生日晚会的客人，没有找到萨宾娜的下落。

　　法医鉴定了那两个眼球，确认是羊的眼球，菲利浦衣服上的血也是羊血。

　　菲利浦被拘留几个小时后，一个农民又在后院发现一只被杀死的羊。他扛着羊，冒雨穿过村里的大街来到警察局门口。羊毛都被雨淋透了，变得更重，血水和雨水顺着农民的雨衣往下流。他把羊往警察局的台阶上一扔，整只羊撞在门上，在地板上留下一摊污水。

　　这个村子去往农庄的途中有一条岔路通向海边堤岸，那儿有一幢为弗里斯兰人所建、用茅草做屋顶的遗弃房，被称为“迪克大屋”，能听见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白天，它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堂，夜里则是情人幽会的好去处。

　　刑警在燕麦草堆里找到了萨宾娜的手机，又在不远处找到了她的冠状发卡，她父亲说她在生日晚会上戴过。这一带立刻被封锁了起来，上百名警察带着警犬像过筛子一样搜查了一遍，痕迹警员也穿着专用服装加入了证据的搜寻，可都空手而归。

　　与警察一起来的还有各路媒体，他们在街上遇人就采访。因此再也没人上街了，家家户户都关上了门，就连小酒馆也只剩一大堆记者坐在里面。他们个个都开着手提电脑，一边抱怨这儿的网速太慢，一边向外报道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新闻。

　　这几天一直下着雨，夜幕降临时，大雾笼罩了低矮的房顶。连牲畜都无精打采的。村里的居民都在议论这件事，见到诺德克时连招呼都不打了。

　　在菲利浦被拘禁的第五天，法院的发言人决定公布萨宾娜的照片，并在报纸上登载了一则寻人启事。隔天便有人用红色喷漆在诺德克农庄的大门上写了“杀人犯”几个大字。

　　菲利浦待在看守所，头几天几乎不说话，即使说了点什么，也没人听懂。到了第四天，他好像猛地清醒了。警察提审了他，他很坦率地回答了提问，只是一提及羊，他就低头不语。警察当然还关心萨宾娜的事，但菲利浦光说自己只是送她去了火车站，之前还去了“迪克大屋”，在那儿“像朋友一样”聊了一会儿天，她也许在那儿把发卡和手机丢了。他还说，他绝没有把她怎么样。他没再透露更多，也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

　　主审这个案子的是克劳特尔检察官。他这几天睡眠不好，早餐时夫人告诉他，说他整夜都在磨牙。他苦恼的是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发生。菲利浦只是杀死了几只羊，最多只能算是触犯了《动物保护法》。可农民并没有经济上的损失，菲利浦的父亲都赔过钱了。农民也没有提出刑事诉讼。萨宾娜没有去慕尼黑找她的女朋友。“可她是位年轻的姑娘，没有及时给家里报平安，理由可能会有一大堆。”克劳特尔对夫人说道。虽然法官已经签署了逮捕令，但也不能仅凭那个雪茄烟盒，就断定菲利浦杀害了萨宾娜。克劳特尔感觉特别不爽。

　　由于当地很少出现疑难案件，于是很快就对菲利浦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结果是，没有智力障碍，中枢神经正常，染色体也未见异常。但是，克劳特尔想，他简直是个疯子。

　　我第一次与检察官见面是在菲利浦被拘禁之后的第六天，羁押审查将于第二天进行。克劳特尔显得很疲惫，不过还是很高兴有人分享他的感觉。“简直是变态。”他说道，“到目前为止他的牺牲品都是羊，难道能确保下一个不是人吗？”

　　与克劳特尔谈话之前，我与兽医有过一次谈话。之前他受诺德克的委托把腐烂的羊处理掉。警察都去忙其他的事情了，没有人去讯问他。他是个非常仔细的人，由于事情很奇怪，所以他对处理每一只羊都作了简短的记录，每只羊身上都有十八道刀口。我把它给检察官看了看。警方也说过，菲利浦总是念叨“十八”这个数字。难道整件事与数字有关联？

　　“也许菲利浦有精神分裂症。他可能惧怕什么东西。”我说道。

　　“这有可能吧。可他又不愿意去看精神科医生。”克劳特尔说道。

　　“这也不是他必须要做的。”我反驳道，“事情很简单，克劳特尔先生。您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尸体，没有犯罪证据。就因为菲利浦杀死了几只羊，您就拘禁了他。可拘捕令是因为怀疑他杀人才签发的，这简直是在胡闹。仅仅是因为您感觉不对劲，他就进了监狱。”

