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的相互绞杀

谢力公之弟刺杀唐绍仪

　　来源：《同舟共进》

　　陈独秀秘书的叛变

　　谢力公，原名谢少珊，广东梅县人。早年曾加入中共，大革命时期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接受“托派”思想，归国后参加了中国“托派”的活动，曾任中国“托派”中央的秘书，即陈独秀的秘书，但后来陈独秀被他所害。陈独秀一生曾有四次被捕经历，其中1932年最后一次的被捕，就是谢力公叛变所致。

　　谢力公从苏联回国后，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托派”政治舞台上，逐渐“出道”。其时，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周勤豪曾聘请“托派”文学家和诗人王独清出任该校的文学院院长，而中国“托派”中央的总干事会认为在该校发展和扩大中国“托派”组织是很有希望和前途的，于是便把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放在该校。当时该校文学院设有社会系和中国文学系，由中国“托派”人士陆一渊出任社会系主任，随即建立一个“托派”支部，支部书记为区芳，谢力公也参加其中。他们利用授课的机会，宣传“托派”思想，争取了一些学生参加“托派”。不过，中国“托派”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他们被挤压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势力之间，不仅活动范围狭窄，内外环境也极其复杂和严峻，加上其本身问题多多，于是，围绕着它的凶险也就极其频繁。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武装斗争。中国“托派”既反对中共的方针政策，又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路线，自是两面树敌。特别是它主要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以及租界，则不免屡屡进退失据。而中国“托派”中央机关被破坏，则是由于叛徒告密所致。原来，有所谓“二费”之称的留苏中共党员，即费侠（女，后为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情妇）、费克勤（其小姑即费侠），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原为中共党员和团员，回国后不久先后叛党，成为国民党特务。费克勤还与已经叛变的中国“托派”组织“战斗社”的骨干徐乃达、解叔达等成为“中统”的鹰犬，在其姑夫徐恩曾的指挥下，四处搜捕中共人士以及中国“托派”人士。

　　一次，费克勤在路上遇见中国“托派”骨干分子濮德治的妻子张颖新，他们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张颖新不知道费克勤已叛变，并且已是国民党特务，遂热情地邀请他到家里做客，费克勤于是赴约。那天，正好陈独秀也在濮德治家与人会面，及至费克勤见到陈独秀后，濮德治忙责怪妻子不该让面目不清的费克勤到家里来。具有一定警惕性的濮德治立即于翌日搬家，但是濮德治的新居又被国民党特务牢牢盯上了，而且有特务一直在跟踪濮德治。最终，特务获知了中国“托派”中央开会的地址。

　　中国“托派”可谓大祸临头。1932年10月15日，中国“托派”中央的常务委员会在秘书谢少珊（叛变后改名谢力公）家开会，地点是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01号，结果被国民党警探协同法租界捕房所破获，一众首领当场被捕。陈独秀因胃病没有出席会议，幸免于难，但谢被捕后很快供出了陈独秀的地址。于是，随后的一天夜晚，陈独秀在家中被捕。

　　谢少珊即谢力公被捕后，还供出中国“托派”中央的5名常委。据此，国民党当局将5人悉数逮捕。此外，谢少珊还供出了中国“托派”中央的机关、联络站、印刷所等，导致中国“托派”中央几近瘫痪，而他本人则因“功”免于被起诉，遂对国民党感恩戴德，进而自愿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后投奔“军统”），并且把名字改为谢力公。

　　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后，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随即被押往南京军法司。10月22日，国民党中央派组织委员会干事黄凯（“中统”大特务），携带陈独秀案的文件，赴武汉向蒋介石面述并请示定夺，蒋介石下令把谢力公等调到武汉行营，亲自审问。最后蒋介石发现：“陈案”的一切材料均证明，陈独秀和共产党已无任何联系。

　　1933年4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判：“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罪”，判处陈独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独秀、彭述之等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6月30日，南京最高法院改判陈独秀、彭述之有期徒刑8年，褫夺公权部分均撤销。

　　经过此次灾难，中国“托派”中央机关受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几乎监禁了“托派”的所有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中国“托派”的士气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其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纷纷脱离，有些直接投靠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的特务。

　　谢力公叛变后，受到国民党当局器重，进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受训，后加入“军统”特务处，为“军统”内部的“苏联事务专家”，为“军统”屡屡“立功”。谢力公的弟弟谢志磐也是“军统”中人，曾是“军统”打手。据说谢氏兄弟两人私交不洽，似乎早年就断绝了关系。然而，兄弟俩都曾干过“大事”。

