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胡说八道了 智能手机没有毁掉年轻一代

　　8月22日消息，本月初《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智能手机毁了一代人？”的封面文章，对此《理性》（Reason）杂志副主编伊丽莎白·布朗在国外媒体BuzzFeed撰文指出，该文作者、心理学家珍·温格是在胡说八道，杞人忧天，其很多论点都站不住脚。温格之前也曾声称千禧一代普遍自恋，遭到诸多同行的反驳。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千禧一代可能不久之后就会渴望我们吃早餐时会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有关自己这一代的评论文章的日子。我们这一代中年纪最大的那部分人即将要告别备受垂涎的18至34岁年龄段，也就是说我们作为随处可见的营销者的宠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青少年文化产业已经在继续前进，正将其注意力转移向千禧年后出生的“Z一代”。

　　关于这一点，最近最糟糕的一个例子便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杞人忧天的封面文章“智能手机毁了一代人？”（Have Smartphones Destroyed a Generation?）。文章作者是曾对千禧一代说三道四的心理学家兼企业顾问珍·温格（Jean M. Twenge）。《大西洋月刊》尤其喜欢刊登这种披着深沉智库外套的杞人忧天的文章——还记得那篇“谷歌让我们变蠢了？”（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吗？——温格的文章引来了许多人的注意，他称现在的青少年自个呆着玩智能手机的习惯将危害他们的一生。

　　作者曾指千禧一代是自我的一代

　　温格这种恐吓青少年的论调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要指出的是，她如今将瞄头转向千禧年后出生的一代。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是在2000年代中期，当时Twitter刚推出，《时代》杂志声称我们所有人都是“年度人物”。

　　她首次高调谈到千禧一代的思想是她2006年出版的《自我的一代》（Generation Me）。2009年，温格就这一主题又撰写了一本名为《自恋大流行》（The Narcissism Epidemic）的书。

　　这些书迎合了自远古时代以来老一代的人对于年轻一代一直都存在的那些抱怨声音，只不过它们加入了足够多的技术恐慌元素，来让那些抱怨显得很新鲜，很中肯。温格成了诸多诟病千禧一代的评论文章的首选素材援引对象，致使人们对我们原来就有的问题一直喋喋不休。

　　“为什么青少年那么可悲呢？”2006年《今日秀》（Today Show）就温格的著作问道。“社会规范在慢慢瓦解吗？”《今日美国》（USA Today）同年问道。“太过自负，对你的孩子不好。”Alternet警告称。福克斯新闻称，很多青少年“过于自信”，“有极为不切实际的期望。”2009年ABC就温格的著作发表题为“现在的青少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焦虑、抑郁和偏执”的评论文章。

　　温格的“自恋大流行”论调与普遍存在的对社交媒体、科技、电视真人秀、父母教养方式的改变、20世纪社会制度的分解和不断改变的劳动力的困惑和恐慌十分契合。它也呼应了普遍存在的对自尊运动的批评。

　　学术界和科学界的回击

　　然而，虽然消费者媒体很吃温格对千禧一代“天要塌下来了”的那一套论调，但学术界和科学界的同行们认为她是在胡说八道。

　　温格对于千禧一代自恋的大多数看法都来自于比较千禧一代、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在“自恋型人格测验”（NPI）上给出的答案。它们还掺杂了轶事和来自于各种事物的可疑见解，从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和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的古怪姿态，到整形手术和校园枪击事件的发生比例上升，再到次级房贷的流行。

　　自恋型人格测验结果存在一些代际差异。例如，对于诸如“我坚定自信”、“我喜欢承担起决策责任”、“我能够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声明，千禧一代比同龄时的婴儿潮一代更有可能表示认同。

　　然而，温格却拿这些差异来得出各种站不住脚的结论。

　　诚然，千禧一代——我们从小被教导要懂得自尊，信奉个性，而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则被教导要低调，要随大流——会比我们的前辈更有可能认同表示自信的声明。我们更倾向于说“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不是说“我希望我会取得成功。”但没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整体上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或者证明这意味着千禧一代更有可能存在破坏性的病态自恋。

　　事实上，正如尼尔·毫威（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在2007年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青少年的行为趋势支持相反的结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谈到犯罪、青少年怀孕、流产、婚前性行为、鲁莽驾驶和药物使用的发生率均呈现下降；志愿服务参与率出现上升；研究显示，千禧一代在与父母的相处上也比前一代融洽。

　　据克拉克大学心理学教授杰弗里·詹森·阿内特（Jeffrey Jensen Arnett）称，“更多的证据表明，不管按照什么合理的标准来看，现在的成长中的成年人的自负和自我程度都‘不是很高’。”

