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大咖纵论本轮财改-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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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理财杂志微信公众号

　　智编导读

4月21日下午，在中国财政学会2017年年会暨第21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财税改革与财政政策”分论坛上，四位知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本轮财税改革与财政政策。

高培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与以往有何不同
李扬：当前财政工作的四个问题
刘尙希：制度滞后导致成本高
白重恩：反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高培勇：本轮积极财政政策与以往有何不同

今年财政政策的提法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人问我，目前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以往所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究竟有何不同？

我觉得，这个问题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两个信息，其一在财政工作的实践层，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找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区别于以往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很多财政政策的安排，不妨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财政政策那一段描述去揣摩，并且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的政策体系之前的安排相比较，比如2009年、2010年、2011年甚至于2012年。结果会发现什么呢？两者真的在根本上，哪怕在政策取向上、具体措施上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我们把2015年或者2016年政策出台的背景换一个，比如说不叫经济发展新常态，而叫经济发展的旧常态；政策体系不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叫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安排。不妨看一下，这样的描述还能成立吗？照样成立，没有区别。第二在财政理论界，迄今为止，还没有明确的在理论上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和扩大需求背景下的财政政策说清楚。学理上没有支撑，方法论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当然也是财政工作的实践层迄今为止没有能完全在财政政策的安排上，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大需求宏观政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究竟在内涵、外延、作用机制等等方面的差异交待清楚。实践层如此，理论界这样，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总说要防止“新瓶装旧酒”，新瓶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旧酒呢？就是以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那一套理论与实践。如果不加任何修饰，就是复制它、照搬它，那么实践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很可能不是立足于、适应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安排，反而是反作用的，仍然是聚焦于需求、聚焦于总量的调节。这让我们不得不深思。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以来，我觉得我们的财政政策安排，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有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逼近的趋向了，这是一种积极的趋向。我们不妨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今年的预算报告当中有关财政政策安排的几个数字去揣摩大概。

第一个数字，23800亿，这是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的规模安排。今年的预算赤字请大家注意，它不是根据预算收支安排平衡之后的结果，而是倒算过来的。怎么倒算呢？是以2016年74.4万亿的GDP作为基数，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今年6.5%的经济增长速度推算出2017年GDP有可能达到79.4万亿。79.4万亿乘上3%，结果就是23800亿。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尽管今年的经济形势严峻，仍然需要巨额的财政赤字，甚至不止于23800亿，但是决策层在战略上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不能突破3%这样的一个心理防线。尽管我们知道3%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欧盟国家自己都没遵守这样一个心理防线或者安全线，但是今天中国出于稳中求进、出于让老百姓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等方面的考虑，还是按照3%来安排今年的财政赤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取向。如果放在过去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的背景条件下，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安排了。甚至经济学界，我讲的是超出财政学界的经济学界，很多人去年一个劲的呼吁要突破3%的界限，达到4%、5%，最高曾经达到8%。3%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不同于以往，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考虑。

第二个数字是8000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8000亿和23800亿没有关系，而是在23800亿这个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基础之上，额外发行8000亿的专项债券。去年专项债券的发行额度是4000亿，今年增加了4000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起码我们在理念上、思想上、战略上是有意识地守住3%这个心理防线的。但是面对经济发展和稳增长的需要，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形式，是把前门堵住了，而在一般公共预算之外开了一个口子，用8000亿的专项债券弥补了23800亿财政赤字相对的短缺。可能会问这不是堵了前门开后门吗？不是，因为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盯的是一般公共预算的财政赤字。大家经常说的财政赤字还是一般公共预算的财政收支的平衡结果，脱出一般公共预算，而在其他预算当中安排适当的财政政策，起码让我们对财政赤字心存敬畏，让我们知道财政赤字是有风险的。尽管我们不得不开口子额外去搞那8000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但是时刻有人会通过某种渠道提醒我们，要注意中国的总体财政风险。

第三个数字是5500亿，这是今年计划减税降费总的规模，其中3500亿是减税的规模，2000亿为降费的规模。减税降费从来都是受人欢迎的，从政府角度也从来都是希望给大家减税的，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减税。但是问题在于，要拿什么去减税？减税就得有减税的归宿，有减税的来源。从历史上看，以往减税基本上都是借钱减税，一手扩大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一手实施减税。但是今年大家注意到，23800亿的财政赤字，相对于去年21800亿，增加的额度是2000亿。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不取决于赤字的总规模，而只取决于赤字的增量，也就意味着，对应今年这5500亿的减税降费规模，赤字上基本是2000亿，剩下的就得通过其他途径去弥补。其他途径在哪儿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了三件事，其一，政府的一般性支出压缩5%，尽管额度很小，但起码是一个信号；其二，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其三，压缩非重点财政支出。在这三条措施之外又提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节用裕民”，用一定是政府的支出，那就是用减少政府支出的办法去实施减税降费。能做到吗？不管怎样，开了一个头；不管怎样，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方向。照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相匹配的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大致框架，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李杨：当前财政工作的四个问题

