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夏恩，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1912年5月，初来北京的鲁迅先在菜市口东骡马市大街的长发客栈住了一晚后，就搬到了街面正对菜市口的绍兴会馆，在“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屋子里，开始了自己的北京生活。
对生活在20世纪初的人来说，菜市口是个可以引起不祥联想的地名，那里是“前清杀人的地方”。很多诡异的事情也都发生在菜市口，至今在老北京，还流传着菜市口附近的鹤年堂药店深夜会有人来拍门板，买金疮药的恐怖传说。夜晚到来时，能够听到狗大声的吠叫，那是它们在舔舐新鲜的人血。周遭弥散着死亡的黑色气味，也难怪鲁迅笔下那个有着吃人臆想症的狂人会诞生于这间屋子昏暗的灯光下。
“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鲁迅在1922年《呐喊》的序言里如此讲述自己在绍兴会馆中的生活，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凋敝和颓唐感。当钱玄同一边翻着他古碑的钞本，一边问他：“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时，鲁迅的回答是：“没什么用。”仿佛只是为了让死去的空气稍微有些生人的味道罢了，但从中也能微微闻到刺鼻的憎恶味道，
对旧文化和旧传统的憎恶贯穿了鲁迅文学生命的前半期，直到他在后半期找到真正的敌人后，他对旧文化的憎恶才被新的仇恨所取代。至少从他的文字中看是这样的。他将旧中国比作压在自己背上的“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1925年，一家报纸请他给中国青年推荐书目，他这样回覆道：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不能否认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这个回答似乎表明了鲁迅对旧文化的彻底决绝，他诅咒、斥责，要埋葬、抹杀他所憎恶的过去。对信从他这些激烈表达的读者来说，这看起来很符合鲁迅一贯的风格。对那些除了他的杂文、小说和散文之外不再关注其它的读者而言，鲁迅对旧文化的态度很直截了当。但如果仔细阅读他的全集，就会发现鲁迅“表里不一”的一面。
“鲁迅有一种暗功夫”，诚如著名的鲁迅研究者孙郁所发现的那样：“他就像一座冰山一样，只让人们看到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小块儿，但水下的部分很庞大。我觉得他是一个异常丰富的人，越深入，就觉得他越丰富，他的精力非常充沛，今人难以想象。他的杂文常常是一种非常夸张、犀利的表达，就像他对旧文化的看法，敌我双方划清界限，势不两立。但只要你看看他的藏书就会发现，他的知识体系非常驳杂，旧学的功底相当深厚，他的杂文里说古书有毒，让人不要去读，但他自己读得很多——你批判旧文化，总要先了解旧文化，不然的话，就算手里拿着投枪，也是乱投，不仅投不中目标，说不定还扎了自己的脚。”
鲁迅将自己驳杂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都作为“暗功夫”，小心地隐藏起来，只在必要时一露端倪，让人看到这个直言无忌的投枪斗士还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爱好，而且这些爱好都可以与最专业的人士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在他隐藏起的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中，仍然有一个盲点，这个盲点不仅被他的读者所忽视，也被鲁迅从他的生活中刻意抹除，那是一个矮小、瘦削、枯瘠的女子身影，很难说究竟是她安于躲藏在鲁迅巨大的身影里，还是说鲁迅巨大的影子吞噬了她。
朱安（右一）和家人合影
这个女子的身影，就是朱安。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多年以后，鲁迅对他的至交许寿裳如此评论他和朱安的那段婚姻。但比起这种知识分子文学性的譬喻，朱安朴实的话语更惹人鼻酸：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如果从社会悲剧的角度来观察鲁迅与朱安的婚姻，那么肯定很容易得出双方都是旧时代牺牲品的结论。最直接的理由是，如果鲁迅以没有感情为名与朱安离婚，离开周家的朱安将无路可走。一个被夫家休回来的女人地位之卑微，名声之狼藉足以被社会舆论置之死地。所以鲁迅保全她的唯一方式就是隐忍这段无爱的婚姻，只是为了朱安有个安身之所。
这个理由看似合情合理，甚至为鲁迅的英雄形象又增添了几分荣光。但更多的细节却显示这位新文化的旗手尽管收留了朱安，却将她归入自己憎恶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之列。他对朱安的“供养”方式就是冷漠、反感，甚至是嫌恶。他很可能将朱安的温婉、善良、隐忍都看作是“古老的鬼魂”对他的引诱，他既然无法像斥责古书旧学那样对朱安大加挞伐，就只能以冷暴力来拒绝对方的善意和温情。鲁迅在朱安面前的无情与其说是内心里的冷漠，毋宁说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自我暗示。他把朱安亲手给他缝制的棉裤弃之一旁，对朱安竭力为他烹煮的饭菜无动于衷，甚至不愿施舍一点微弱的善意。从人性的角度，恐怕只有一种解释：朱安的温柔隐忍的人性太具有杀伤力，以至鲁迅不得不躲进冷漠的屏障里，才能抵挡这一强大的人性攻势。
