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托克维尔与马克思的对立 (在托克维尔与马克思之间)——雷蒙·阿隆论自由
推荐人:谭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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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现代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键词之一,然而现代学术的吊诡之处在于,每一个学科恰恰在本学科最重要的概念上充满着最根本的分歧与最激烈的争论。思想史上辨析自由及其主义的专著层出不穷,而且视角不断翻新。孟德斯鸠和阿克顿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主要在自由与权力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思考如何捍卫自由,其核心应对措施在于建立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机制以及勘定权力的边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受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思想的激发,不再像前人那样从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府的暴政的角度来论述自由,而侧重于从防止社会的(舆论的)暴政的视角来捍卫自由,简言之,即从对少数人的暴政的防御转向对多数人的暴政的防御,这种视角的转变构成了“密尔自由思想中最重要的创新”。 以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承袭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著名划分而将自由化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着力点明了追求和自我二分法相关联的积极自由的危险。晚近以来,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在《政治自由的悖论》、《消极自由观的哲学的历史透视》等文章中通过追溯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得出了两个关于自由的悖论即自由和公共服务之间的悖论、自由和强制之间的悖论,而菲利普·佩迪特则在《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中针对自由主义的“无干涉的自由观”提出了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观”。
在此种背景下,雷蒙·阿隆的《论自由》仍然富有新意。雷蒙·阿隆一向主张重新发现和阐释托克维尔与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正是雷蒙·阿隆对托克维尔与马克思关于同一问题的思考的继续与延伸。阿隆慧眼独具,看出了尽管社会学奠基人托克维尔、马克思、孔德对19世纪的社会即现代社会的定位殊异(分别是“民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他们的理论实际上却是对新社会的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自由如何可能。事实上,阿隆的《论自由》的分析相当倚重于上述三个概念。
本书对自由的思考基于对自由的一种新的划分方式,即把自由化分为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必须指出,这一划分方式来源于马克思。形式自由指的是“言论、写作、选择其代表和宗教信仰的权利”(页25),基本相当于政治自由,而实际自由的一般定义“即避免贫困的自由”(页109)。更确切地说,形式自由,即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指的是无禁止的自由,其他人或惩罚威胁不能阻止的自由;实际自由,即社会主义者或福利国家的拥护者的自由,指的是实现自由的能力。因此,对应于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的区分,阿隆还使用了类似的区分,如“作为自由的政治权利”和“作为能力的社会权利”,“主观的自由-权利”和“实际的自由-能力”(页123),以及“摆脱的自由”(freedom
from)和“追求的自由”(freedom to)(页122)。
马克思批判形式自由,但同时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阿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区分)和自由主义的差距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其毋宁是在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追求自由,而且将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彻底化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都想使人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不是想取消资产阶级的形式自由,而是想使之实现其“现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与马克思成了同一战线的战友,他们都在探求自由的条件,只是自由的条件在托克维尔看来是自由民主制度,而在马克思看来却是经济革命。托克维尔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然而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还不够彻底,因为法国大革命局限于“政治的解放”,而今后必须进一步追求“人类的解放”;法国大革命即第三等级的革命必须继之以第四等级的革命,这就是实现经济革命,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便使人不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经济上平等。更重要的是,只有经济上平等了,政治平等才有保障、有实际意义。
简言之,托克维尔呼唤重建政治,捍卫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马克思则进一步呼唤经济革命、重建社会,使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成为现实的而非虚幻的自由;托克维尔力图实现某种程度的政治平等(民主),马克思则进一步要求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民主);托克维尔想从政治上解放人,把人从人对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则进一步要求从经济上、从劳动中解放人,把人从物对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正所谓,劳动之外才是自由王国的开始。阿隆认为,马克思并不是要取消形式自由(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使他感到愤怒的是,民主仅仅是政治上的,平等仅限于选票,宪法宣布的自由并不能阻止无产者的被奴役状态,不能阻止妇女和儿童每天工作12个小时”(页16 、17)。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人的本质,而只是在宗教的幻想中实现;作为劳动者和作为公民的人是分裂的,而人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有趣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和诉求本身恰好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论断,民主(平等)的推进是无止境的、永不停步的。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阿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或者说“社会党人的批判”,认为马克思的三个概念即相对贫困化、产业后备军、经济权力(财富)的集中仍有价值,认为光有自由—独立和自由—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自由—能力,而这一点主要诉诸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不过,阿隆并不赞同马克思的革命方案,反对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主张将经营的自由列入基本自由,因为“社会的进步需要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而能开辟新道路和冒风险的人总是少数;认为马克思的批评部分是错误的,其许多预言也落空了,私人剥削者的消亡之后可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消灭剥削更能带来更大的奴役,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排除某种程度的计划化,混合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现实。
和托克维尔一样,阿隆珍视自由本身,认为“政治自由使人获得尊严,使人成为非守旧的和非反叛的,但批判性的和负责任的公民”(页119)。超越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是,本书以一种新的视角,即在人们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而不是公民的技术社会中,探寻自由的多样性和政治自由的意义。阿隆吸收了哈耶克所谓的“辉格党人的批评”的合理成分,看到了现代国家扩张和官僚化、行政权扩张和强化、权力的集中化以及经济规模化的趋势。更重要的是,阿隆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复杂化和技术化的社会,政治日益专业化,缺乏专业知识的议员越来越难以和拥有专业知识并配备专家的政府官员对话和发挥议会监督的作用,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越来越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性拥有者”,众议院正在重蹈国王的覆辙——“统而不治”;现代社会存在着“非政治化”或者说“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工业社会中的政治争论集中于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舆论则越来越被大众传媒操纵……总之,民主制度处于危机之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处于衰败之中。那么,现代科技社会,民主如何运转,自由如何可能?阿隆谦逊地说,“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地回答,看来有点自命不凡和不明智”。事实上,正如阿隆所言,就其篇幅而言,“本书只能是一个提纲”(页104),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本书中提出诸自由问题的方式今天具有和过去同样的价值” (页120)。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的翻译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本书中的“立法者”应当翻译成“议员”,因为立法者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专用术语,其地位尤在政治家之上,相当于中国经学中的“素王”,阿隆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checks and balance翻译成“分权制衡”似乎更为贴切(页30);另外,我怀疑“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走向灭亡”(页118)应该指的是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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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任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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