　　抗战时的上海，上演过国民党与日伪双方一场血雨腥风的“特务战”，其中唐绍仪被刺就是谢家小弟谢志磐的大手笔。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人物，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清末南北议和时作为北方代表，但同情孙中山的国民党，蒋介石上台后唐绍仪以“党国元老”自居，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却拒任蒋介石的高级顾问，唯游山玩水、闭门吟诗，以及伺弄古玩。其间还有一段佳话，即1932年南京政府将广东中山县作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县长，唐绍仪不嫌官小，欣然任职，后来毛泽东称赞他“能上能下”，向全党推许其人。

　　关于唐绍仪，此人最后的政治面貌颇为暧昧，换言之，他是“汉奸”抑或“准汉奸”，迄今仍有不同的说法。国民党特务当年刺杀其人，或有充足的“合理性”，或是一桩“冤杀”，此处暂且不表。（唐遇刺后，一些国民党元老不满于当局未掌握唐失节的确证即将他刺杀，是谓鲁莽，蒋介石遂下令拨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其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借以平息风波。事后，舆论普遍认为唐绍仪之死是因为“唐已定意作汉奸”，因此被“军统”暗杀，由此又引出唐之被杀的“必杀”“误杀”“错杀”三种看法。）

　　话说作为寓公的唐绍仪，其时住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因他的特殊身份，日军在占据上海后便打起了他的主意，秘密制定了所谓“南唐北吴”的计划，即为了促使中国尽早投降，拟“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以“建立和平政权”，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此后，日伪大小特务奉命出动，从各方面加紧策划和实施，随即“唐绍仪与日本特务秘密接洽”的流言就传了开来。而事出有因，此后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来到上海，欲劝说唐“出山”，遂由唐的“乘龙快婿”岑德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陪同，前往唐宅游说。据说此次会谈，土肥原曾向唐暗示起草“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作为建立伪政权的第一步，而当时外界盛传日伪拟利用唐绍仪、陈中孚、温宗尧等组织华中地区的伪政府。得知此事，广州“抗敌后援会”急致电唐绍仪，请唐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克日南归，但唐不予答复。再后，广州各界人士和各社会团体又电催唐早日南归：“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但唐仍不予理会。

　　后有人分析：唐绍仪看惯政治风云，又老于世故，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对于自己的荣辱得失自是有着充分考虑的。但是，在当时的“孤岛”上海，其环境可谓至为凶险，唐又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政治势力“打太极”的方法，以暧昧不明的态度示人。于是，这就不能不引起多方的揣测，结果恰恰是将自己置于险境。

　　得知唐绍仪与日人周旋和接触，时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的谢志磐迅速报告给上级，结果周伟龙得悉后报知戴笠，决定实施暗杀唐绍仪的计划。此后，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开始对唐绍仪进行严密布控。不过，由于唐绍仪的特殊身份，国民党当局对他毕竟有所忌讳，况且查无实据，于是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法，先通过各种关系对他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等），如孔祥熙对他表示：“少老（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当时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他脱离日伪的包围，移居香港，若先期到达武汉，当局则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当时杜月笙也从香港写信劝他赴港居住。然而，唐绍仪面对各方示意，所作的回答只是“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却一直未见动静。国民党当局恐唐绍仪效汪精卫之举，于是戴笠发出了刺杀令，由“军统”上海区行动组执行。

　　至于具体实施过程，后来参与其事的程一鸣回忆说：“唐住在法租界一幢洋房里，门口有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轮流警卫，如果要用手枪将唐击毙的话，行动特务就难通过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的岗位走出，而有被擒的危险。因此决定先派特务渗入唐宅作为内线，然后用短刀或利斧砍死唐绍仪。”这个内线，就是谢志磐，程一鸣说：“当时上海区派特务谢志磐，广东人，和唐是世交，伪称一时找不到住房，唐允谢住在他家里，谢正好作为内线。”

　　谢志磐早年是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唐绍仪曾接受过谢的采访，因此两人相识。据1938年10月1日胡鄂公给孔祥熙的一份报告（其时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以行政院官邸秘书处第六组名义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派驻情报机构，胡鄂公即驻港机构的负责人）：“唐绍仪被刺系昨晨九时余，刺客为一西装少年及化装二仆人，乘黑牌汽车，假唐友谢志磐名刺谒唐，并携古物八件送唐，身带凶器手枪一、利斧一，当以利斧刺唐后，置手枪于唐宅，从容逸去。当送广慈医院疗治，以流血过多，于当日下午四时许逝世。”

