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 父亲、科学和我-搜狐

作者尹传红（《科技文摘报》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责编许小编刘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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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

又一个父亲节到来。

此前一天，周六的上午，我去国家图书馆观摩一个科学讲座。眼前所见，皆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小家伙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不时颔首点头，看起来都十分“入戏”。

不禁联想到父亲、科学和我。

虽然，在我的脑海中，并没有父亲带我去科技馆、博物馆，或给我讲解科学的任何记忆留存（稍稍跟科学沾得上边的，只记得他曾教过我使用老式照相机，并在他工厂里的金相实验室示范我洗照片）；我也从未觉得，他对科学、科普有什么特别的喜好（他真正着迷的是侦探和武侠小说），但是，父亲却堪称我涉足科学最早、最关键的一个引路人。

此次选文，出自我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科学随笔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的“后记”。文章开篇即谈到，当年父亲勒紧裤袋给我和妹妹订的杂志，既有《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画报》《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也有《故事会》《少年文艺》《连环画报》，足可见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视野和见识已不凡俗。也谈到，有一次我找父亲要钱买书，他的一种“异常”表现。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科学随想》，尹传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版。

其实，在我真正懂事并喜好读书之后，父母从来就没有强求我一定要埋头念功课、考高分、获得好名次，而是希望并鼓励我全面、均衡地发展。这使得我在中小学时代就能够拥有许多自己掌控的课余时间，以及一个自由探索、思考的广阔空间，用以从事课外阅读、社会活动和体育锻炼。

有感于过往那些温馨、愉悦的回忆，我为《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一书写下了这样一句题献：“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尹远源、母亲金蕴珊，感谢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教我认识这个世界，任我思索这个世界。”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闲逛时，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哭。从她母亲断断续续的训斥和抱怨中，我听出来了，她只是想多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而已。这一幕让我的心顿时为之一震，竟然十分激动，即刻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待遇”、父亲在这方面的“大气”，真的动念要给这为书而哭鼻子的孩子掏钱了。

▲《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艾萨克·阿西莫夫著，江向东、廖湘彧译，尹传红校，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版。

2014年的夏天，我在《不羁的思绪——阿西莫夫谈世事》一书的“校译后记”中，记录了跟父亲相关的几件事：

……再说，与向东先生话别大约两个月后，他让他女儿江姗给我发来了译稿中的一篇《我的父亲》。读罢文末阿西莫夫与其父亲的那段对话，我心中霎时涌出一股暖流，也悟出了他给我专发此文的用意——在那次交谈中我有过一番感慨，言及少年时代经历的三大“幸事”笃定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一是有一个慈祥、优雅、令我深情挚爱的奶奶；二是有一双充分尊重我的意愿、激励我上进并努力提供各种条件的父母；三是通过科普图书“结识”阿西莫夫和叶永烈，由喜爱他们的作品而走进了科学的世界。

我特别提到，我的父亲对少年时代的我所做的，跟早前半个世纪阿西莫夫的父亲对少年时代的他所做的，颇为相像，且对我们各自影响至深。而阿西莫夫对他父亲讲出的那番话，正是我想对我父亲讲的。感谢向东先生“牵线”，让相隔如许时空的两对父子之间，有了某种心灵上的共通共鸣。此后不久，适逢我父母来京小住，我将那篇译文打出交给父亲，什么也没说，尽在不言中。

最近10年里，我写了超过100个人的小传（故事），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年内将结集3册出版）。其中数篇谈及传主所受父亲的影响。这里就节选三人部分内容，献给父亲节，以及天下所有的父亲吧。

尹传红，2017-6-18

　　1.卡尔 ·萨根

萨根1934年11月9日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市。他的父母是“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普通工人，“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

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也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年轻时的卡尔·萨根。

　　2. 理查德·费曼

晚年时的费曼曾深情地回忆起父亲给予他的科学启蒙：孩提时，父亲常让费曼坐在他腿上，听他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次，在读到对恐龙的身高尺寸和脑袋大小的描述时，父亲突然停了下来，说：“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它是那么高，高到足以把头从窗户伸进来。不过呢，它也可能遇到点麻烦，因为它的脑袋比窗户稍微宽了些，要是它伸进头来，会挤破窗户的。”

费曼说：“凡是我们读到的东西，我们都尽量把它转化成某种现实，从这里我学到一种本领——凡我所读的内容，我总设法通过某种转换，弄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到底在说什么。……当然，我不会害怕真的会有那么个大家伙进到窗子里来，我不会这么想。但是我会想，它们竟然莫名其妙地灭绝了，而且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这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可以想见，少年费曼的科学之思，就是在科学阅读之中，在父亲的启发之下，融进了自己的大脑。

