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我不赞成用玩的态度来做事

  

  撰稿记者 徐蓓

  张大春,台湾作家,祖籍山东,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作品以小说为主,著有《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小说稗类》《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

  近日,台湾知名作家张大春在上海授课《盛唐诗人的经济生活》。

  他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导游角色,带领一众现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宫、酒肆和山水之间。李白和唐朝,似乎就在眼前。

  为什么对唐朝情有独钟?千年前的盛世繁华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张大春一一道来。

  

  我们聊聊天吧”,这种感觉很美妙

  提到李白,我们自然会想到“诗仙”、“浪漫主义大诗人”这样的描述,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

  但突然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李白完全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你们啊,根本不了解李白。”说这话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大唐李白》,他要来揭一揭李白的“底”——

  李白是商人之子,在唐代,商人是贱民,因此李白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李白一点也不浪漫,“为达天听”,他把自己的诗当礼物送人,经营着自己的名望与影响力。李白的婚姻也是一场政治交易,但他并非“倒插门”,也不是外国人……

  

  关于李白,你所知道的很多可能都是错的

  记者:您手头正在写《大唐李白》的第四部《卓越歌》,这样加上已出版的《少年游》《凤凰台》《将进酒》,总共达百万字之巨。请问在您的日常生活中,书写李白占据了多大比重?

  张大春:我在电台还有一档说书节目,每天讲一个小时。今年春节前,我的说书内容都是《大唐李白》。目前我在讲《三国演义》,主要想换一下内容,因为对李白,我已经讲了整整3年。

  为了保证《大唐李白》的故事每天都能往下讲,我一般上午查阅资料,写一段文字,大约2700字到3500字,这样说书的内容基本就有了保证。因为这是一部大长篇,不是一般的小说,所以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其中。

  每天早上孩子们出门上学以后,我就在书桌前坐定,感觉自己对面还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李白。“太白,我们聊聊天吧。”这感觉很美妙,就像迎接一位每天都来的老朋友。

  记者:有人说您写《大唐李白》是因为太太的一句话,也有人说您为这本书准备了30年。为什么对李白这么感兴趣?

  张大春:写书的起念确实是因为我太太的一句话。有一天,太太突然问我:“你要不要写一本关于诗人和诗的书?”我脑子里突然就想到了李白。

  李白对我来说始终不是一个符号,比如代表着浪漫、随性等等。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本读到的关于李白的书,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其中写了李白处于儒和道之间的矛盾。我当时就觉得不服气,对书中的很多观点提出了质疑。

  从那以后,每次碰到有关李白的资料我都会翻阅,不是特地为了写作而去找资料,而纯粹是出于我的兴趣,我想解开李白身上的谜。

  记者:您觉得自己解开了李白身上的哪些谜?在《大唐李白》的写作中,又是怎么做到“句句有来历”,同时又像您说的“句句是‘瞎编’”呢?

  张大春:比如,我觉得李白的婚姻是受尽委屈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故相之女”,也就是一位已故宰相的女儿,他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他的妻子极可能是再嫁的,或者是位“老”小姐。因为据我的考证,他从来没有一首诗是写给他的第一任妻子的,有一两首可疑的诗,也都不是写自己怎么想念妻子,而是假借妻子的名义来写一个女人对丈夫的思念。根据这些,我推测李白的婚姻并不幸福。

  再比如,你只要去读李白那些有关炼丹的诗,那些描写道教仪式的诗,就会让你联想起制作蒸馏酒的过程。李白爱喝酒,留存了很多喝酒的诗,其实可能和道教的炼丹有关。

  记者:之前有人这样猜测过吗?

  张大春:我没有看到过,这也需要想象力。对我来说,陌生地看世界,这是一种能力。如果你始终保持好奇心,那么你就永远都会有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记者:您如何评价李白的一生?

  张大春:李白很努力地想融入大唐盛世,但始终融入不了,这里面有他自己的问题,也有那个时代的问题。

  

  唐朝的宽容精神,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从2012年10月开始有了写 《大唐李白》 的念头至今,张大春一直神游在大唐的世界里。

  除了还原李白,张大春也将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勾勒得越来越清晰。

  近日,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大春讲起了《盛唐诗人的经济生活》。他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导游角色,带领一众现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宫、酒肆和山水之间。

  在张大春眼中,所谓的“大唐盛世”本身也有诸多可疑之处。比如整个社会极度重“名”,极度强调门第、阶级出身。比如,国富民穷,朝廷是很有钱,但人民的生活其实依然很艰苦。“但无论如何,盛唐对于今天仍有不少启悟。”他如是说。

  记者:如果穿越到唐朝,您觉得自己会以什么谋生?

