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干政”，可不是创业股权纠纷的正确打开方式

只是讲道理，无关针对个人呐。

文/欧阳晨雨

　　“IT男创业7年被净身出户”，在创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这类悲情故事确实很能撩拨公众情绪。创业者妻子为“被踢”联合创始人韩某发文打抱不平事件仍在发酵，就跟这种撩拨有关。

　　当事公司CEO陈某对此已发公开信，承认股权拖延，已着手股权分配问题。但同时指出，韩某曾获200万分红而非100万，其2013年之后“状态不好”，负责的多个项目效果不佳。

　　眼下事件还未到水落石出，双方各执一词，舆论甚至在双方私德问题上绕弯子。股权是契约问题，其争执的底线应是不以私德为考量。而在此事中，还有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家庭干政”，这里的“干政”，未必是崔顺实闺蜜干政式的干政，而是指可能逾越企业与家庭界限、影响公司内部事务的家庭成员插手。

　　我们曾有过“家企不分”的历史，在过往的经济制度里，不仅单位干预家庭问题是普遍现象，反过来，若是家庭成员在单位受了欺负，亲属也可找上去理论。家庭问题、企业问题一锅煮。

　　在此次事件中，韩某妻子的那篇爆款文章，无疑起到了某种主导作用：文中涉事公司在初创期股权架构、股权分配方案和退出机制上的问题，都被暴露出来。尽管她可能无意去“干政”，可就结果导向看，她那篇文章在公共舆论场的效果，近似于前互联网时代家属跑上大街去指责公司。

　　而这么做，不无法律上的风险。依《婚姻法》规定，丈夫薪水、分红及未来可能的股权，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都有她的份。但这种财产上的“分配”权益，不意味着，她可以在事实层面插手介入后者所在公司的事务。

　　据之前报道，韩某曾在某微信群回应，称事态发展不太对，“本来就是老婆发发牢骚，背着我发的”。如果是“背地”发信，那么她可能要为“发发牢骚”带来的法律后果，单独承担责任。

　　何况，该公开信里的有些“关键事实”并非完全确凿无误，如韩某的“分红”具体数目；而“净身出户”的悲情判断，也可能不是最终结局。如此仓促“发难”，对涉事创业公司及当事人难免产生消极影响。

　　姑且不说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如果对方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以失实文章侵犯名誉和商誉，通过诉讼程序追究其法律责任，她很可能陷入被动。

　　其实，股权激励上的争议，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解决。从本质上看，此类争议并不属于劳动争议，而属于《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等调控范围。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亦不乏法律依据。去年6月，最高法公报了十一则股权纠纷判例，明确了若干重要裁判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是公司一方胜诉，但也不乏个人方面打赢的事例。前高管王茁诉上海嘉华案，就以当事人最后被判恢复劳动关系、获取股权而胜诉。而胜诉的关键，是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以及“恰如其分”的诉讼技巧。

　　法院是法院，舆论场是舆论场，若两者错位了，结果也许就适得其反了。同样，家庭是家庭，企业是企业，混淆其中的界限，也容易引发不可控的风险。

　　□欧阳晨雨（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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