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下午,郭利无罪宣判结果出来后,他异常平静,当天晚上便去了上海见朋友。
郭利是一位“结石宝宝”的父亲,此前因与奶粉企业交涉赔偿问题,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
2008年,“毒奶粉”事件爆光,一种工业原料三聚氰胺被当做食品添加剂,放入奶粉中。那一年,全国近30万婴幼儿因此患上了肾结石。
2014年7月22日,郭利刑满出狱;经过再审,2017年4月7日,他被改判无罪。
9年当中,郭利从未认罪,即使坐了5年牢,也没有争取任何减刑。“因为减刑的条件是认罪伏法。”
郭利被判决无罪两天后,远在山西的高长宏才听到这个消息。交口县回龙乡村民高长宏一家曾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倒霉家庭”,2006年,4岁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流行性乙型脑炎;2008年,1岁的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
为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维权,从2010年开始,高长宏走了近3年的上访维权之路,最终放弃。
生活已经磨平了高长宏的锐气,他今年39岁了,开了一家装载机修理铺,建一栋自己的房子是他最大的愿望。“郭利是个个例,前些年的上访维权经验告诉我,想要讨到一个公道,太难了,太难了。”
(4月11日郭利在吃晚餐,无罪判决对他来讲只是起点。杨磊 摄)
“结石宝宝”
“叮叮当当”的修车声透过铝合金门的缝隙传进屋里,凹凸不平的水泥地面上布满了漏出的黑油,空气中充斥着油污味。
这间门市位于交口县回龙乡的最北侧,近百平米,分成4个房间,房租水电加在一起,一年一万多元。北面的房间做饭、修车,南面三个房间用来记账、住宿。
妻子韩爱平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女人,她习惯站在门前的煤气灶台旁,只要看到地上有纸屑、烟头,就会及时打扫。
小儿子高智伟今年10岁,喜欢在屋里来回窜,身上的校服被弄得脏兮兮的。
韩爱平疼孩子,从来不舍得训他,中午孩子放学,韩爱平会准备两袋伊利的核桃奶,掐准时间,用热水温好,等孩子吃完饭喝掉。
2006年,高长宏4岁的大儿子在注射乙脑疫苗后患流行性乙型脑炎。考虑到大儿子以后需要照顾,高长宏夫妇在一年后,生下小儿子高智伟。这个被他们视为希望的小儿子没有再打任何疫苗。
生完高智伟后,韩爱平奶水不足。高长宏信不过村里小卖部的奶粉,专门请人从太原市里的大超市购买奶粉。直到现在,他还清楚记得三鹿奶粉一桶是108元。
吃完奶粉后,夫妻二人发现小儿子原本浓密的头发变得参差不齐,尿尿变得滴滴答答,总是尿不停。
小儿子身体上的异常表现一直像一个谜一样困扰着高长宏。
与高长宏一样,郭利这时也被女儿的表现所困惑。郭利的女儿生于2006年,一直食用施恩婴幼儿奶粉。孩子食用奶粉后,发育缓慢,“身板小的可怜,尿水颜色黄的厉害,脾气暴躁,爱哭爱闹,我一直找不到原因。”
直到2008年,“毒奶粉”事件曝光。郭利带着女儿去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这意味着孩子的肾脏功能已受损。
高长宏也清晰地记得得知消息的那天,2008年9月16日,他在工厂休息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布69批次婴儿奶粉含三聚氰胺,小儿子喝的三鹿奶粉就在其中。
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将高长宏的家庭“炸”得粉碎。他匆忙赶回家,抱起儿子到太原做检查,“去的时候,医院里外都是人,都抱着孩子在排队。妻子在旅店等着,我抱着伟伟,足足排了5天队。”
高长宏的小儿子被查出有肾结石,医院只给了几包苏打片。高长宏哭了,“心中憋了一团火,要为儿子讨公道。”
他和一群相似遭遇的孩子家长,去了太原卫生局讨说法,却没得到任何答复。“当时,在卫生局的楼上,我都有轻生的打算了。”走到窗前,高长宏犹豫了,“家里少了我,可怎么活呀!”