　　克劳特尔知道我是对的，我也知道他心里明白这一点。有时当辩护人比当检察官要容易些。我的任务是旗帜鲜明地保护好我的委托人就行了。而他则必须保持中立，可现在又无法做到这一点。“要是萨宾娜这会儿出现就好了。”他说道。

　　克劳特尔背对着窗户坐在那儿，窗外下着大雨，雨水顺着窗玻璃往下流。他把转椅转过来，顺着我的目光看着窗外那灰暗的天空。我们俩就这样干坐着，五分钟一言未发。

　　那天我在诺德克家过夜，上一次来这儿是十九年前给菲利浦洗礼的时候。晚餐时有人朝屋里扔石头，砸碎了一块窗玻璃。诺德克说，这是本周的第五次了，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我把汽车开进了谷仓，不然轮胎肯定都会被扎破。

　　午夜时分，我还没睡着，菲利浦的妹妹维多利亚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你能把菲利浦带回来吗？”我起身，让她骑在我的肩膀上，把她带回了她的卧室。我把她放回床上，帮她盖好被子。

　　“你得过感冒吗？”我问维多利亚。

　　“得过。”

　　“知道吗？菲利浦现在的脑袋得了感冒。他只是生病了，等他恢复健康就好了。”

　　“可他在脑袋里怎么打喷嚏？”她问道。我打的比方显然不怎么样。

　　“是不能在脑袋里打喷嚏。反正菲利浦现在乱了套，就像你做噩梦一样。”

　　“但是等我醒过来，一切又好了。”

　　“没错，等菲利浦完全醒了，也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会把他带回来吗？”

　　“我不知道，我会尽力的。”

　　“纳蒂妮说，菲利浦干了件大坏事。”

　　“纳蒂妮是谁呀？”

　　“纳蒂妮是我最好的朋友。”

　　“菲利浦不是大坏蛋，你该睡觉了。”

　　维多利亚不想睡觉，她显然不满意我知道得那么少。她在为哥哥担心。最后她要我给她讲一个故事。我给她编了一个没有羊和疾病的故事。当她睡熟后，我取出卷宗和手提电脑，在她的房间里工作到凌晨，此间她又醒了两回，坐起来看了看我又睡了。快六点钟我穿着房主的胶皮水靴，来到院子里抽了一根烟。天气湿冷湿冷的，我熬了一个通宵，离羁押审查还剩下八个小时。

　　萨宾娜一直杳无音信，她“失踪”已经一个星期了。检察官提交了继续抵押的申请。

　　羁押审查往往令人不快。法律规定，必须审查清楚被拘捕者是否有重大犯罪嫌疑。这听上去简单明了，可在实际中却很难操作。调查往往在这个节点上才刚开始，诉讼程序也才刚起头，许多事情还存在疑惑。法官也觉得不轻松，因他或许要限制一个无罪之人的自由。这种审查的程序不像主审那么正规，不允许公众旁听，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都不穿正式大袍，但实际上，继续抵押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举措。

　　负责这个案子的羁押审查裁判官是个年轻人，他实习期刚满，不想犯错。半个小时后，他说已经了解大家申述过的理由了，他要根据“部门联裁的方式”作出裁决，也就是说他要用满法律规定的十四天期限，等待更多的调查发现。在座的个个都觉得不满。

　　当我离开初级法院时，天还在下雨。

　　萨宾娜坐在一艘往返科隆德和弗伦斯堡的渡轮夹层的长椅上。虽然一直在下雨，但她还是与拉尔斯在以生产家具出名、只有一个小海滩的疗养地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星期。拉尔斯是建筑工人，背上刺着自己喜欢的足球队的名称。萨宾娜没告诉父母实情，因为父亲不喜欢拉尔斯。她知道，他们了解她，不会主动打电话找她。

　　是拉尔斯把她送上渡轮的。这会儿她有点害怕了，那个身穿破烂外套的男人自她上了渡轮就一直盯着她看，还仔细地盯着她的脸，并朝她走了过来。她正要起身走开，那人说话了：“你是萨宾娜·格里克吗？”

　　“是的。”

