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纪念张国荣，最好的方式是“做自己”

　　文丨麦嘈

　　14年前的今天，“哥哥”张国荣由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一跃而下，从此跟海内外无数喜欢他的歌迷、影迷天人两隔。每年的今天，文化东方酒店门外都成为一片花海，今年也不例外。

　　哥哥的歌迷影迷对他的迷恋与难舍，若你不是张国荣粉丝，恐怕很难体会每年今天，会是个何等难熬的日子。张国荣超越时间地理，乃至超越生死的偶像魅力，不仅源于他在歌坛影坛创造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日常生活体现的人格特质，数十年里对他的追随者，有着正向的心灵启迪与生活指引之功。

　　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张国荣”三个字是异数。日本作家志摩千岁女士当年采访张国荣，曾困惑于张国荣性格中的某些矛盾之处。比如，“他不像是一个媒体圈中的人物，他对新闻界讲话时，他的文词过于直率，太容易引起争议，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根本不理会别人会怎么说，怎么想……（有点）‘女性化’”，而另一方面，跟张国荣初次见面后，志摩千岁发觉“他做事与思考的方式比一般人更果断。他坦白率直，不矫揉造作，尽管他的外形非常优雅，但却有着男性的坚韧”，“我觉得，在他面前，所有界限与类别，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失去意义，含糊不清”。

　　虽然志摩千岁的这段话，对于何谓“男性化”与“女性化”，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却也说出了许多张国荣的粉丝对偶像的独特感受，那就是雌雄同体，或者说超越性别。且这种超越，不是出于某种表演人格的外显，也不是商业噱头或高超的扮装技巧使然，它是发自内心的、跨越性别藩篱的自觉和果敢。

　　换句话说，明星要在舞台上变装，许多人会打着“表演需要”的保护伞，它不会与明星的日常生活混淆，也不会有谁爽快承认换装扮装就是“做自己”，可是张国荣不一样，他不仅乐于以雌雄莫辨的性别气质示人，还坦承自己的双性恋性取向。用他本人的话说，“我不在意对方是异性还是同性。两种我都可以爱。可以说我的容许范围比较广，只要我喜欢，同性异性都可以。为什么只能爱一种就不能爱另一种呢？应该允许恋爱的空间更宽广一些”。

　　“只要我喜欢”，包括后来哥哥与同性伴侣唐先生的关系，逐渐为外界所了解，都为现实世界中，被各种界限和规范捆绑的粉丝，提供了某种理想生活的模板。尽管他的粉丝，不一定是LGBT或者性少数权利的支持者，但他们爱戴他、接受他，只因他是张国荣、他在做自己。殿堂级巨星的超凡地位、海内外为数众多“死忠”粉的支持，让张国荣不同于其他深陷“同性恋”疑云却三缄其口的演艺明星。他敢作敢当，为保守的香港社会和文化，打开了一个可以讨论性少数话题的切口。

　　在演艺圈，张国荣是性别与性倾向议题上的先锋光芒，他“出柜”的年代与环境，与现今谈论性少数的氛围极为不同。近年来掀起一股名人“出柜潮”，从何韵诗、黄耀明，到CNN主播安德森·库柏、苹果总裁库克，可以说，今日谈论性少数话题，媒体与普通民众的态度已有所松弛。尽管如此，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出柜”，依然伴随着家庭压力，甚至遭遇社会隔离与同侪排挤。对于演艺圈艺人，出柜后丢掉工作、身价下滑的，不在少数。而最致命的打击，莫过于这些艺人以往在银幕上多以异性恋角色出现，出柜意味着他们的表演不再“可信”。好莱坞女明星安妮·海切（Anne Heche）出柜后，她和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电影《六天七夜》上映，票房失利。人们把部分原因归咎于安妮·海切的爱情戏“虚伪”。

　　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文界名人总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仅避谈本人性倾向，也常常对同志运动保持沉默。当然，对于不愿出柜者，不应强人所难。但明星勇敢出柜，对于社会大众，尤其是身处压抑和困惑中的性少数青少年，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换句话说，明星有保护其个人隐私不受干扰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向社会和公众倡导平等价值的责任。我看到不少演艺界名人，在回答外界“你是不是”的猜想和传言时，会说“我尊重同志，但我不是”。这种看似宽容，却用澄清来划清界限的说辞，并不是好的回答方式。国外有同志团体专门为名人明星设计应对媒体手册，其中就有一条，回答“是不是”时，建议不要被记者牵着鼻子走，无必要急于划清界限，而应该接过话题，引出公共领域中性少数群体受歧视等现象，引发媒体关注和社会讨论。

　　哥哥的《我》里有一句歌词，“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张国荣生前的磊落，烛照了他身后的娱乐圈，有更多性少数人士以公开身份施展拳脚。我们今日纪念张国荣最好的方式，依然是像他那样“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