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世界进入新的投资环境竞争时代

　　在和平年代，各国发展以经济为主，投资环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在不确定性很高的2017年，世界进入到经济和地缘政治版图重构的进代，各国围绕投资环境的竞争将格外激烈。

　　一些发达国家今年率先拉开了改善投资环境的大幕。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全球多个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宽减税负。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出个人和企业未来十年内将减税4.4万亿美元，企业税改计划将使企业所得税税率减至15%，并对所有海外盈余一次性征收10%的税金。英国首相特丽莎?梅日前也表示，脱欧之后的英国将改善各方面的环境，建立真正面向全球的英国。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日前表示，反对在成熟的工业国之间挑起税务竞争，但重申德国在必要时也会考虑减税，包括企业和个人税收在内，预料每年可减税150亿欧元。

　　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更优的发达国家已经准备切实改善投资环境，这对于全球新兴市场来说会形成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对参与全球化很深、与国际市场有重大投资和贸易往来的中国，很可能形成激烈的投资环境竞争。

　　在官方表态中，中国一直高度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加入WTO以来，中国逐步实现了国内市场的国民待遇，并试图统一国内存在区域差异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近几年的简政放权，试图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管理。全面推开“营改增”之后，可望形成5000亿元人民币的减税效应。在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上，正如习近平主席日前在达沃斯论坛上所承诺，中国将坚持开放，不会关上大门。因此，至少在主观上和决策层面，中国希望维持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但在现实之中，中国在投资环境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综合成本上升；二是用工制度僵化；三是税负环境沉重；四是外汇管理逐渐趋严；五是政府服务有减弱迹象。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投资者提出来也不是一年两年，但解决起来似乎难度不小。尤其是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是不可逆的趋势，不少外资和内资都感到，在中国市场赚钱越来越难，投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好。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判断，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已经纷纷出面澄清，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中国政府不是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并且准备减税5000亿元吗？的确如此，但现实之中投资环境的变化也是现实。对市场变化不能空讲道理，还是拿事实说话吧。

　　先看国内企业。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日前反映，国内税费太多太乱，其所属131家企业2013年以来曾发生过的缴费项目共533项。财政部和发改委赶紧查核，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与企业提供的缴费项目相差216项。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去年谈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谈国内税负太重、制造业成本太高，这些事实竟然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再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近年来，在中国关厂撤资的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从公开领域不完全的梳理，近期就发现有如下外资裁员或撤离的案例：（1）2017年1月，有报道称美资软件公司甲骨文北京研发团队会在3月底前离职。（2）2017年1月，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发出公告，宣布正式关停苏州工厂，并将裁员2000人。有分析称，这与2015年江苏省与希捷的一桩补税15亿元的纠纷有关，希捷选择用脚投票。（3）2016年12月，麦当劳以20.8亿美元出售中国餐厅的特许经营权。（4）2016年8月，全球领先的机床制造企业德马吉（DMG）上海工厂关闭。（5）2016年9月，马来西亚百盛集团宣布出售全资中国附属公司的全部股权及相关股东债权……如果细数中小外企，退出中国市场的更多。最新一则消息是，台资鸿海集团可能大手笔赴美投资，此一传闻据称引发中国高层官员的关切，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连忙回应，不会从中国大陆撤资，对美投资计划要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再做定夺。

　　客观来看，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外需减少之下，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简单代工类企业，的确很难在中国再维持下去，需要向更低的成本洼地（如东南亚、非洲）转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外资是因为综合投资环境变差，在中国无利可图而离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关厂撤资的外资不仅是制造业，还包括了典型的服务业外资。正如安邦智库（ANBOUND）此前的分析所言，在中国转向消费社会的时候，外资服务业的撤离值得高度警惕，因为服务业外资正是消费社会所需要的。

　　引进外资在中国的政府考核中是一个指标，因此引进外资事关政绩。这也是国内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忙着为外资撤资辩解的重要原因。不过在我们看来，着急辩解的意义不大，更需要的是冷静思考企业为什么抱怨，为什么关厂撤资？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又是不应该发生的？

　　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暴露出国内投资乏力、外资撤离增多的问题，其背后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化有关。在2017年不断加剧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