　　“我的天哪，赶紧往家里打电话吧，家里人满世界在找你呢。瞧，报纸上都是寻人启事。”

　　不一会儿，萨宾娜家的电话铃响了。半个小时后克劳特尔打电话告诉我，萨宾娜跟她的男朋友溜出去玩了一个星期，下午就能到家。菲利浦被释放了，不过必须去接受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我已经与他们父子约定，并经过克劳特尔的同意，承诺负责照料菲利浦。

　　我把菲利浦从那座像碉堡一样的监狱里接了出来，重获自由他当然高兴极了，而且还为萨宾娜平安无恙感到高兴。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他是否有兴趣一起去散散步。我们在一条乡间小路边停了下来。整个天穹像一幅埃米尔·诺尔德的立体画作。雨停了，海鸥的叫声回荡在天空。我们谈论他的寄宿学校，他喜欢的摩托车和最近喜欢听的音乐。不知为何他忽然与我开始下面这段对话，这是他绝对不会跟精神医生说的。

　　“我看人和动物时，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个数字。”

　　“什么意思？”

　　“我看任何动物时，眼前出现的是一个相应的数字。比如那里的牛是三十六，海鸥是二十二，法官是五十一，检察官是二十三。”

　　“你是刻意去想的吗？”我问道。

　　“不是，我看见的就是数字而已，自动浮现在我眼前，就像别人看见的是脸一样。我不用刻意去想，它自然而然就出现在那儿。”菲利浦说。

　　“我也是一个数字吗？”

　　“是的，您是五，是一个好数字。”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是他被拘禁以来第一次开怀大笑。接着我们又陷入沉默之中，肩并着肩走了好一会儿。

　　“菲利浦，‘十八’是怎么回事？”

　　他惊讶地看着我，问：“为什么要问‘十八’？”

　　“你一直在警察面前念叨这个数字，而且每只被杀的羊身上都捅了十八刀。”

　　“不是这样的。我是先把羊杀死，然后在它们身体的两侧和脊背上各划了六刀。我必须把它们的眼睛剜出来，开始时真不容易，总是把眼球弄破。”菲利浦全身抽起来，然后吼道，“我害怕十八，那就魔鬼的象征。三个六就是十八，您懂吗？”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大声地喊道：“如果我不把羊杀死，它们的眼睛会焚烧大地。眼球即是罪孽之源，会毁灭一切。”菲利浦开始哭泣，孩子似的放声大哭，浑身不住地颤抖。

　　“菲利浦，你听我说。你害怕羊和羊的眼睛，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那只是你的错误想法。”

　　菲利浦还是不停地哭。不管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相信，他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平静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小车旁。空气好像被清洗了一遍似的，弥散着盐的味道。

　　“我还有个问题。”过了一会儿我才又问他。

　　“什么问题？”

　　“这一切与萨宾娜有什么关系吗？你把她照片上的眼睛怎么了？”

　　“她过生日的前几天我在我的房间里看见了她的眼睛。”菲利浦说道，“她的眼睛变成了羊的眼睛。突然间我什么都明白了。生日晚会的那个晚上，我在迪克大屋那儿跟她说了，她不想听这些，她害怕极了。”

　　“你明白什么了？”

　　“她的姓和名都是由六个字母组成的。”

　　“你会杀她吗？”

　　菲利浦盯着我看了许久，然后说：“不，我不会杀人。”

　　一周后，我带菲利浦去了一家瑞士的精神病医院，他没让父亲一起来。我们卸下行李后，在医院院长的带领下参观了明亮而现代的建筑。就一家精神病医院而言，条件可以说是足够好的了。

　　我跟主治医生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也基本同意菲利浦患的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常见病，大约百分之一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它的折磨。患者初期表现为阵发式，然后发展成对事物的思考和观察出现混乱。其中的多数人会有幻听，还有的人认为有人要迫害他们，认为许多自然灾害是由他们引发的，此外也有菲利浦这样的，受某种病态的执拗观念折磨。治疗一般是用药物，而且疗程往往很长。患者必须信任医生，而且要敞开心扉。完全康复的比例大约为30%。

　　参观完毕，菲利浦送我到医院的大门口，不管怎么说，他只是个孤独、可怜、充满恐惧的少年。他说：“你还没问过我的数字是什么呢。”

　　“对哦，那你的数字是什么？”

　　“绿色。”他说完转身回医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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