第一是财政支出问题。

目前财政支出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钱用不掉，以至于提出一个在我看来并不特别专业的说法，叫做“盘活财政资金”。什么叫做“盘活财政资金”？我知道盘活信贷资金是有确定含义的，而且确实是可以盘活并且可以创造效益的。财政资金盘活是什么意思？仔细看一看，是因为过去的钱没有用掉，长期处在这种状况，在财政的账上留下了很多已拨未支出的一些预算支出。为什么拨了支付不出去？为什么在要的时候都要，支的时候支不到？当然可以简单地说是财政制度太严，但是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不是财政制度的问题，而是预算不严格。大家对自己的事业究竟要多少钱没有评价，先要了再说，支出不支出再说。这实际上暴露了我们国家财政管理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财政支出效益的核算、绩效的核算是比较弱的。财政资金是公共财产，公共财产的花销尤其要当心，要不要花、要花多少，我觉得对于目前预算支出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也简单的做过一些分析，进一步来说对整个财政政策和效果的评价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是列了未支，从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价来说，它没有形成支出，所以评价财政政策是扩张还是紧缩，是要按照实际值，而不能说预算上列的和他要的。这样算的话，我们国家财政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一直呈从紧的状态，同时反映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库余额是逐年的增加。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的研究。我觉得在走向新常态、在把整个工作重点放在供应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支出的方向、支出的规模、支出的效果。

第二是税的问题。

从去年到今年经常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减税。企业说税收负担重，仔细分析，企业说的也不严密，不只是税负问题，要仔细分解的话，其实还是各级政府的各种收费、各种摊派重。但即使把这一块剔除，税负到底是怎么样？政府不断地说减了多少税，而企业说我没感觉。现在新的财年又准备减3500亿的税，如果企业还是像去年那样没感受，减税政策就得讨论，有一些概念就必须说清楚。现在减税规模是办公室里算出来的，并不是实际减的，最重要的是，以间接税为主的这种税制结构，减税能不能说得清楚，能不能落在实处，能不能让大家有获得感？间接税的税负是流动的，税负是在价格的变化中体现出来的。在这样一个间接税的架构下天天说减税，我感觉不够专业，有可能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不搞税的人，一说政府刺激政策就是减税。那是美国，在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下，减税之后刺激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获得感和损失感使都是清清楚楚的。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下，减税恐怕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因为纳税人的税负是不一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老问题。经常说企业纳了多少税、承担了多少税、国企承担了多少税，现在还有一些搞财政的人说企业纳了80%多的税，企业是纳税了，但最后不是企业付的，中国的税大部分是消费者承担的。这样说话是不专业、是不负责任的。比如要调控房地产市场，于是就加开发商的税，开发商非常轻巧地变为房价上涨，最后消费者负担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这个上面反复所谓税收刺激，做文章，说多了不好。对于减税，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清楚的解释。

第三是政府赤字和债务的问题。

这七八年来我率领一支队伍在编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编了12年，意在把国家的杠杆算一下。我的感觉是，大家都在心中无数的情况下拼命调控，这个事情怎么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去调房价？在一个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拼命调控，然后没效果，永远调控。和财政赤字相关联的债务问题值得关注。本世纪初，当大家还在说财政赤字的时候，我非常同意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的一句话，当时讨论财政政策淡出的问题，他说我早就淡出了，早就是一个盈余状态了。他说的是总账，大家说的是小账，四本财政预算的账要加在一起算。还有一个账，就是国库的账，发了债借了钱，然后放在央行的国库账上没用，这在经济分析上是紧缩政策，这个要算作一个统一的账。当时楼继伟说的是这个统一的账，就是当时大家还看到财政有赤字的时候，还说财政是积极的、刺激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是一个中性的政策，已经退出刺激性政策了。但是到今天，这个账大家还没有完全接受，还没有完全理解。

