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亟须从论文压力中解套

　　导语

　　这样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从而催生了一个造假多、监管难的问题包。

　　作者：南都短评

　　4月20日，著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撤回2012年至2016年发表在《肿瘤生物学》上的107篇论文。著名撤稿观察网站R etrac-tion W atch感叹道，这次事件创造了该网站创立以来论文同时撤稿的纪录。不幸的是，这107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医生。此事对中国医学界的打击将很难做出估量。

　　不过，类似的撤稿事件还发生在2015年和2016年，当时被撤稿的作者也主要来自中国，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此，中国科协在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高管会谈时也指出：“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科协的回应看起来有些让人啼笑皆非，自己的科研人员没监管好，倒怪起期刊来。不过，如果进入此次论文造假的具体语境就不难发现，科协、国际期刊和医院本身，恐怕都很难对论文造假拥有绝对意义上的防治能力。此次造假论文均来自第三方中介代写代审代投，中介组织的越线，让科协、工商总局、公安机关、国家网信办都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监管。

　　施普林格方面也表示，正在开发相关工具。比如身份验证方面，在甄选匿名评审人时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在作者方面，引入可自动提示论文修改前后的作者变化。不过，这些做法是否一定有效，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毕竟中国医生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将会在新监管工具出台后，不断探索出新的规避监管之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刚需面前，监管机构的创新远远赶不上市场自身创新。

　　所以，问题到了这里，在讨论这一起重大造假论文被撤稿事件时，我们必须要宏微结合地来看待第三方中介的监管难问题。某种程度上，只要中国医生庞大的发论文需求不变，那么监管越严格，论文中介的创新程度越高，医生所要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所以，要解决问题本身，必须回到论文发表的需求本身来看，通过对需求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来解决问题之所在。

　　中国医生对论文发表的刚性需求，主要是因为职称评定过程中论文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临床、教学和科研，科研论文是核心，发表越多，科研项目越好申请，资源越丰富，职称评定也越顺利。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医生没有分类，不管拿手术刀的、开仪器的还是做理论研究的，一律需要论文，而且大有越多越好的趋势。

　　对比美国医生的职称体系，供职于教学医院的执业医生只占全国医生总人数(约160万人)的7%-9%，只有他们才涉及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定，其余90%以上的医生都是地位平等的执业医生，只需做临床诊疗工作，没有任何科研或教学任务。在中国，职称评定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只能借助不断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医生确保自身职业生涯不断上行的基本前提。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从而催生了一个造假多、监管难的问题包。

　　从实际需求来看，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论文派医生，而需要更多娴熟操作手术刀的医生。从这一需求出发，针对医生职业群体的职称评价体系改革必须加快进行，让更多医生从论文高压中解脱出来，比向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施压更值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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