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制定是基于教育意义表达和教育指向规制的主动性的价值选择过程和活动。如果把教育政策理解为国家、社会各界对特定教育活动所赋予的意义，那么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在于理解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国对特定教育政策的诠释，并据此分析其特定政策的演进与价值取向；当教育政策被理解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特定教育活动的权威时，相关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则在于揭示其教育价值的形成，并审视其制度化的教育实践，研判其可能造成的教育及社会层面的影响。
一、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
世界各国在研判教育时主要关注3个指标——毛入学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教育支出比（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教育水平。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50%为大众化发展阶段以及50%以上为普及化发展阶段这一标准，笔者从《国际统计年鉴（2013）》所公布的“2010 年世界部分国家大中小学生入学率（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中选取全球、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值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荷兰、巴西、马来西亚、韩国、中国 10 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比较（见表1）。
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速相对较快，目前已经达到37.5%。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这与世界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后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个指标是教育支出比。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要达到4%。但由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低等原因，直到2012年这一目标才实现。
经合组织（OECD）2015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经合组织成员国用于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占全部公共支出的比例持续上升，目前，教育支出平均占比为12.9%。其中，新西兰教育支出占全部公共支出的比例最高（21.6%），然后依次是墨西哥（20.5%）、巴西（19.2%）、韩国（16.5%）、瑞士（15.7%）、美国（13.6%）、英国（12.2%）、德国（11.0%）、俄罗斯（10.9%）、法国（10.2%）、日本（9.1%）、意大利（8.6%）。
从上述两个列表可以看出，世界发达国家在教育支出方面要高于我国。也就是说，我国虽然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和教育发展速度极高的国家，但是在经费投入方面和世界各国还有一定差距。实际上，这个数据背后是学生人均占有经费支出绝对值和相对值的矛盾。换句话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说，教育方面的投入水平都有很大上升空间。
第三个教育指标是教育水平，这个是最难考查和精准衡量的指标，我们通常用一个维度来评判，那就是研究水平，特别是高校的科研水平。科研是高校的一项基本功能，高校科研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度和这个国家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话语权。国际上，科研水平的衡量标准有一个参考指标，即科技文献索引率（SCI，EI，SSCI 的索引概率）。下面将列出一些主要国家 2002-2006 年 SCI 论文影响系数，以示说明（见表2）。
近年来，我国SCI论文发表篇数的全球排名一直是5-6名，仅排在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之后，与法国不相上下。我国的 SCI 论文数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但科学研究的原创性还不够高，SCI论文影响力还比较低。
根据以上国际通行的研究教育的3个指标，我们能看出，我国的教育在纵向方面成就巨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横向差距。
二、辩证看待中外教育差异
西方人重视数据，注重实证；东方人重视感观，注重思辨。下面，我想从思辨的角度对我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和解决途径，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首先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差别。在国内，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读过教育学硕士、博士，认真和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一起研讨过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问题。在国外，我去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几个国家，亲自在这些国家的学校里感受了他们的学校教育。
我的孩子小学三年级之前是在上海接受的教育，之后在西安高新小学读过一段时间，三年级和四年级是在英国读的，期间我一直在陪读。在英国上学的第一天，我就问学校有没有统一的书包。老师讲：“有，但你可以选择不买。”但我想还是买一个吧，当我把书包拿到手上，看到两片红布扎的（像参加会议时发的最简易的资料袋一样），上面印着学校标志的书包时吃了一惊：这样的书包能装几本书？这和孩子在国内读书时的书包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后来，这个书包最多只装过一本老师推荐的从学校借回来的参考书，更多的时候仅仅装两页老师批阅过的作业或让家长辅导的作文材料，这让我感受颇深。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年暑期，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是要求学生广泛收集有关企鹅的科普资料，因为孩子当时分的班叫“企鹅班”（学校所有的班级都以小动物的名字来命名）。我当时很是诧异。更令我惊奇的是，孩子竟然整理出厚厚一叠关于企鹅的资料，还头头是道地给我讲起了关于企鹅的知识，告诉我企鹅的生活习性和种群生态。英国的小学生每天早晨9点钟到校，下午3点钟放学，孩子们回家没有作业，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全部时间。看着大片草坪上熙熙而乐，骑单车、踢足球、玩滑板的英国儿童，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足球比赛水平总是上不去，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创新能力不高。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过去，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高考是一切教育恶果的诱因——高考束缚着中学教育，中学教育逼迫着小学教育，小学教育压抑着幼儿教育，使得学生课业繁重，应试教育恶性循环。英国没有高考，本该说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结果并非如此。在我的孩子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中国的家长们联合起来搜集了英国重点中学10年的考题，装订成册（因为英国不出售这样的辅导资料），拿来给自己的孩子做。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孩子考上收费高昂的私立中学。有些家长的收入并不高，但也不愿让孩子就读公立中学，尽管英国的公立中学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条件都很好。另外，如果一个中国国籍的孩子在英国考不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一类的高校，家长一般都会羞于跟别人讲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这不得不让我反思，我们教育发展的桎梏可能不能完全归咎于高考。