我想说的是，真赤字来了。GDP增速在危机之前的10年左右平均10%以上，财政收入肯定会比GDP增速更快，20%多的增长。那时候全国人大开会，增收1万亿、超收1万亿，都是这种口气，然后大家鼓掌。我说你们这不是横征暴敛吗？为什么要超收？为什么要增收？要有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标准。现在不再有超收、增收这么多的情况，会出现真赤字，这是我们真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大概估了一下，按照2016年政府债务占GDP40%作为一个起点， 2016年是40%，按照这个起点，分别了几种情况。估算的是20年之后，最好的情况下政府债务占GDP达60%，坏的情况下超过100%。新常态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它已经是常态了，而且是新的常态，过去那种两位数增长一去不复返了，仅仅是在6%、5%这样一种趋势下前进。我们的税制结构累进性不强，滑得慢一点，但是肯定会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滑得更慢。而就在这个时候，稳增长的需要要求更多的支出，这个账就是这么算下来的。

中国的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债不一样，我们类似于日本，日本政府的债占GDP的400%多，是政府借私营部门的，相当于左口袋借给右口袋。这对国民经济没有问题，但是对政府理财的能力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今后中国恐怕会是这个情况，因为私人部门包括企业、居民支出由于投资收益率逐年下降——估计恐怕还要降10年，甚至有可能更长的情况下——支出的意愿逐渐减少。我们要维持经济增长，就需要有一个增添的支出。日本政府为什么成现在这样？日本政府连年发债，而且发的债很大，把储蓄从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拿过来，由他来支出。首先对这个事情的合理性要有解释，不能一听债就头疼。我现在在全国人大说债的时候，说债本身是中性的，别一听到债就说怎么样，因为很多人说全国人大的任务就是控制政府的上限。这个事我们要全面的分析，新常态下有很多东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必须理解，并且有效的应对。

第四是地方债的问题。

把中国的政府分为地方和中央的话，中央真是没有什么问题，60%的收入在中央，40%的支出在中央，中央的空间是很大的。地方上有问题，中国经济是一个政府引导型经济，政府引导主要是体现在地方政府在引导，地方政府有这么多的责任，但是它没有收入。地方底下四级、五级政府，一级政府做不到有专门对应的税，所以就靠所谓财力的再分配。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一定还会借债，于是地方政府债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突出。地方政府债的问题，数量是一方面，现在也还没到多么危险的程度，但是它的制度有问题。按照财政部的规定，现在地方上很多债是不认的。平台公司说我是企业，那好，我们就从企业的角度去研究，从企业的角度去规范。他说我虽然是企业，但做的都是公共事务，股东是地方政府，我也不是一般的企业，从企业的角度也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建议，下一步要专门有对地方债以及由政府发起设立的机构债的一个法制框架。在世界各国，机构债都是非常大的一块债，美国的房利美、房地美都是机构债。这种债不是国债，也不是私债，政府专门有一套法律针对政府机构债，把它也关在笼子里。这一块如果要关进来，整个财政制度就比较健康，以后财政赤字增加、债务增加就不会是个问题。这样就不会引起风险转移成危机。

一说到债的时候就是金融问题，因此，金融上的配合其实是一个大的制度。去年英国阿代尔·特纳出了一本书叫《债务和魔鬼》，那本书很不错。我说债不是魔鬼，魔鬼在每个人的心中。每个人都想花大力气提高自己的杠杆，赚大钱，出问题的时候又都想甩给社会。这些问题，对我们要更加精细化地管理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回到主题，供应侧结构性改革对财政提出的要求，应当说是更加精细地管理老百姓的资产。

　　刘尙希：制度滞后导致成本高

“三去一降一补”，“一降”是降成本，就是成本太高了，怎么理解这个成本太高，为什么这个成本太高？我一直在琢磨，说实话，现有理论里面我找不出一个可以解释的，我试图自己从理论的角度来解释。

中国的发展过去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了高成本，依然是低附加值。况且不说附加值的高低问题，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问题，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很显然，高成本是不能用税收来解释的。我们无法说是税收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高成本，因为这些年来都在不断的减税。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首先直观来看，成本高表现在哪些方面？从会计成本的角度来看，就是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销售费用、管理成本、财务费用高。当然严格来说，在会计上成本和费用还有区别，我们暂且不那么严格的区分。

我想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成本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成本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来说是成本，对上游来说又是收入；融资的财务费用对实体企业来说是成本，对金融企业来说是收入。所以从微观来看，它体现为一个要素的收入分配问题，这边降了，那边就少了，比如你降了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就会减少了。

