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的主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

　　自由和尊严面前，该如何选择？

　　作者： 汉娜·阿伦特

　　1906~1975 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

　　内容简介：

　　《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也许正因为她的双重边缘身份（经历过纳粹时期的德国犹太人，又是女性），汉娜?阿伦特对广义上的男权象征（暴力、极权主义、革命）特别敏感，《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是其集大成的代表作。虽然书中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但作者想要强调，这并非两个国家或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

　　哈耶克曾说过：“所有通往地狱之路，原先都是准备到天堂去的。”追溯历史，德俄两国的极权主义政治都起源于人们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并试图将一切推倒重新来过，以便无情地推动实现乌托邦。不幸，这种狂热的理想主义最终导致的却是对自由的窒息和全面的社会控制，因为这种对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藐视了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尊严。

　　人们之所以深深沉醉在他们领袖所许诺的乌托邦神话之中，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乃是因为他们共同的虚弱感。德俄两国历史上都历经磨难曲折，以至于有时历史对他们来说主要是屈辱和自卑，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典型地说出了这种心态：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才要加倍补偿，一个有着深深的受害者心理的人，总是更渴望权力，并随时准备以狂暴对付任何轻微的伤害。

　　为了排遣这种折磨人的软弱感，就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一个想象的敌人，以便可以将所有的罪孽和过错都推到它头上，要求它为一切负责——众所周知，在纳粹德国，这一命运降临到了犹太人头上。这种仇恨政治的逻辑至今仍相当普遍，而寻找的假想敌也如出一辙：他们应是少数派、掌握着遭人嫉恨的社会资源、他们虽然很弱，但总是被假想成很强，打击这种廉价的敌人对暴民而言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无力还手。应当理解，阿伦特将“反犹主义”列为极权主义机制的起源之一，并非仅仅指特定的反对犹太人这一民族，同时也指这类心理机制的存在，迫切需要发明一个内部的破坏者，寻找敌人，因此，即使犹太人不存在，他们也一定能找到另外一个族群。

　　通过这种净化、排斥机制，人们得以更顽强地凝聚在一起，他们自以为建造起了一个坚固的城堡，从此免受内外部的侵袭；纳粹只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就将整个民族推向了战争。然而历史很快证实：这种试图解决全面危机的全能政治，使建造城堡的一切努力变成了监狱的基石。城堡（防范敌人于外的工具）变成了监狱（禁锢人民于内的工具）。或者说，所有的城堡换个角度看，都是监狱。就像中国传统的家族关怀，在保护人的同时，也被日益具有独立精神的孩子视为人身控制。作为强烈主张个体自由的哲学家，阿伦特对此的观感无疑更为强烈。

　　城堡作为一个坚固的外壳，本意是为了保卫软弱的肉身——越是软弱，对这一外壳的要求就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监狱，都是人们自己建造的。由于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那种遭受围困的恐惧和压倒一切的改变现状的欲望，人们自愿将自己的个体自由让渡给一个更高的实体——不管是某个领袖，还是某个组织（民族、国家）。用巴枯宁的话说：“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群众对于这种“高贵的自由”能做什么茫然不解，甚至感到被遗弃了，反而在他加入某个集体后，他感受到了一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力量，通过消灭孤立的个体自我，他获得了肯定。这也就是弗洛姆曾指出的“逃避自由”现象，因为对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来说，自由常常意味着孤独和无力感，甚至是被迫面对自己的软弱，用当年一个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他需要的是“免于自由的自由”。

　　为了排遣这种折磨人的软弱感，就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一个想象的敌人，以便可以将所有的罪孽和过错都推到它头上，要求它为一切负责——众所周知，在纳粹德国，这一命运降临到了犹太人头上。这种仇恨政治的逻辑至今仍相当普遍，而寻找的假想敌也如出一辙：他们应是少数派、掌握着遭人嫉恨的社会资源、他们虽然很弱，但总是被假想成很强，打击这种廉价的敌人对暴民而言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无力还手。应当理解，阿伦特将“反犹主义”列为极权主义机制的起源之一，并非仅仅指特定的反对犹太人这一民族，同时也指这类心理机制的存在，迫切需要发明一个内部的破坏者，寻找敌人，因此，即使犹太人不存在，他们也一定能找到另外一个族群。

　　通过这种净化、排斥机制，人们得以更顽强地凝聚在一起，他们自以为建造起了一个坚固的城堡，从此免受内外部的侵袭；纳粹只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就将整个民族推向了战争。然而历史很快证实：这种试图解决全面危机的全能政治，使建造城堡的一切努力变成了监狱的基石。城堡（防范敌人于外的工具）变成了监狱（禁锢人民于内的工具）。或者说，所有的城堡换个角度看，都是监狱。就像中国传统的家族关怀，在保护人的同时，也被日益具有独立精神的孩子视为人身控制。作为强烈主张个体自由的哲学家，阿伦特对此的观感无疑更为强烈。

　　城堡作为一个坚固的外壳，本意是为了保卫软弱的肉身——越是软弱，对这一外壳的要求就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监狱，都是人们自己建造的。由于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那种遭受围困的恐惧和压倒一切的改变现状的欲望，人们自愿将自己的个体自由让渡给一个更高的实体——不管是某个领袖，还是某个组织（民族、国家）。用巴枯宁的话说：“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群众对于这种“高贵的自由”能做什么茫然不解，甚至感到被遗弃了，反而在他加入某个集体后，他感受到了一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力量，通过消灭孤立的个体自我，他获得了肯定。这也就是弗洛姆曾指出的“逃避自由”现象，因为对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来说，自由常常意味着孤独和无力感，甚至是被迫面对自己的软弱，用当年一个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他需要的是“免于自由的自由”。

　　最危险的土壤，是一个自由但缺少机制缓解失意感的社会。公民社会之所以能较好地避免那个阴暗的前景，乃是因为人群的自发组织和参与各种社团，可以相对缓解人们的孤立感，总是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心理上类似于一次重生），并鼓励人善加利用自己的自由。此外，它也具备更强的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只能在美国最缺乏信心的时刻暂时占据上风，而不至于演变成一个持久的危机。

　　和极权主义一样，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一种现代病，而两者又密切相关。当年马尔克斯曾被问及，他的名著《百年孤独》的书名究竟寓意何在？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道：“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现代人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基于个体自由和尊严的联合。

　　编辑 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