▲理查德·费曼，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3.埃尔温·薛定谔

出生于“音乐之都”维也纳的薛定谔，在奥匈帝国最后岁月的闲适环境中长大。家境优裕的他几乎没有上过小学，在他的启蒙教育阶段，家庭教师每周两次上门给他授课。而他那经营家族油毡生意、颇有文化修养的父亲，更使他受益良多。

对于成长中的薛定谔来说，热爱自然和艺术，并且经常陪伴他玩耍嬉戏的父亲，“是一个朋友，一位老师，也是一名不知疲倦的谈话讨论的伙伴”，还是一个陈列着所有吸引着他、令他着迷的事物的殿堂。当父亲的兴趣转向植物学，开始研究形态遗传学和种系进化学的时候，他也贪婪地读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那以后，父子俩谈论、“切磋”的话题就不限于学校教授的内容了。

……可战后经济萧条，大学里学术性职位薪俸很低，这令正准备结婚的薛定谔心存疑虑，于是他问父亲:“是否让我也来参与您的生意?”他可敬的父亲断然回答: “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不应当来干这个，我不希望你从事这种营生。你要留在大学里继续你的学术生涯。”

▲埃尔温·薛定谔，奥地利物理学家，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此后不到一年，1919年圣诞夜，薛定谔的父亲坐在旧扶椅上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他生前看到儿子唯一的成就，就是终于得到了一份薪水稍高的职位：在耶拿大学兼职讲师和当一位教授的私人助手。

在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极少做噩梦的薛定谔都重复做同样的一个噩梦，梦中父亲仍然在世，而他却将父亲用于业余科学研究的所有精美的仪器和植物学图书变卖，“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他的知性生活的基础。”这梦境或许是因为薛定谔自身的内疚引起的，因为他觉得那几年自己对父母的关心太少，而父亲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他非常怀念在青少年时期和父亲共度的美好时光。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后记

京城大雪纷飞的当口，我坐在窗前，静静地看着那映入眼帘的一切，思绪，却飘到了很远、很远。

2007年春，我在《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题献：“谨以此书献给引导我走进科学世界并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两位著名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叶永烈”。

现在，我的这本新书，则呈献给自己亲爱的父母双亲，感谢他们将我带来这个世界，教我认识这个世界，任我思索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正是我认识和思索这个世界所获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科学随想》一书扉页题献。

在敲打出上面这些文字的同时，过往许多温馨、愉悦的场景，不禁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激情难抑、感念不已。

时光倒转30年，定格在整个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到之时。南方小城柳州，某厂一个月薪只有38元的工程师，居然肯花差不多整月的工资，为他的孩子全年订阅《现代化》《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等科普和文艺类杂志。曾有一段时间，每天一吃过晚饭，他就拿上一张唱片，领着一双儿女，到有电唱机的邻居家放听学英语。他，就是我的父亲尹远源。

不止于此。除了每天早上带我打篮球、跑步锻炼，强身健体，父亲还督促、指导我背诗词、习书法、学拉二胡和小提琴。只可惜我在这几个方面（均是父亲颇为拿手的“项目”）都不成器，“朽木不可雕也”。

　　▲1968年8月11日，7个月大的尹传红与奶奶和父母在广州合影。

我深深地感激父亲，不只是因为他对我的倾情付出所蕴涵的爱心与责任心，更由于他的远见和睿智，为我的成长和发展夯实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的今天，使我能够愉快、自如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创作这本文集里的篇章。阿西莫夫曾在回忆他父亲的一篇文章里写到：

他不让我阅读他出售给别人的那些杂志，因为他觉得它们会扰乱我的思想——然而，他让我阅读科学幻想杂志，因为他尊重“科学”这个词，并且觉得它们将会诱导我成为一名科学家——他是对的。

他没有钱给我买我想要的东西，而我也知道这一点。不过，当我忍不住想要拥有与“学习”有关的事物时，他都会设法提供……我15岁那年，他设法凑齐资金为我买了一台旧打字机，这正是我当时想要的。如果我当时向他要的是辆脚踏车，恐怕还不如跟他要月亮。我在18岁时写了篇短篇故事，并向杂志投稿。父亲甚至在还不确定稿子是否能被录用时，就已主动筹钱为我买了一部新的打字机。他这种信任的举动，让我难以置信。

过了很久之后，我开始相当稳健地推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每出一本，我也必定要给父亲一本。有一次，他在读了我写的一本比较难懂的科普读物后，终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显然，他长久以来一直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艾萨克，”他迟疑地说，“你究竟是从哪里学到这些东西的？”