　　2013年，阿内特在《始成年期》期刊上撰文警告称，温格的结论还受到了她对大学生调查样本的依赖的影响。“大学生不能全面反映成长中的成年人的情况，”阿内特指出，“相比没有上大学的同年人，他们的家庭条件更加富裕，白人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

　　这比它听上去还要偏颇。温格是从对一个甚至更加“纯正”的美国大学生群体的调查中得出她的结论的，即那些上过四年寄宿学校的大学生。

　　不过，即便只是看温格的数据，它们也不一定构成惊恐的理由——实际上它们可能是好消息，而不是代际危机。所谓的自恋大多发生在女性身上，直到几十年前，女性通常都被教育淑女不该骄傲和自信。更少的千禧一代女性觉得有需要低调，真的就是坏事吗？

　　《高等教育纪事报》2010年指出，说到底，温格的理论中“并没有自恋或者别的东西流行的证据。”“社会科学家在解读数据的时候最好要审慎一些。”

　　Z一代被毁的论调站不住脚

　　记忆是短暂的，科技则日新月异。如今加快的新闻周期和普遍的愤慨宣泄只会加剧公众对杞人之忧的东西的胃口，由此我们回到本月《大西洋月刊》“智能手机毁了一代人？”一文的讨论。

　　温格所胡扯的千禧一代的问题几乎全都出现在她对于Z一代的悲观解析上。她将Z一代定义为1995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自己需要新的妙语来维持自身作为代际问题专家的地位，温格如今声称，2012年左右，数据开始显示“千禧一代很多的特征开始消失”（她没有指明数据来源）。她还说，Z一代并不只是在心理上与千禧一代大相径庭——他们消遣时间的方式也有着天渊之别。

　　她将这一切怪到智能手机头上——这是非常肤浅但很引人注意的说法。小学生现在都有自己的iPhone。我最好的朋友的3岁小孩都会自拍。伴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成长确实有可能会带来异常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

　　但现在作出这一结论还言之尚早。温格的数据也不能提供支撑。

　　相反，她是完全根据轶事、相关性（比如青少年抑郁率上升，伴随着智能手机拥有率的上升）以及有意选择的数据来得出悲观的论断。例如，她谈到了一项表明八年级学生中的重度社交媒体用户相对不那么开心的研究，但没有提到同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使用社交媒体对于十二年级的学生并无影响。

　　《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的心理学家萨拉·罗斯·卡瓦纳（Sarah Rose Cavanagh）指出，温格“仅谈到那些支持她的观点的研究，而无视那些表明屏幕设备的使用与抑郁症、孤独等结果无关的研究。”卡瓦纳补充道，“温格的偏颇再明显不过了……有的研究她实际上是有谈到的，但被她无视了，被她视作与她的论点毫无关联了——即她的文章标题中包含的‘毁了一代人’论点的诸多反证。”

　　那些反证包括：大量的数据显示，跟前面的千禧一代一样，Z一代当中吸烟、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车祸、喝酒和青少年怀孕的比率都明显降低。（卡瓦纳问道，“这就是被毁的一代的模样？”）

　　现在的青少年的自杀率也低于1990年代的青少年，青少年自陈的幸福程度自1997年以来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两点显然都与这一代人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好的说法相悖。相反，温格忽视了这一切，开始抛出诸如“网络欺凌”和“Snapchat”的热词来狡辩Z一代自杀率上升。

　　再说说温格列举的其中一个例子：现在的青少年更少出去玩了。对此，除了青少年被手机毁掉以外，还可以进行别的解释，比如多参与课外活动和有组织的活动了。

　　但更重要的是，前几代人要是想去做诸如跟几个朋友聚一聚或者看电影的事情，除了出去外面以外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而现在的青少年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通讯，又或者一起在家看Netflix视频内容，难道选择这么做，而不是一块出去外面的电影院，就意味着他们是被毁的一代吗？

　　温格甚至十分悲观地看待现在的青少年在上学期间较少做兼职这件事。但与此同时，因应学校的要求，他们更多地参加志愿活动了。如今，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了，对于青少年的工作时长的监管更严厉了。我们为什么要像温格那样哀叹打工赚钱的八年级学生自1970年代以来减少了50%呢？

　　温格告诉家长，为了他们的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幸福，他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让孩子放下智能手机。我想说的是，是家长应当关闭他们的网络浏览器一阵子——这段时间至少足够让他们停止去看哗众取宠制造恐慌的文章。从几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孩子们都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