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善之名凝视恶-搜狐

　　编者按：

　　您可能真的遭受过苦难，可是您一点也不尊重自己的苦难。您身上也有真理，但却没有纯洁性……说实在的，我这儿并非主张苦难，但也并非主张幸福。我主张……自己的任性，也主张需要的时候用它来为我做保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伊信翻译

　　我记住的只有一点：人性更重要。在战争中确实有某种比历史更加有力量的东西在掌控着人。我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去书写生与死的真相，而不仅是战争的事实。要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在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个人？又如何在本质上保护这个人？毫无疑问，邪恶是有诱惑力的，恶比善更加高明，更加诱人……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围绕我们的现实，还有我们的内心。我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感觉。对我来说，感觉就是现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吕宁思翻译

　　世界文学谱系地图之中，群星闪耀。能够找到很多文学沿袭的脉络：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但丁的“贝雅特丽齐”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从W.H奥登的“悼念叶芝”（ In Memory Of W.B. Yeats）到鲍勃迪伦的“暴风雨”（Tempest）……

　　文脉不断，人性就不会失去。或许是因为“俄罗斯本身独特的矛盾性”（别尔嘉耶夫），或许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巨烈的深刻性，很难找到接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作家或作品。

　　对于个人阅读来讲，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的阅读体验，而不是他人对于作品的评价。于作者而言，是“我手写我心”；对于读者来说，是“我心读他作”。在我目前的文学阅读体验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为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对于人性的深度挖掘，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人类的视域范围。

　　于我个人而言，厌恶一切形式的宣传，怀疑一切众人叫好的“剧场效应”，警惕一切可能存在的陈词滥调。如果选择相信，我只相信那些真正“缪斯歌唱”的文字，以及那些保有善良之心的灵魂。

　　近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成为各路营销队伍的“噱头”。莫言得奖那晚，于我个人来讲，感觉只有一点，非常强烈的“恶心”与“窒息”。这种感觉可能带有个人的偏见。

　　因为媒体的一些属性，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在等待颁奖的现场结果，整个过程就像例行公事一般，毫无意义，与词语无关。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一直没有阅读她的作品。

　　今年五月份读到了新京报书评周刊专访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的文章，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的一些回答让我非常震动。例如下面这段文字，“混淆了善恶之后，我们就丧失了判断力……恶散落在生活之中，生活的惯性本身将它掩盖住了。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惯性，能够遮盖住一切它想要隐藏的东西。当然，也还是会疼，会叫。我想：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醒悟。——阿列克谢耶维奇《新京报书评周刊》5.14 柏琳采访”

　　之后又读完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所有的中文图书，感动不已。这种体验让我非常确认，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接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

　　采访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我最想获得的是在采访之中可能出现的几点回答，于私人目的来讲，或许某一点回答，可以解答或者扩宽我自己的困惑。看到梦楠整理的采访稿件，我找到了那些闪光的点，例如“我更像是??艺术的信徒，信仰这个世界上花园、飞鸟、天空等等这样美好事物的创造者。所以其实更应该说我信仰善与美这一类的东西。”，坚定了我自己对于信仰的理解。

　　我在想这篇采访的标题时，脑袋里多次出现“当代最伟大作家”，我也多次问自己这个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在完全冷静之后，我依旧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因为采访的时间安排，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或许未来会有机会再去采访她。或许你看到这篇采访后，也愿意找来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的书来读读看。

　　以下是搜狐文化专访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的全文：

　　嘉宾介绍：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1948年生于乌克兰，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代表作品有《二手时间》《战争中没有女性》、《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2015年10月，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阿列克谢耶维奇拍摄：王煜恺

　　真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显现

　　l搜狐文化：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您好，特别感谢您所做的工作，那是真正具有永恒之光的文字。也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搜狐文化的专访。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您的作品曾受到政府的强力抵制，在面对这些压力时，您害怕过么？是什么支撑您在面对政府强权时依旧能够按照您自己的心去写作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与政府之间始终存在着些麻烦。我的第一本关于战争的书就不被当局认可，因为他们觉得书太过现实、残酷，缺乏英雄主义。后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这本书才得以付印，之后出版了几百万册。《锌皮娃娃兵》也面对同样的情况。当时戈尔巴乔夫当政很软弱，地方政府也不安分。这本书被控告，不过最后也并未成功。因为当时法院附近聚集了几百人，就像一场小型的国内战争，有的人支持旧政权，有的支持新政权。总之最终它也成为了我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至今仍像战争文学一样被广泛阅读。我想说的是，真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显现，我也早已习惯了真相无法被很快揭示，至少对于我来说一直是这样。我认为重要的是去做，要说出来、要写下来，时间会证明你所说的是否真实。所以不必害怕。

　　l搜狐文化：您认为文学与政治是什么关系？二者相抵触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很遗憾，在我们的文化中，政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在经典著作中都有这样的说法：“你可以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涅克拉索夫）”，这也被列入了我们文学的“纲要”。如今很多文艺工作者希望向西方那样脱离政治，使其与周围所发生的无关，但终究未能成功，因为我们并未过上新生活。改革时，文学势必要参与其中，而之后改革历经失败，文学同样也要参与。很遗憾我们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政治。比如说，我也很希望可以摆脱政治，然而我的所有作品无一例外与政治有关。将近40年来我从事红色乌托邦系列的创作，始终无法脱离政治，因为我所记录的是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重要历史。