“从你那儿，爸爸。”我说。

“我？”他很惊讶，“我对这些内容可一窍不通。”

“爸爸，”我说道，“你教我重视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只是枝微末节。”

　　▲学生时代的阿西莫夫

几年前，我曾特意将以上文字打出给父亲看。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而，我从未跟他提起过，当年在我眼中稍显严厉的父亲，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温情形象，竟然是在婉拒我要钱买书时的表情。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没有满足我旺盛的买书欲望。记得，有一天放学后，在父亲工作单位的篮球场上，我张口向他要５元钱买一本数学习题集。他当时明显迟疑了一下，又以明显不同于平时说话口吻的态度说道：“唔，这个月家里的钱有点紧，过段时间再讲吧。”看起来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不太好意思面对似的。

母亲金蕴珊则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助推我奋进。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给我“灌输”男儿要自强、志当存高远之类的思想。迄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一天中午，挨着家里厨房的那一道墙坐着，她一边摘菜一边跟我聊天，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里的天地太小。你一定要努力学习，以后到北京上大学去，能到北京工作更好！”2005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见本书《文理哲武装起来的战士》一文）：

置身于这样一个特别让人感怀的“旧地”，我不由地回想起20多年前第一次接触到高士其作品时的情形：那天中午母亲下班回家，一边从自行车上把菜取下来，一边对我喊道：“给你买了一本书，高士其写的，《你们知道我是谁》。”

那年我11岁。《你们知道我是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高士其新出的一部科学诗和科学小品集，书名就是其中一首科学诗的题目。

近来我常跟朋友们谈到自己的一种矛盾心态：不从“天地太小”的地方出来，事业上恐难有大的发展，但念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乡情，我这个传统观念极重的人，又非常后悔大学毕业后做出了远离父母的选择……。当一个人回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的记忆，往往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父母就是带给我这种希望的人。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欣慰、自豪。

　　▲安享晚年的父母

但我也从不讳言，自己年少时曾经走过一段下坡路，一度让父母非常焦虑、失望——恰恰是在我挚爱的奶奶离去以后留下感情真空之时。我念过3个中学，而且一年之内曾经两次转学。这一切都由母亲张罗操办，颇有“孟母三迁”的意味。

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些“危险”的岁月里，当我独自在无聊、苦闷和迷茫中徘徊的时候，有缘“结识”了阿西莫夫，我的人生由此便有了一种亮色。我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第一次读到阿西莫夫作品（《阿西莫夫论化学》）时的感受：

当天吃过晚饭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心里是一种亮堂的感觉。该书第一章“称重游戏”，讲的是原子量概念的形成和测定，却一点也不显得枯燥，贯穿其间的是一条科学的思想方法的主线；第二章“缓慢的燃烧”，则以轻松、调侃的笔调，讲述了氢、氧的发现和燃烧的本质，还评论了几位科学家的品德和人格……这本小书成了我的化学启蒙读物，它向我昭示：科学发现的历程尽管充满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喜欢上它，是我真正热爱学习并学会思考的开始。

▲《阿西莫夫论化学》，艾萨克·阿西莫夫著，胡树声译，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第1版。

尽管“缘”字已经用得太滥太俗，但我还是要试着做个假设：如果那一年（1983年）我母亲没提出让我到桂林姨家过年，如果我的姨父没带回一本载有介绍阿西莫夫文章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不是碰巧于次日由姨带我上街时看到并买下《阿西莫夫论化学》一书，往后我跟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照面”很可能就会显得非常平淡，他这个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就不会打下很深的烙印。

2003年2月，我回柳州过年时，带了两套《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跟本书一样，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分别送给我姨、姨父和我父母，我在扉页上分别写道——

送给尊敬的蕴华姨、正亮姨父：感谢您20年前给我提供机会在桂林结缘于阿西莫夫，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前途。

送给尊敬的爸爸妈妈：少年时代结缘于阿西莫夫，既是儿子的幸运，也使您施教省心。

　　许多朋友都知道，多少年来，我一直是阿西莫夫的一个诚挚的崇拜者。我写作的方方面面，从阿西莫夫那里借鉴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甚至还受他影响，越来越喜欢科学随笔了。创作科学随笔一方面很对我日常的阅读兴趣和胃口（在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好涉猎），一方面也跟我的工作内容、状态和时间安排相匹配。同时，我也很有兴致从科学、人文的视角去审视和考量一些社会、科学事件，乃至人物与人生。

　　▲《阿西莫夫自传》，艾萨克·阿西莫夫著，黄群、许关强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版。