所以如果仅仅是从会计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就很可能成为一个翘翘板，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我觉得要从整体来看，要系统的看。从整体来看，可以看到几个方面导致了成本比较高。“三去一降一补”，“三去”都是和成本关联在一起的。产能严重过剩，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是不能带来增值的；杠杆率很高，意味着财务费用很重，成本可能就上去了；库存很多，很显然导致资金周转慢，成本也上去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由这些问题导致的成本是什么成本呢？是经济成本，实际上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消耗在僵尸企业里，产能过剩，产能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说明资源没有充分有效的利用，也是资源错配；杠杆率高，实际上资金的配置出了问题。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机会成本，资源是有限的，这个用了不能用在那个用途上，这实际上是资源错配导致的高成本。还有研发的短缺导致成本的增值效率低，企业没有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过程消耗就高，成本的增值率或者说转化率就低。这样的成本叫低效成本，甚至可以说是无效成本。

还有老龄化带来的成本。我们在1999年就进入了一个老龄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中间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还没有富起来的时候就变成老龄社会了。这些养老的成本是由全社会来负担，现在是由企业来承担的。还有资源的成本，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60%，国内的资源不够，要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这就取决于国际环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说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这种资源成本的上升是显而易见的。还有环境污染，这就是环境成本，环境成本现在一部分是由社会来承担的，付出的是健康的代价，现在慢慢的要企业自己来承担了，要节能减排。还有社会诚信的缺失，签了合同不当回事，利用率低，诉讼增加，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确定，风险大，成本也会大大增加，由此导致高成本。

上述这些成本都可以直观的描述出来，应该说资源错配的成本、低效的成本、养老的成本、资源的成本、环境的成本以及信用的成本。这些成本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呢？我觉得是我们的制度变迁滞后造成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呢？相对于风险而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我们的经济也是一个风险经济，但是我们的制度变迁是慢于这种风险社会的制度。当制度变迁慢于风险产生速度的时候，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这就会导致成本急剧上升。从定价的角度来看，过去说定价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现在的定价是按照风险来定价。企业的成本也不是过去的历史成本，而转化为一种风险成本。何以见得呢？会计准则里面有八项减资准备，就是说资产你的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不符的时候，可能减资准备提高了，这些东西就要计入成本了。这个成本很显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法确定的，而是按照风险来确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定的价格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定价方式，所以在这种风险之下重新理解定价机制，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

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的时候，就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供求规律，供大于求就会降价，供小于求很可能涨价。比如说资金，这个阶段的资本、资金是相对过剩的，但为什么融资那么贵？为什么企业借钱的时候利率那么高？这就是风险。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首先要估价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除了利率还有抵押，抵押要评估，评估就有费用，这个谁来担？借钱的人担；还要担保，担保还要有再担保，还要有费用，所以整个融资就很贵。所以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风险在定价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的成本就会扩大，就会提高。

从社会角度来说，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是要内部化的，比如养老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环境，这种社会成本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社会领域的风险都在内部化，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都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整个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高成本的时代。这个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实际上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要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当经济社会构成不确定性总体水平下降的时候，整个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面临的这些所谓的成本高，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都是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放手的原因，而是现在风险的整体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所以导致了风险整体水平的上升，从而导致成本上升。

通过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来看，现在降成本的着力点，就是降低制度性成本。这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说法和概念是有所区别的。现在高成本都是制度变迁滞后所造成的，都是制度性成本，只有降低制度性成本，我们才可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白重恩：反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财政政策，它的起点到底是什么，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引进一个我自己杜撰的概念，叫做新二元陷阱。为了论证可能有一个陷阱，有几个事件形成一个循环，从事件甲就会导致事件乙，事件乙就会导致事件丙，丙再到丁，丁又导致甲，甲乙丙丁就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循环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受到了经济增长很大的压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甲乙丙丁这四个事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会有一个互相增强的逻辑关系，为什么它们可能形成一个陷阱，其中财政在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尤其是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一个很自然的反映就是财政刺激。而我们做财政刺激最得心应手的手段就是做财政主导的投资，就是政府驱动的投资。甲是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乙就是做财政刺激性的投资。这样的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说经济中有大量的失业，这样的投资可产生非常正面的效果，比如投资用来去修桥、修路、修港口和建机场，这些除了要用资本以外，还要用劳动力，所以这些投资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来帮助解决失业的问题。2009年4万亿投资开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充分就业，失业率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投资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使得要素价格变得很高，除了资金成本比较高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就是劳动力的成本增长得很快。