到了中学，我的孩子回到了国内，先是在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就读，后来转到了北京大学附中就读，之后去了美国知名的泰伯中学就读。孩子在这3所学校学习期间，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从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到北京大学附中，两校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差别不大，可课外活动差了一大截。北京大学附中的学习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而西工大附中就比较单一。到了美国，孩子发出的感慨是，国内的学生真的是太幸福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在美国读高中，不仅仅要学习拔尖、体育优秀、艺术出色，还必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美国大学在录取时主要考查的是学生的平时成绩，非常重视课外活动和学生在体育与艺术方面的表现。此外，外国学生还必须参加托福考试，压力远远超过国内的学生，每天的学习负担也很重。
我读过国外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课程，基本的学习模式是老师不讲课，学生课前必须在没有固定教材的情况下，自修完成所有的课程，课堂上主要是讨论和答疑，然后就是完成大量的课后作业和撰写学术论文，结业考试所占的学分比重很小，平时课堂的讨论、课后作业、出勤率占有绝对的权重，这与国内的大学大相径庭。中国的大多数高校至今仍然沿用中学时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以期末考试成绩为标准评判学分，以致于中国留学生刚到国外时不会学习，必须经历一段时间后方能适应。
在国内，我们的大学很少淘汰学生，学生通过高考顺利进入大学后如释重负。“严进宽出”导致部分大学生自学能力差，思维面比较窄，缺乏独立创新意识，创造性差。因此，有人说我们和国外的教育刚好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学生们经常一举夺得各项数学、物理竞赛的冠军，在大学本、专科教育阶段与国外同阶段教育打平，研究生教育阶段开始下滑，到了博士培养阶段出不了成果，工作以后独创性不足，被甩在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毕业生后面。
三、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
如果把前面罗列的那些实证数据和现在所描述的“剪刀差”现象结合起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家长舍近求远、远渡重洋，宁愿支付相当昂贵的学费，也要送孩子去国外读书。在探讨如何化解这一局面的同时不得不引出一个较为棘手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
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我国所面临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难题，也是全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那么，世界各国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举措又有哪些？我想，首先应该明确政府和民间两大实体的职责。
首先，让教育最大限度地平均化，应该是政府首当其冲、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就是说，不论政府的财力高低，政府的职责就是把部分经费合理地投入到教育事业。那么，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统一各级各类学校的标准，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让孩子们就近入学接受教育，这是一种平均化的教育。其次，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收入群体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差异化需求，这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要解决好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问题，国外通常所采取的解决方法就是以公立教育来解决教育平均化的问题，用私立教育来协调教育需求差异化的矛盾。其实，不仅仅是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以及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国外，优质的教育和服务往往主要由私立机构来负责管理和承担运营。简单说，就是老百姓的需求超出了国家所能承受范围内的平均水准，且他们愿意自行承担额外的费用，享受更加优质的教育、医疗和服务，这部分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应该由私立机构来满足。这就是国外私立大学、私立中学往往都是好学校的主要原因。
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我想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招生制度改革。把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作为解决实质性问题的抓手和突破口，允许高校按照各自的办学和人才培养特色自行制定录取学生的原则和标准。现在，教育部已经在全国一些重点大学进行试点。我觉得还可以尝试在两头进行试点，一头是“985”“211”高校，另一头则是以培养实用人才为主的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由这样一个新的“指挥棒”来引领中小学教育改革，向着全方位的素质教育方向科学发展，这与世界和我国当前所倡导的全纳教育理念是一致的。
第二，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不应将民办教育看作民办教育管理者自己的事情，而应该由政府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教育现代化理论和教育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应该由公办和民办两大办学主体构成。为此，国际上普遍认为，私立学校（尤其是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主要区别在于教育服务的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赋予私立与公立学校同等政策权利，不仅保障私立学校办学自主权，还给予实质性扶持。例如，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补助金、低息贷款和勤工俭学项目，资助私立高等学校学生；以科技开发研究投入的方式，直接资助具有较高科研实力的私立高等学校；对联邦政府确定的高等教育领域应该重点发展的方面提供资助。美国地方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资助的主要方式是减免税收和为私立高等学校学生提供奖助学金。美国政府设立的很多支持大学发展的基金（尤其是科研基金）均对私立大学开放，私立大学可以平等竞争。
四、民办教育的定位和发展
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现实选择来看，民办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已牢固确立，政府应站在构建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高度，大力支持和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作为国内一所民办本科高校的创办人和领导者，多年来我一直从未间断过对民办教育的研究，高度关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翻开我国高等教育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私学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公学。追溯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也起源于私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共有私学性质的高等学校69所，其中，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辅仁大学等一批私学性质的高等学府的校园文化积淀深厚，国际视野开阔，办学质量颇高，在全国享有盛名。这些大学的校长，如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镐等，亦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所有私学性质的高等学校都被转为公办院校。此后近30年间，中国再没有私学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是在民营经济欠发达、社会资本发育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1978年，中国民间悄然兴起的各种文化补习班、职业培训班等，标志着非公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开始建立，也标志着私学教育传统得以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吸引更多非财政渠道资金兴办高等教育，创新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机制，鼓励高水平公办院校参与举办民办高等教育，我国探索了“普通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共同发展”的模式，在短期内便实现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拓展和共享，使得民办教育从对公办教育“拾遗补阙”的地位上升到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社会影响广泛。