特别感谢我的老领导李钢先生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他的胸襟和雅量，他的赏识和鼓励，他的点拨和希冀，令我深深的感恩、感激、感佩。他是我为数不多、能让我常常回想起并回味“人生有幸遇良师”这句话的“良师”之一。

我在为“科学随想”所写的“开栏的话”中，表达了这样一些想法：

作为一名热爱生活、关心科学的新闻工作者，我要求自己在服务于这个专栏之时，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以及宽容和多元的理念，来审视和考量纷纭的现实，前瞻后顾，理智地观察、分析和评判事物。

我也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够尽可能地多一些人文的色彩、思想的内涵：既有时新的、前沿的知识点和看点，又有富于思辩及启迪意义的见解和观点。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于思路的拓宽；它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留下思考的空间。

真正做好不容易。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我坚持每周一篇，写了86篇“科学随想”，直到《经济特刊》因报社机构调整而停刊为止（2007年5月27日登出最后一篇）。今年春，我又应《北京晚报》之邀，开设“身边的科学”专栏（也是每周一篇），踏上了新的征途。

这些以随笔形式写就的专栏文章涉及诸多方面的话题，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促使我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思考了许多问题，并有意识地探索了一种通俗化、趣味性的表达方式。

首先，作为报纸专栏文章，字数受到限制，既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规范，又对作者的文字功力提出了挑战。很惭愧，我一直还未能做到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因而常常也留下遗憾。

在具体操作中我有时候会“投机”一下——只是选取话题的一个角度或侧面展开“随想”；而“科学随想”这个栏题本身，设置的时候便考虑过其归栏文章不是要谈很庄重、很严谨的话题。我设想，写一个领域的话题就等于是进行一个方面的学习，能写（说）得“到位”，乃至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应该成为专栏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甚至标准。

有一次，我的一位高水平的同事、“朝胜观察”专栏当家人左朝胜来坐，我向他谈起自己的一些困惑，他道：“科学随想”这个栏题甚好，还提醒我不必采取大而全或面面俱到的写法——从某一个侧面“随想”一下也不错。

其实，在写了10篇专栏文章以后，我原先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就已经淡多了，而且也不怎么发愁选题了。伤脑筋的是表达方式和思想的提炼。这也是当下许多科普文章所欠缺或做得不够因而也不太吸引人的方面。

50多年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当今哲学的任务》中写道：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大多数人读得懂，……他们也是共同求知者，是共同思考者和共同作为者。……因此，使用尽可能通晓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思考世界和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我想，对科学也当作如是观。我很希望可以像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那样，“能够对看似稀松平常而且枯燥无味的小事进行深刻剖析，并从中得出发人深省的启示。”我也很佩服她“不是以日报记者的眼光看待新闻，而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用跨越世纪的普遍真理来诠释这个世界。”

“科学随想”专栏文章刊出以来，陆陆续续获得一些反馈，不乏热情的褒扬和鼓励。尤为令我感动的是在南方工作的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我至今还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陶维正先生。2005年秋，他和他的夫人偶然读到《一个人的持久战》以后打来电话，表示肯定和欣赏，随后又数次写来电邮，对“科学随想”专栏的写作定位和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维正先生希望我“向‘科学文化评论’方面发展，将来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学问家”。他还提出，评论家的手笔，应有客观独到的立论、超凡脱俗的视角、透彻精辟的分析、清新优雅的文风。

我的岳父刘黔骏，在“科学随想”刊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仔细阅读并专门为我留下了每一期剪报。我常常在创作过程中向他请教谴词用句，或者与他共同探讨更为清晰的表达方式。有一次他对我说道：“科学我不懂，你这篇东西有点意思，我看明白了。”他还曾多次提示我说：“你的这些专栏文章写得不错，应该想办法出个集子。”令我非常痛心的是，就在看到本书二校样两天之后，岳父就突发心脏病撒手离去。真遗憾，我还没来得及听一听他对本书的意见，他也没能见到他的提议真正化成了书。

此书得以出版，我当特别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翁经义总编和王世平总编助理的赏识与认可，感谢刘丽曼编辑对文稿做了精细的加工，并且容忍我一拖再拖。感谢卞毓麟、李钢先生拨冗作序，给我许多鼓励和点拨。感谢叶永烈、刘华杰、范春萍、詹琰、王绯、田松、李新、郭耕等诸位师友为本书提供指导性意见及部分图片。

最后，向本书各篇文章所关涉的诸位编辑表示感谢，他们是：王月菊、李峥嵘、嵇立平、陈治光、刘俊、麻晓东、钟华、袁江、苏青、王洪波、田廷彦、陈萌、江道辉。

2009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