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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丽玮报道
近日，有关“警方抓获一名摆射击弹打气球的大妈”的新闻，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案更是让近年来一直存争议的枪支鉴定标准的舆论攻势推向高潮。
据相关媒体报道，天津市河北区51岁的赵春华，2016年8月，在街头摆了一个射击摊，经营打气球。两个月后，在她的摊位上，警方鉴定6只枪形物为枪支，赵春华因此被抓获。2016年12月27日，河北区法院一审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赵春华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一审判决书显示，2016年8月到10月12日间，赵春华在河北区李公祠大街亲水平台附近摆设射击摊位进行营利活动。
目前，此案件的被告赵春华已正式签署了上诉状，将向天津一中院提出上诉。最终二审法院是撤销还是维持原判，还将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赵春华并非首例
据我国刑法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和弹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记者查阅发现，因摆气球射击摊被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赵春华并非首例。在近几年共有23起，其中17名被告人被判缓刑，3名被告人被判处管制，有3起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其中，在2015年7月7日，公安机关在郑女士经营的摊位查获23支枪状物，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其中16支鉴定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其余7支不能认定为枪支。法院以郑某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
除此之外，购买玩具枪、仿真枪被判刑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事实上，这种仿真枪案已经超过个案的范畴，而针对目前这种个案的普遍性，在社会各界也引发各种舆论争议。不少人认为，很多时候是“糊里糊涂”地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中研普华研究员邹志丹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层面普遍对非法持有枪支的标准不知情，不了解。
“如果说经过鉴定这枪支不是普通的玩具枪，且鉴定程序正当，鉴定结果没疑问的话，那持有这种枪支当然应该判刑，用法律规定来裁判是非。”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靠法律外的同情之心去审理刑事案件，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充分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实例案件还是以被证据验证过的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毕竟玩气球的除了成年人还有小孩儿，如果孩子瞄错了，打伤了别人的眼睛，这还是有杀伤力的。其次，因为他晚上九点半到十二点营业，周围漆黑，万一有人抢了这个工具去威胁别人，抢钱去了，也是存在一定危险。”刘俊海说。
监管存在漏洞
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公众对这起事件的争议如此之大？
据了解，赵女士的摊位是从一个老汉处转手过来的，属于受让营业，这玩具枪支也是前手买的，还交了管理费。问题在于为什么之前的不被禁止？
对此，刘俊海认为，这也暴露出当地的工商部门在市场监管中存有漏洞。近几年，各级工商部门推行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抓住了简政放权，受到大家的拥戴，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事中监管没有加大，所以问题出现了。
“但这也只能说明以前的监管有漏洞，而现在应当是查缺补漏。”刘俊海建议，公安部门、工商部门和其他相关执法部门应当联合发布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并将执法行动常态化，不光是针对赵女士，而是对全国各地的从事此类用枪打气球的买卖，逐一排查，这项活动有没有危害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的因素，有没有存在不安全的风险隐患，如果这里面用的仿真枪，存在不安全隐患，符合入刑条件的，就应该按法律执行。
另外，网络上有观点认为，赵女士既无主观意愿，又无造成伤害，这个判决结果难免有些苛刻。
邹志丹表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增长带动娱乐性项目的增多，此类涉枪活动比较常见。赵春华的案件用法律定量看，在量刑上并没有过重，但司法机械化的判决有失公正。法律判决单方面从持有枪支来定刑，没有实际考虑嫌疑人“持枪”目的是用来娱乐性项目的经营，和主观认知上的非故意持有枪支，也就谈不上非法持有枪支了。
刘俊海则认为，遇到这种法治案例的时候，还是要从容淡定地研读判决书。脱离判决书去讨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公众可以对判决书的公平性、合法性，发表评论，但前提是要用法律规则，法律准则来明是非、别善恶。
“只要事实查明了，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讲些情理是对的。但前提是得查清案情，准确使用法律。”刘俊海补充道。
保证公众知情权
记者对相关的法律进行梳理发现，2001年8月17日，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
到了2010年12月，公安部对此规定进行了修订，新规定中称，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大众对于相关枪状物被真的鉴定为枪支的评判标准存在认知不足的现象，这也是导致仿真枪案争议频发的重要因素。
对此，刘俊海表示，相关部门对于枪支安全及标准的宣传力度不够。且多少焦耳，仅用枯燥的数字去界定也不行。首先得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通俗易懂地来普及这种行为规范，特别是涉及到入刑的行为规范；其次就是规则的制定也应是透明的、可理解的。
总体来说，目前，公众对于枪支认定缺乏相应的知情权，警方作为执法者，应该做好相应法律法规的宣传，进而保证公众知情权的职责。
对此，邹志丹提议，相关部门应当以家庭为单位，以生活区域为中心，对所有常住居民和流动性人口进行定期的法制宣传，对非法持有枪支的法律解释口头和册子进行宣传。娱乐性项目设备设施经营者和购买者要详细获知设备的标准是否超出法律允许范围。重要的是在法律上对非军事用枪的标准需要重新制定，才能避免娱乐性用枪的“无辜受累”。
除此之外，“目前我们还缺少一个法院对判决解释的机制。”刘俊海建议，将来应当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判决之后，应当有新闻发言人来解读判决本身。这样就不会形成天怒人怨、价值观被撕碎的现象了。另外，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可能对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实现法治中国的中国梦，又成为一个巨大的绊脚石。
刘俊海强调，被人民群众能看到、理解到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这才能使法院的判决文书既有法律效果也有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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