　　翌日，胡鄂公的电报又称：“刺客谢志磐系广东人，寓大东旅馆五十一号，最近数月来不时访谒唐绍仪，因此，唐宅仆役均识谢为唐往来熟人。在一个月前，杜梅叔遇谢于唐宅，事后杜告唐，谢胞兄弟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务工作，嘱唐宜小心。唐云：谢志磐弟兄间情形我极清楚，而且他们弟兄间感情极不和睦，主张亦各相异。迨上月三十日九时许，谢乘汽车投刺谒唐时，同时并偕有假装古董商二人携带古物八件向唐兜售。唐宅仆役持谢名刺告唐，唐嘱在楼下客厅见面，唐晤谢时，谢与二假古董商将所携古物呈唐求售时，有唐一仆役在旁见唐审视古物后，面有不愉之色，继唐乃告谢云：我只买两件，计值一百余元，唐因嘱在旁之仆役上楼取钱给谢。该仆役事后揣测唐意，对该项古物并不中意，以唐为敷衍谢计，故买两件也。唐仆上楼取钱回至客厅时，见谢及假古董商二人已不在客厅，而唐仰卧沙发，血流被面，额嵌一斧，始惊呼唐已被刺。”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得到唐绍仪被刺报告，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刺客所乘的一辆蓝色轿车。此后，发现已空无一人的这辆轿车，又查知轿车系一出租汽车公司所有，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由车寻找刺客的这条线索遂告中断，但巡捕又根据唐家提供的谢志磐的地址，直扑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75号搜捕，也是人去楼空。不久，“行动组”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回到重庆，戴笠随即按功行赏。然而谢志磐却因事后过度惊惶，加之他与唐绍仪此前有着特殊的关系，逃到重庆后便精神失常了，时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因此无法安排他的工作，只得让他住在一家旅馆。不久，他被确诊患了精神分裂症，送院诊治。

　　叛徒王克全刺杀谢志磐

　　谢志磐终日被关在医院特别监护病房中，久之病情越来越重，他的妄想症也越来越出格。他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在跟踪他，于是偷偷在裤袋里藏了一支手枪，用以防身。一天，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前往这家医院侦察，发现谢的病房紧闭着，便从门上的气窗探看。谢发现后大惊，拔枪便射，几个特工一齐还击，结果当场打死了谢志磐。事后有人说这是戴笠“杀人灭口”。此事还另有一说：谢志磐藏枪的事被医院发现后，医院马上向警方报告，重庆卫戍总部遂派杀手王克全前往观察。谢看见王之后，以为“仇家”已到，举枪瞄准，却被王先发制人，一枪击毙。

　　这个王克全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王克全1906年生于安徽，工人出身，1924年加入中共，大革命时在上海等地活动。因参加过上海的“五卅”运动，其人又以“仗义”闻名，加之有亲戚在帮会内做事，便受党组织派遣，打入了帮会组织，并与帮头“拜把子”，在帮会内部秘密发展党组织。不久，王克全被认为是可造之才，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至1927年回国，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此后历任中共上海工联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中全会补选）等。

　　不过王克全没有在中共高层继续发展。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参加了罗章龙等致力于反对王明等的“分裂”活动，在罗等另立中央的“第二中央”担任五位常委之一。他还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结果被开除党籍。王克全索性叛党，且公开投敌，加入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而“军统”也利用他曾拥有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中共组织工作等“资源”，令他整天逛马路，一旦遇到他所认识的中共地下党员，便马上召唤特务抓捕。抓到对象后，他还“现身说法”，亲自进行诱降和劝说，由此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心头大患。

　　1932年，王克全任“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副组长，其间参与了刺杀杨杏佛、史量才的行动。至抗战时期，又出任国民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

　　王克全此前因缉捕中共人士以及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受到戴笠的重视，不过，戴笠对此类“转向”人物一向从内心看不起，此次王克全意外击毙谢志磐，所谓特务杀特务，戴笠怕传出去不好听，遂将王撤职。不久，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军统”本部也遭到轰炸，物资损失十分严重，其中包括百余支手枪被毁。戴笠为此痛骂负责保管的王克全，他在电话中挖苦王：“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

　　谢力公和王克全都是中共的叛徒（谢还是“托派”的叛徒，可谓“双叛徒”），不过，谢力公似乎“命”好一点，最后得以全身而退，在台湾寿终。至于王克全，则是“苦命”，后来据其同事沈醉回忆，王克全“办事非常认真”，“是‘军统’内勤的台柱子”，而日本飞机轰炸使得“军统局”损失严重，“他认为自己应负主要责任，愧疚而自杀”，似乎是尽职尽责，因内疚而自裁的。其实，“叛徒”也不是好当的，谁知道其时其人的心境是如何凄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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