有人说劳动力成本增长得快不是由于投资造成的，是由于劳动供给减少造成的，因为适龄劳动人口每年以300万到500万的速度在下降，这确实会导致劳动成本的上升。但是我们做了一些研究，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么快，是和刺激性投资有关的。首先，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是过快？有这样一个衡量的方法。我们把中国的单位GDP劳动成本和美国的单位GDP劳动成本做一个比，来看一下过去几年是怎么变的。2008年到现在，这个比值在持续的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出所用的劳动成本相对于美国生产一个单位产出所用的劳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在国际竞争中，至少是劳动力成本上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丧失。有人说这是自然的，但其实不是自然的，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肯定会增加，问题是增加的速度有多快。如果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劳动生产力增长的速度，那么就会带来问题。中国每单位GDP所花的劳动成本跟美国的比值在上升，就说明我们的劳动成本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

是否是由于投资造成的呢？来看投资创造了什么样的就业。政府引导的投资主要是投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的就业主要是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再来看这些年不同的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的速度。2008年之前，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增长速度越快，2008年之后完全调过来了，从2009年开始，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越快，这是我们根据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得出来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分析，总的结论就是，劳动力成本增加得快，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造成的，是由于政府的刺激性投资造成的。

当要素成本上升的时候，市场中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的运营就很困难，所以经常听到企业抱怨成本增加得快、成本过高。所以现在供给侧改革的五项任务之一就是降成本，降成本的背景就是成本增加。成本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刚才我给出了我的解释。

当企业面临着成本增加得很快的时候，企业投资的盈利就受到了负面影响，所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减弱了。尤其是去年和今年，民间投资增长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总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总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又远远落后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今年前两个月投资增速平均大概是10%左右，但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速度跟去年相比增速是27%，民间投资增长的速度大概是5%多。去年同样的这个比例关系，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速度是18%左右，总投资的增长速度是9%左右。总的来说，政府主导的投资占的比重在越来越大的，民间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引导的投资增加了要素的成本，使得民间投资的空间压缩了。

经济学中叫做挤出效应，除了在资本这个渠道的挤出效应，在劳动力这个渠道也有挤出效应。挤出效应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那就要看民间的投资效率和政府驱动投资的效率相对的比较是什么样。我很难得到特别好的数据来证明政府投资的效率低，但是我简单的做这样一个工作。到万得数据库中，把发债券的融资平台都找出来，可以得到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算了一下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2016年平均资本回报率是1.5%。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资本回报率，他们在银行借钱最优惠的利率远远高于1.5%。

再看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是负相关的，财政刺激使得政府驱动的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出了民间投资，导致了效率降低。如果效率降低了，又有进一步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以从经济下行的压力，到政府驱动的投资，到挤出投资，到效率下降，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这是我担心要落入的一个陷阱。

这里面财政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政府驱动的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可能不一定在预算中显示出来，可能是在融资平台的债务中显示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跟政府的投资是有关的。

怎么走出这样一个陷阱，大家都提出了很多好的方案，能不能减少一些财政刺激性的投资，用腾出来的资源来帮企业减轻负担？我也完全同意。当然怎么减，可以有很多具体的方案，但是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财政政策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体现于政府过多的投资，而是政府用资源来降低企业的负担。政府的很多投资，是融资平台通过借债的方式来做，如果对其不控制，即使我们在财政预算内控制了，它的投资仍然会膨胀，所以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还有人说，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投资，不去修公路、修港口了，做一些别的事，比如加强产业政策，加强对企业的扶持。产业政策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产业政策的效果众说纷纭，但重要的是用数据说话。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和几个学者一起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来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效率产生的影响。他们因为受到数据的限制，只看四个方面的产业政策，税收优惠、政府直接补贴、政府补贴投资、关税保护。他们发现，只有当这些产业政策是促进竞争的时候，才对企业的效率有正面的作用。怎么来衡量这个产业政策是不是促进竞争？就是看这样的产业政策是不是普惠于行业中所有的企业，普惠的程度越高就是促进竞争的。他们发现，这种普惠的行业政策对效率有正面的作用。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是普惠政策的呢？仍然是几个方面，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几乎不是普惠的。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花这么多钱，总体效果怎样的？至少工业企业的数据告诉我们，对效率没有产生正面的影响。

我们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要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我们用刺激性的投资拉动需求的政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需要给企业减负，需要重新思考产业政策来怎么设计，需要重新思考政府的各项支出怎么能够更好地来帮助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