　　革命未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l搜狐文化：像您的《二手时间》，大量普通人在苏联解体后，产生了很大的虚无感之中，而他们又无法离开过去的历史。个人在面对大历史的变化，能做些什么？主动性还有多少可能？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普通人，谁也不会问他们什么宏大的理想，人们只是把构想应用在他们身上。我去采访这些人，问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时代、看待这些构想，问他们生活的怎么样、有什么梦想。结果很悲惨，因为当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强力的、专横的国家里，自然他的一切都取决于当权者，无法生活得独立。我们曾有一小段短暂的自由时光，是在八月份闹革命的那几天，之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我认为这是因为革命是由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一些拥护者发起的，虽然人们都说当时有上万人游行示威。他们并不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知识分子想要完全改造生活、想活得像西方那样，而老百姓仅仅是想好好过日子。事实证明，你不了解自己的人民想要什么，结果就只有失败，人民也会很失望。革命成果有那么一些，但没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二手时间》阿历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l搜狐文化：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还是包括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在内的“白银时代”诗人，俄罗斯文学似乎都包含深刻的“苦难性”，别尔嘉耶夫对于俄罗斯的“苦难性”有深刻的描述。您如何来看待“苦难性”对于文学的作用？

　　阿列克谢耶维奇：苦难性确实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不经历苦难的人是不完整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义也始终坚持，人降生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承受苦难，而美好的、永恒的生活只在天堂。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在生活中处处都有承受苦难的准备。不久前乌克兰开始战乱，教会的一位神职人员就说：“好吧，好日子到头了，我们就不是为安乐、享福而生的，我们理应受磨难。”苦难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有着很大作用，不过我个人倒是一直有些异议：为什么不管是东正教还是我们这里的基督教，都不能是光明、愉快的？为什么在我小时候，再到我的孩子，再到现在我的孙女上学，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谈论幸福，而都是说你应该怎样牺牲与奉献？无论是在切尔诺贝利，还是在某场战争中，我觉得苦难并不能让人更完整，而是让人“变形”、变“弯曲”，我也不认同人们常说的——苦难是我们的“大学”。我认为苦难是我们历史上一些阴暗的角落，在人的心灵上长久地留下黑暗的印迹。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像如今（乌克兰）这样兄弟阋墙——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永远都应是兄弟。苦难会泯灭人生命的价值。我认为它（苦难）可以说是妨碍我们前进的文化因素之一。

　　l搜狐文化：您相信命运吗？也许这些苦难是命中注定？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清楚。我不赞成所谓的存在命运一说。而且如今发生的这些宗教冲突，人们因信仰而互相敌对，我不是很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

　　用人心的小历史来组成时代的大历史

　　l搜狐文化：您在作品中提到，“我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感觉。感觉就是真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这种判断，“感觉”可能更接近真相。您是如何来确认“感觉”的真实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所研究的是被遗漏掉的历史，我与真实的人进行接触，观察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内心世界里的东西。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真实，会反映在行为、愿望、磨难等等之上。我尤其好奇小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于是在写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覆灭时——为什么一个美好的构想最终以失败与血腥收尾？——我尽力不去表现社会主义在整体上是怎样的一个构想，而是从人的内心世界入手。不去歌颂英雄主义，而去表现小人物在这样的大历史中、这样时代的剧变中，他们如何反抗，他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一切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善恶取舍。也就是说，我用人心的小历史来组成时代的大历史。

　　l搜狐文化：说到善与恶，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孟子讲“人性善”，荀子讲“人性恶”。您如何看待人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否人性是善还是恶，但无论如何周围环境与文化都会影响其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一些内心的品质会得以显现。我的父母是中学教师，我记得他们曾说，父母身上所具有的一些东西会反映在孩子身上，很难改变。总之我还是觉得周围环境会产生很大作用。而至于上帝想让我们成为怎样就未可知了。

　　以善之名研究恶

　　l搜狐文化：您在写作时，如何来确认处理受访者的“选择性记忆”？

　　阿列克谢耶维奇：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生活做筛选，比如我们现在坐在一起，而如果让每个人来描述这一场景，那么每个人给出的都是自己的版本，选择性记忆当然存在。为了还原某一时间的真实，比如二战，比如阿富汗战争，我首先会保证足够长的写作时间，其次就是与大量的人接触，而这些人又是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受访者足够多时，这种复调就会呈现为“合声”，也就还原了事件的真实图景。要点就在于要有足够多不同的人，这样才能保留真实性。

　　l搜狐文化：在采访中，肯定会有某个受访者的情绪反应，甚至 “沉默”，会对作为采访者的您产生震动。您是如何在写作中处理这种情绪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位外科医生需要给一个小孩动手术，他当然很同情这个孩子，他当然也知道救这个孩子的过程会给他带去痛苦。我也是同样的。的确我的问题会唤起受访者的痛苦，会让他再次回到当时的那个“地狱”。有一次我采访一位经历了战争的女性，她说“不，我不愿意再想了，不想再那么痛苦了”，我也并不坚持让她说下去。当有人提出质疑时，我会说：要研究恶，就要把它说出来。恶应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而镜子就是你的回想、你的讲述，只有这样才能让后人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所做的则是以善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