  张大春:我的工作是说书和写作,每天都穿越在各个朝代,这倒让我反而无暇思考这个问题。

  唐代是一个士大夫社会,假如我生在唐朝,可能我会有考进士或秀才的资格。考试及第后,过了3年再经过吏部的考试,看自己身体如何,语言表达如何,书法如何,通过这个考试才能当官。一般来说,开始的官职是地方官,从秘书类文职做起,然后再一步步到朝廷里当官。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浪漫,非常无趣。我认为唐朝的士大夫阶层其实是比较可怜而卑微的,所以我绝不会穿越到唐朝去做官。

  记者:您这一次来上海讲唐朝的经济生活,其中有哪些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张大春:我在读史料时,觉得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唐朝经济有段时间遭遇通货紧缩,东西卖不出去,老百姓不愿意拿钱出来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采取了一个措施,让老百姓把家里的“不售之物”,比如衣物、靴子,祖上留下来的官袍、朝服、官帽等拿出来,由政府出钱收购,这样通货一多,钱就会流通。那么政府收购来的这些旧衣物怎么办呢?发给各级官员穿。所以你想象一下,唐朝的官员其实穿得很狼狈,官服各式各样,而且也不合身,甚至有点像乞丐,这个场景多么滑稽!

  记者:我们今天回望大唐,能从唐朝得到哪些比较有意义的启示?

  张大春:首先,大唐和四夷各邦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这个关系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也是一种国内关系。当时,唐朝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大唐皇室从李世民往上数五代都是鲜卑人,每一代娶的也都是鲜卑人,他们不是纯正的汉人。所以,大唐就是一个融合各种种族而形成的国度。

  大唐虽然从权力、文化优势、军事和国防力量上来说都很强大,但是这些并不是唐朝皇帝能够久居“天可汗”之位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唐和各个异族之间长期保持经济来往、贸易来往,而这个经济贸易的来往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当时的朝贡也和我们今天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使节团都是借着朝贡的名义来到长安,其实他们都是商人,是来做生意的。

  记者: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向这段历史学习什么,借鉴什么?

  张大春:在这种盛世繁荣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唐朝超乎寻常的包容精神。唐朝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当然算不上,开放社会的标准太高了,但唐朝的宽容精神仍然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它甚至可以让商当时这样地位比较低的阶级,让他们的价值理念上升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面。儒家提倡什么概念?是四海统一,甚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但是商人不一样,商人以赚钱为目的,做生意就是要变通,从根本上说它和这个帝国的轴心价值是相矛盾的。但即便如此,唐代还是容许商业活动,容许贸易活动,并且不只是鼓励,还去保护,保护的还不只是汉人。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诚恳的包容四夷各邦的大国风范。

  我不赞成用玩的态度来做事

  张大春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在家里写作、查资料,午饭后赶到台北News98电台,从下午1点到3点主持广播节目,完了回家买菜做饭。这样的生活节奏已经持续了整整17年。

  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抓紧零敲碎打的时间写成的。

  一本理论著作《小说稗类》,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小说家讲小说,尤其将天下小说用东西经纬捋成几条辫子,掰开揉碎,一一道来,“西语教养”着实不一般。

  《聆听父亲》是一本传记式小说,他把六大爷留下的70页《家史漫谈》,慢慢铺陈开来,把家族故事推演得扑朔迷离,同时又显出很深的“中文教养”。

  《大唐李白》更是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它读起来像是在客观叙述,又像是在说书,就是没有扑鼻而来的“小说气”。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有人说,它是融合了野史、传记、小说、诗论等体裁的“四不像”。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如是评价,“张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说界中,最富有创作活力的作者之一。”

  记者:为什么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刻意而为还是性格使然?

  张大春:一个作品的题材或主旨,有时候会决定表现形式。你要表达的主题和所选择的形式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是互相之间比较吻合的,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选择。有些作品只能用爱情故事来包装,非得用爱情作为线索才能展开情节。总之,怎么说故事,多半取决于故事是什么。

  记者:但是您似乎也不愿意重复?

  张大春: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就像你没办法让所有人穿统一的制服一样。

  记者:您说过,“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您希望通过写小说最终带给读者什么?