(中午放学后,伟伟坐在椅子上看书,他尿频的症状至今没有改观。杨磊 摄)
“人都魔怔了,就想着讨公道”
在回龙乡,高长宏算一个能人,装电脑、修车、修电器……几乎没有生活问题能够难住他。但面对儿子,他变得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孩子继续吃奶粉,他只让儿子喝从医院拿回来的苏打片以及妻子做的面糊、米粥。
没有喝完的罐装奶粉一直在炕头放了三年,小孩子不能喝,大人不舍得喝。
2008年,“毒奶粉”事件曝光,高长宏工作的工厂也倒闭了。失业后,原本并不富裕的一家过的更加窘迫,家里租住的窑洞里只有一张床。
大儿子壮壮治病花光了家里仅存的5万元积蓄,小儿子伟伟身体一直不好,“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感冒,基本每天都吃药,生长发育也跟不上同龄孩子。但我们没钱去医院检查。”
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爆发,一个月后,高长宏在太原拿到一份山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做出的鉴定,大儿子的脑疾“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
高长宏打算去北京上访,顺便把小儿子得结石的公道也讨回来。2010年6月,他联系了4、5个情况相似的同乡一起去了北京。
那是高长宏第一次到北京。祖国的首都车水马龙、华灯璀璨,与他想象的几乎一模一样。他相信,问题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合理解决。
两年时间内,高长宏进京上访了5、6次,每次与其他上访者通过电话合计后,政府的工作人员都会在3个小时内准确地找到高长宏,陪同他一起进京。
每次上访,高长宏都会把两个儿子的资料规整在一起,递交给卫生部。“每次都一样,没有任何结果。”
在北京,高长宏也见到了更多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人,他们一起挤在一个地下室的床上。那些人每年都会上访数次,问题同样没有结果。
上访期间,高长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为小儿子伟伟做了检查。高长宏拿着医院开的药回到家里,妻子韩爱平认为孩子这么小,不能吃,“吃药需要憋尿,等尿憋足了把结石排出来,孩子那么小,我们根本无法沟通,怕孩子憋尿憋坏了身体。”
2010年的春节,高长宏一家只有50元钱了,窑洞的房租已经欠了大半年,家里过年准备的饺子皮都是找房东借的。“当时我们靠孩子收来的压岁钱,才勉强把日子给续上。”
韩爱平爱上了法制节目,靠看到比自己处境更悲惨的家庭安慰自己:“我们并不是最不幸的人。”
2012年末,高长宏的父亲得病,高长宏举全家之力凑出了100元钱。韩爱平急的落泪,“给孩子买药还是给父亲买药?”那个时候,高长宏才发现,家里已经千疮百孔。
高长宏拿着钱给父亲买了药,并且下定决心,安心挣钱,不再上访。“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人都魔怔了,就想着讨公道,像搞传销一样。”
(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郭利敲诈勒索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改判郭利无罪。资料图)
施恩奶粉骗局
与高长宏不同,郭利从来就不是一个认命的人。通过自学,郭利成为了一名同声翻译,每月收入将近10万,曾多次出国参与商业谈判。他有个习惯,会保留自己买过东西的票据,这也为他接下来的维权留下了证据。
2009年4月,郭利将女儿吃剩的奶粉送到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经检测发现,其中部分奶粉的三聚氰胺含量高达132.9mg/kg,超过国家限量的132倍。
公开资料显示,施恩公司是2002年在广州注册的经营婴幼儿营养品的食用公司,隶属于雅士利集团旗下子公司。施恩配方奶粉则是雅士利旗下的主要产品之一。
得到检测结果后,郭利无比愤怒,他觉得厂家在欺骗消费者。随后,他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与妻子一起和施恩公司(女儿食用奶粉的公司)谈判,索要赔偿。“从早晨9点谈到晚上9点,一点结果都没有。施恩的员工来北京,我还要请他们喝咖啡。我去他们那里,来回的车票钱都是自己掏。”
谈判艰难进行着,郭利的妻子也由最开始的支持到反对。后来,郭利通过美国的朋友发现,施恩公司的股东之一,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是在美注册的空壳公司,根本无生产设施。施恩公司广告所说的“100%进口奶源”不符合事实。
施恩公司一改之前的推脱,迅速与郭利签订了和解协议,赔偿40万元,郭利则“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事情并未就此终止,12天后,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的节目,报道了郭利维权的故事。节目在最后称“事情的动态我们会进一步关注,郭先生也表示他的行动还没有停止。”
郭利说,他与施恩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就一定会遵守,“这个节目是在和解协议之前录的。”
施恩集团主动联系郭利,双方再次协议300万元的赔偿。“施恩一方让我在赔偿说明原因中写妻子流产才能给我300万,这些我理解,只有这样说,公司赔偿才能达到300万,我从未怀疑过施恩当时的诚意。”
