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与反兴的十年博弈,来看看哪些奥运项目使用最多?-搜狐

　　氢氯噻嗪为利尿药、抗高血压药，它通过影响肾脏的尿液生成过程，来增加尿量排出，从而缓解或消除水肿等症状。运动员服用目的是：

　　1.通过快速排除体内水分，减轻体重；

　　2.增加尿量，来尽快减少体液和排泄物中其他兴奋剂代谢产物，以此来造成药检的假阴性结果；

　　3.加速其他兴奋剂及其他代谢产物的排泄过程，从而缓解某些副作用。

　　利尿剂同时也会产生副作用，服用利尿剂易造成人体严重脱水，严重者可发生肾衰竭。

　　氢氯噻嗪

　　《2007年禁用清单》规定：如果运动员尿样中含有利尿剂并有某种其他禁用物质（即使该物质浓度可能低于允许浓度上限）时，治疗用药豁免无效。

　　年仅18岁的陈欣怡，成名于2013年全运会。2014年仁川亚运会，陈欣怡曾收获了女子100米蝶泳冠军。去年喀山世锦赛，这位年轻的中国小将更是以58秒34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本届里约奥运会，她参加了女子100米蝶泳的比赛。在北京时间8月8日的决赛中，陈欣怡以56秒72获得第四名，与获得铜牌的美国名将沃尔默仅相差0.07秒。

　　陈欣怡

　　中国游泳队兴奋剂黑历史

　　中国游泳队的黑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

　　1986年韩国汉城亚运会中国游泳队11人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这也是中国体育界最早的一起大范围兴奋剂事件。

　　1994年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国得到23块游泳金牌，而昔日的亚洲泳坛霸主日本只得到了7块。后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11人(其中7人为游泳队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吕彬、杨爱华、熊国鸣等著名选手被禁赛。最后中国队被剥夺12枚金牌，这些金牌全被计入日本队名下。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国际大型运动会上发生集体兴奋剂丑闻，也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体坛影响最恶劣、波及面最广的兴奋剂事件。欧美国家借此宣称“这是现代运动史上最大的药物丑闻”。该事件让中国游泳队从此长期受到国外媒体的质疑。

　　兴奋剂与反兴的不断博弈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授权的实验室在2014年一共检测了18万6073个运动员的血液和尿液样本——这其中约有1%的样本呈阳性，也就是说，共有18670个运动员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然而，一项匿名调查显示，29%的运动员承认自己曾经使用过兴奋剂。

　　显然，大量运动员逃过了WADA的眼睛。

　　这就像是一场博弈战。以WADA为代表的检测机构正在快马加鞭地提高兴奋剂检测的力度。

　　为了参加比赛，运动员们毫无隐私可言。他们必须向WADA的官员们回忆过去365天的的所有细节，并随时随地接受药检。通常药检会一次检测上百种化学物质。

　　检测手段在发展。十年前，吃过特力补（OralTurinabol）的运动员想逃过药检，只需要在比赛前5-7天停药。而现在只要运动员在半年内服用过特力补，都会被检测出来。

　　WADA计划给每一位运动员建立“生物护照”。血检、尿检都是一次性检测，而“生物护照”能够记录运动员在一段时间段内的生理数据变化。调查人员根据这些连续的生理数据，来发现兴奋剂的蛛丝马迹。比如，如果人体血红蛋白在血液中的比例突然上升，该运动员则可能使用了EPO。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魔高一丈，兴奋剂的发展领先检测手段的发展有五到十年。

　　使用最为广泛的合成类固醇药物，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许多运动员大范围使用，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这种药物完全无法被检测出来，因此，国际奥委会迟至1975年才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随后一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11名被检测出使用禁药的运动员中就有8人使用了合成类固醇药物。

　　促红细胞生成素EPO（Erythropoietin）是一种治疗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药物，由于能促进红细胞生成，提高身体的耐力，被很多耐力项目选手用作兴奋剂。在上世纪90年代，EPO就被列入禁药名单，但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人们都无法检测这种兴奋剂。根据WADA的数据，仅在2014年就查出57例运动员使用EPO。

　　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和90年代屡破世界长跑记录的马家军都曾在比赛中使用EPO，当时他们的药检都绝对“干净”。2004年，检测机构对他1999参赛时保留的样本进行检测才发现有问题。最终在2012年，阿姆斯特朗被剥夺七届环法赛冠军，并终身禁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