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的出台，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颁布实施，政府大力扶持、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的力度显著加大，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民办高校共718所（含独立学院292所），比2012年增加11所；民办高校招生160.19万人，比2012年减少949人；民办高校在校生557.52万人，比2012年增加24.34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在校生335人，本科在校生361.64万人，专科在校生195.85万人；自考助学班学生、预科生、进修及培训学生25.84万人。民办的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802所，各类注册学生87.99万人。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5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45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53所（含独立设置民办普通高校447所，独立学院275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成人高等学校292所（见表3、表4、表5）。
事实上，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没有国家投资且社会筹资又很困难。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多数举办者都将扩张规模作为院校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后，国内民办高校纷纷将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和提高质量上来。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队伍素质显著提升，办学规范程度和整体办学水平明显提高。民办教育在吸引社会资金、扩大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改革发展、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教育质量、规范办学行为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特别是一批民办本科高校跻身研究生培养高校行列。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其他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相比较，我认为与日本的结构更为接近。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像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那样的国际一流私立大学（见表6），但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国内高等教育的第一阵营中涌现出几所高水平的民办大学指日可待，更多的民办高校也会像日本今天的私立高校一样，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多元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也很像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澳大利亚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TAFE）。
时下，大家在探讨民办教育的发展道路时，普遍认为政府不应再把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纳入到一个轨道上通盘考虑，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专项划拨一部分财政经费，引导和支持民办教育向公益性的方向发展，大力发展一批私立中小学和幼儿园，并让他们逐渐壮大。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资助一些私立学校或机构和国外合作，使他们有能力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以满足社会各阶层对教育差异化的特殊需求。
纵览全球私立高等教育，按不同分类标准可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大类型，还有研究型、教学型、研究与教学型、应用型，也有职业教育和培训性质的私立高校。办学层次囊括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等。相比而言，我国民办高校办学模式较为单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满足各类人才的培养需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服务也必然是多样化的。民办高校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多样化需求，也必须要多样化定位，多元化发展。这里提出的民办高校要多元化发展，实质上就是不同的学校要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不是千校一面，相互模仿。多元化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办学性质定位的多元化，包括学校战略规划的多元化，也包括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类型、人才培养、服务面向等诸多方面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只要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框架内，各民办高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自己的特点，立足于自身的办学资源条件，结合自己的优势，确立不同的办学理念，选择不同学校发展战略定位，然后据此才能设计具有个性特点的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并设置不同的专业和课程，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和方法，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
总之，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选择什么样的定位，只要能够突出自己的优势，展示自己的特色，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促进学校的发展，都是科学合理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特色和优质的教育是不分层次、不分类别的，每一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都可以达到优质教育的水平，都可以办成国内或者国际有影响的名校。只要学校定位能够同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紧密结合，就能够打造优质教育品牌，培养出高水平人才。这样的定位才是科学合理的定位。
尽管有些人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有争议，但是按照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趋势。那么，这些增长的数量如何分配？主动权显然在政府。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招生指标向民办高校倾斜。我的理由是，现在的重点大学，特别是“985”“211”大学已不亟需扩大招生规模；那些完全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扶持的地方院校更有增加招生数量的积极性。就像前面所阐述的那样，民办高校的健康迅速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教育结构，更有助于高水平民办大学的崛起，而且不会给政府增加财政方面的负担。再者，在民办高校录取学生的批次上，应该逐步尝试允许那些坚持非营利性办学且办学水平较高、特色鲜明、社会声誉好的民办本科高校（包括独立学院）进入一批、二批录取行列，引领和带动其他民办高校朝着公益性、社会化办学方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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