  张大春:我一般在开始写作时,会先设定好一些问题,也就是读者可能想知道的问题。比如,李白说的一句话,我会想,读者想知道李白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吗?我在电脑上写的每一个字,都在随时随地回答问题。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我会选择读者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来解答。

  至于我的小说会带给读者一些什么,我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就像《大唐李白》,历史材料的蛛丝马迹、草蛇灰线带我们进入1300年前的世界,体会到数十代以前之人与今日之我何其相异,又何其相似?玩味之余,我相信对于每个当下的读者来说,追思过往,所收获的一定会远远超过“小说会带给我什么”的界定。

  记者:莫言曾经说过,在台湾作家中,您“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好玩”是您在写作中的一种有意而为吗?

  张大春:事实上,我不大喜欢“好玩”这个词。上世纪80年代,台湾处于一种极度甚至是过度繁荣的境况,当时在台北,几乎所有人都带着一种张狂的、戏谑的、昂扬的情绪,甚至还有一点轻慢。我那时才二三十岁,听到耳边我的朋友们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好玩,我们来玩这个吧”。其实他们指的不是娱乐,而是创作、写作或别的工作,他们一律都说成“好玩”。我当时听了反感极了!

  因为“好玩”从本质上说,总是缺少一种专注或专业精神。而我认为,对于写作而言,创作者的严肃之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必刻意以“好玩”来掩饰。我不赞成用玩的态度来做事,因为玩太容易被误会成轻佻和怠慢。所以,我的每一部小说,我的每一次说书,都不是玩出来的,而是精心准备而成的。

  人的大脑失去思考能力,这才是更可怕的

  张大春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他从未想过把中文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兜兜转转,怎么也没转过命运的安排,最后选择了在“古典”二字上安身立命。

  他好写旧体诗。几乎每天都写几首,还写诗论。他说,“旧体诗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虽然它并没有‘产值’。”

  他还写书法。每年春节一到,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门,都会贴上他亲手书写的春联。

  因为写书和说书的需要,他读的大量书籍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他的《大唐李白》,就让很多读者觉得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补唐史课、诗论课、古汉语文学课。甚至有人说,看此书手头得备一部古汉语辞典。

  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张大春独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他说,自己的日子正越来越接近“凉快舒服”的惬意状态。

  记者:除了李白,对您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还有哪些?

  张大春:我不能说他们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但是有三个人的作品,只要我眼睛看到就会停留下来,肯定不会错过。一个是庄子,一个是杜甫,一个是苏东坡。

  庄子是我读研究生时曾经研究的课题对象。苏东坡对我来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亲近感,他一辈子被贬官,但越被贬,文章就写得越好。我自己写诗,则严格按照格律来写,因为固守格律是我们这一代写诗的人不能回避的基本锻炼,哪怕到100岁,我还是会严格按照格律来写诗。这就是我推崇杜甫的理由,因为他是格律诗写得最好的诗人。

  记者: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人在年轻时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反叛,对西方文化非常推崇,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又会不自觉地回到传统中去。

  张大春:是的,我也有这样的经历。1975年9月我考进大学,从1976年到1986年10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就是在我满30岁之前,我读了大量西方最新的语言学、文学方面的书籍。我因为是在一家天主教学校念小学,所以英语很好,毕业后又在大学里待了8年,去图书馆非常方便,所以那时疯狂地吸收各种西方流行思潮。

  后来人到中年,回过头来想想,发现原先读的西方理论大多是一时的,并不是长久的,是属于道空高论。你再思考一遍,会觉得很多内容不过如此,泛泛而已。而这时候才会发现,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太多值得深掘、品味的东西。

  记者:您的孩子喜欢格律诗吗?

  张大春: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说你要上小学了,我教你一点古诗好不好?很有趣的。他说,爸爸,现在好玩的东西很多,我不需要学古诗。

  我女儿也是如此。她读小学四五年级时,有一天,我正在给周华健写歌词。她说,你写的都是别人看不懂的文言文,你不要害人家了好不好?

  今年,我的儿子17岁、女儿15岁了,他们仍然没有兴趣去读文言文。我想,他们这个年龄在唐代已经是大人了,杜甫16岁出门游历,白居易15岁也出门去了。所以,如果他们对我从事的事情有点兴趣,愿意听我说说古人的故事,我就告诉他们一些,除此之外不必强求。

  记者:那您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在中文素养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弱吗?

  张大春:这是不可避免的,年轻人的中文能力和教养正在急速坠落,我所能做的顶多是在10楼拉起一张安全网,拉住一些人,让坠落的速度不要再加快而已。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资讯的取得、需求和满足都变得容易,比如现在要找一句杜甫的诗,马上就可以在手机上百度找到。这样,你的知识就变得碎片化了,你也不用再去背诗。失去了记忆的训练,人的大脑就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这才是更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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