冲突最终在一个鲁迅母亲的寿诞上爆发，根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的回忆，那天来了很多宾客，开席之前，朱夫人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向亲友下了一跪，说道：
“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鲁迅母亲）”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尽管这件事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情，但鲁迅的评价却是：“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鲁迅的回击是彻底抹杀掉朱安的存在。一如他在自己的杂文里鲜少提及自己对碑铭金石的精深研究和旧学的深厚功底，在私人信件中，他也对这位名义上的妻子只字不提。就像他可以亲手为素不相识的人力车夫包扎脚伤，却从来没有问候过家里的两个老妈子一样，对朱安的这种鲁迅式的供养一直到他在1936年死亡。但朱安却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供养名义上的亡夫：
“朱夫人祭鲁迅，必特具一肴，用白薯蓣切片，鸡蛋和面粉涂之加油炸熟，为鲁迅生平所嗜，因称之为鲁迅饼云”。
一位记者曾经在鲁迅死后到北京西三条的住所去采访朱安，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很矮，脸色很清癯，眼睛里永是流露着极感伤的神态”的悲伤中年妇女。当记者接受完采访告辞时，朱安很客气的说：
“谢谢你！他死了你们还要给他传名！”
鲁迅死后的朱安也日益凋零，在此之后，她最引人注目的时候就是1944年10月，当时盛传朱安因为生活无着，在周作人的授意下准备出售北京的鲁迅藏书。这使在上海的许广平和鲁迅的朋友们大为恐慌。鲁迅的朋友唐弢和刘哲民在宋紫佩的陪同下去看望了这个久被遗忘的老人。打开房门的时候，他们看到“朱夫人和原来侍奉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
当这些人向朱安说明来意后，这位“狭长脸”的老妇“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她先是一言不发，然后突然冲着宋紫佩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鲁迅遗物”，包括朱安最终都保存了下来。直到1947年6月24日，全身浮肿无法仰卧的朱安，在梦中见到了去世的各位亲友。来探望她的刘清扬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如此描述朱安重病垂危的状态：
“到时果见病人又是非常痛苦！气喘不舒，脸与周身均已浮肿，饮食已大为减少，令人观之，非常可怜！如此受罪，真不如早死之为愈……”
四天后，这个“鲁迅遗物”去世。临终前一日，她再三叮嘱身边人转告许广平，要求她的灵柩回南葬在鲁迅之旁，每七须供水饭，至五七日期给她念一点经。她少得可怜的财物绝大部分都送给了许广平和她的儿子周海婴，剩下的分赠给曾经照顾过她的邻里亲人。
她为自己的葬礼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她如此开列了自己身后所需：“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衣服着白小衫裤一套、蓝棉袄裤一套，须小脚短夹袄一件，小常青夹袄裤一套、裤袍一件、淡蓝绸衫一件、红青外套一件、蓝裙一条、大红被一幅，开领黄被一幅、粉被一幅、长青圆帽一顶、榇一个、招魂袋一个。须供至七期。”
收到回信的许广平很快给北平委托人写了回信：“丧事从简从俭，以符鲁迅‘埋掉拉倒’之旨……但因病人沉重，恐难理解‘鲁迅精神’，此节不必先向其征求意见。”
朱安恐怕只能属于“鲁迅遗产”中那个被省略的部分。在她临终前一天，一位记者来采访她，提出想要看看鲁迅的书房和后院，她回答道：
“记者先生，你是想看看周先生的书房与套院吗？唉！园子已荒凉了，我没有心肠去整理，他最喜欢的那棵樱花，被虫咀坏了。去年我才将它砍倒。一切都变了。”
在修葺一新的北京鲁迅故居里，朱安的房间在正房的西边，屋子里只有简单的桌台、架子和一张床。而正对着这间房的，就是鲁迅的藏书室，那些被后人费劲心机保存的“鲁迅遗产”，鲁迅在生前就细心编码，分门别类安排稳妥，即使是现在，一本鲁迅藏书的价格也高达数百万元。对笃信知识即是财富的人来说，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鲁迅遗产”。但对了解这个故事省略部分的人来说，这一点仍有疑问。
当朱安去世之后的第二天，一位来探访的记者如此描述这个自称“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孤苦女人：
“朱夫人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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