然而事实却打了郭利一个巴掌,7月22日,原本打算在杭州继续谈判的郭利被施恩一方领着的广东潮安县公安局警察抓获。此时郭利才发觉,施恩公司并不是来谈判的,只是想把自己送进监狱。
2010年1月12日,潮安县人民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郭利不服提出上诉;2月4日,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无罪归来
2010年2月,郭利被判敲诈勒索罪后,在广东揭阳监狱服刑。
刚刚入狱的时候,郭利发现自己的朋友都“消失”了,服刑8个月左右,妻子提出离婚,对此郭利并不惊讶,监狱里的犯人大都离了婚,刑期越长,配偶提出离婚的时间越短。
服刑期间,郭利最为想念的就是女儿,他凭着印象在纸上画女儿的样子,再对着画发呆。其中一幅画中,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两个人都只有背影。上面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写着“家?无家可归者”。
在监狱的前四年,郭利一直处于“孤立”状态。因为身体差,他几乎不能劳动,“书籍、报纸都不能看,我会集中注意力,听门口的脚步声,最后通过脚步声我就能判断来的人是谁,甚至他的一些想法。”
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有人找郭利谈话,希望郭利能够认罪,获得减刑。“有狱警、有‘水鸭’(监狱中通过向狱警报告其他狱友行为获得减刑的服役人员)。”
服刑最后一年是郭利过的最舒服的一年,他获得了看书的机会。英语的、德语的,郭利都会用自己的钱去买。“我一直没有认罪,最后一年,他们就再没有对我进行认罪的劝说,监狱的管理也没有之前那么苛刻了。”
父母每隔半年就会去探监,他一脸歉意:“父母从北京到广东的来回机票、住宿费用等都是很大的开销,探监一次就要花个上万,他两的退休金都被我给祸祸了。”
2014年7月22日,郭利刑满出狱,在北京适应了一个月后,他见到了女儿,记忆中又黑又瘦的小女孩已经长大,当天,女儿穿着裙子,见面就叫“爸爸”,“她很漂亮,我很高兴,又有些害怕。我进过监狱,我怕她不喜欢我。”
女儿的身体一直不好,一年前曾在校园里无故晕倒,医院并未检查出问题。通过询问,郭利发现很多“结石宝宝”都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在郭利入狱期间,郭利的父母一直为郭利申诉。出狱后,郭利开始去广东的各级司法机关申诉。
2016年8月8日,郭利维权被企业反诉“敲诈勒索”一案,最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获得再审。
2017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郭利无罪。
(高长宏和韩爱平,如今的他们面带微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杨磊 摄)
结束与起点
4月10日,在上海见完朋友之后,郭利回到了北京,乌黑的头发经过细心打理,说话的时候,脸上不时流露出自信的笑容。他的手里拿着一个伸缩拐杖,他说自己的腿在监狱的时候就落下病根,有时候走路会不自觉的摔倒,然后,郭利指着自己有豁口的门牙,“这是在监狱里被人打的,右边还有一个牙也掉了。”
郭利认为自己无罪的结果只是一个起点,“当年我们(郭利、施恩公司、雅士利)进行了谈判,施恩已经承诺赔偿300万,这是一个邀约。”下一步,他将会要求施恩完成当年的“邀约”——赔付300万元及利息。
无罪之后,“有很多‘结石宝宝’的家长找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但是了解之后,我发现他们没有证据。没有办法。”
对郭利的坚持,高长宏和妻子很钦佩,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坚持适合自己。“孩子现在都会看手机,万一看到我儿子的事情,他们会不会歧视我儿子?我不敢冒这个风险。”
在北京上访之后,高长宏终于获得了一笔10万元的补偿,不过是以“专利奖励”的名义。
2002年和2005年,高长宏分别成功申请了发动机助燃增压装置”和“空气滤芯器”两项专利。上访后,县里的官员找到高长宏:“通过媒体报道,我们才得知你有专利,现在奖励你10万元,看看能不能把专利转换为产品。”
高长宏一家人终于从窑洞搬出来,用这10万元开了现在的汽车修理店。
去年8月,在郭利获得再审机会的时候,高长宏的父亲去世了。他觉得对不起父亲,对不起孩子,哭了一整天:“我没有照顾好儿子;父亲生前,我总是上访,也没有尽孝。这辈子我都欠他们的。”
同样在去年,高长宏的修车生意挣了将近8万元,终于还清了之前的欠款,家里还添置了一台液晶电视机。“前两年还有因为三聚氰胺上访的人找我一起去北京,我没有同意。我要好好过日子了,孩子一晃就大了,我要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拿出彩礼和房子的钱,不能再折腾了。”
高长宏的大儿子壮壮现在念初三,寄宿在学校,学习成绩并不好,夫妇二人觉得,生病之后,壮壮变笨了;小儿子伟伟已经不再时不时的腹痛至大哭,但是尿频的症状至今没有改观,院子里挂满了伟伟换洗的裤子。
期望老有所依,以及能够照顾两个哥哥,2011年,高长宏夫妇又生了个女儿,他们不敢再喂奶粉,也冒着风险不让孩子接种疫苗。
位于吕梁山脉的交口县煤炭资源丰富,高长宏门市北面的外环路上,拉煤车从不间断,汽车过后,扬起的灰尘焗在玻璃上,阳光透过布满煤灰的玻璃照在高长宏身上。他点上烟,“这就是命,自己倒霉。”
作者:杨磊
编辑:胡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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