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2017年1月出版的《经济蓝皮书》
（一）经济数据概述
初步核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7441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7%。分季度看，前三个季度同比增长均为6.7%，四季度同比增长6.8%。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GDP就开始了一个明显的下滑周期。
三大产业：三大产业增加值将分别增长3.0%、6.0%和7.7%，其中第一和第三产业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9个和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速与上年持平。
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预测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61.6万亿元，名义增长9.4%，实际增10.4%，虽然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4个和1.4个百分点，但总体仍然保持了适中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33.1万亿元，名义增长10%，增速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4%，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需结构上看，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3%，比上年同期提高6.6个百分点，达到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预计2016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以美元计价) 分别下降9.5% 和7.2%，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为5910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宏观数据就说这么多，下面说一些具体的方向。
（二）从产能过剩到债务风险
今年《蓝皮书》的前言很有意思：
再对比一下2013年、2014年的两篇前言：
我们不难发现，把“去杠杆”和债务风险问题，提纲挈领地写进这样一份重要材料的最开头，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2015年我们面临最严峻的考验是生产过剩，随着一带一路和“房产救国”消化了不少多余产能，未来的一两年中，债务风险将成为经济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
2015年，中国经济用于支付利息的支出为7.6万亿元，而同期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为15.4万亿元，这意味着2015年的社会融资总量中有近一半是用来维持庞氏融资的，经济体中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比重越大，杠杆化现象就越严重，就越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也因此领导层会把“去杠杆”问题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我们看《蓝皮书》前言里面的两个章节
如果熟悉官方话术的套路，就不难明白说“不存在债务危机”，那是因为关于“债务危机”的言论已经喧嚣尘上了，不然你提它干啥。标准官方语序就是一承一转，我不承认归不承认——我也不可能承认，否则成何体统——但是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看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的标题就说明了一切。
银行资产质量持续下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1%，比第一季度末上升0.06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的不良率持续上升。同时，部分农村信用社已严重资不抵债。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冲动有所抬头，将PPP方式当成单纯融资手段，不合理确定权责，给予社会资本远超风险对价的优厚回报;政府投资基金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做出违规担保、明股实债、兜底回购、固定回报等内部安排和承诺，形成隐性地方政府债务。保险公司利用万能险高杠杆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等事件增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暴露，违约“跑路”事件频发。
目前我国的债务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注类贷款中应纳入未纳入不良的贷款，展期类贷款，通过过桥、借新还旧等方式维系的贷款可能逐步暴露。二是随着去产能、降杠杆的实质性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的大型国企、众多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将会出现加速重组或淘汰，导致相关企业贷款转为不良贷款。三是近期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加速赶顶，部分房价上涨幅度较大的城市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未来销售增速将放缓，房地产企业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紧张，导致房地产贷款出现不良。如果房价上涨预期逆转，个人住房贷款出现违约的局面也会显现，在08年房地产价格下跌时部分地方就曾经出现弃房违约的现象。此外，商业银行将多数的信贷资源投向政府类贷款，尽管有地方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但未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一旦地方财政难以救助出险的平台企业，政府类贷款将显现风险。
2016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经营艰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不断承压。为应对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和总行的考核压力，多数商业银行通过展期、平移贷款、借新还旧、转贷基金、降低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暂时性出表等手段压低名义不良，银行的实际不良率高于账面不良率。商业银行隐匿不良资产，只是改变了不良资产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未真正降低贷款风险。商业银行压降账面不良，一方面出于应对监管机构、地方政府、上级行以及股东对经营利润、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以时间换空间”的考虑，寄希望于短期内经济触底反弹，带动信贷资产质量的回升，如果经济增长继续放缓，隐匿的不良资产将持续暴露。
同时，信托业风险暴露，向银行传导的压力增大。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统计，2016年上半年信托资产规模达172851.7亿元，其中，风险项目个数和规模分别为605个、1381.2亿元。虽然信托行业不良率仅为0.8%，但风险项目规模环比增长24.4%，比上季度提高10.4个百分点，风险暴露呈快速上升态势。
在“资产荒”、利率下行背景下，加杠杆、期限错配问题更为突出，流动性风险增加。在债券利率下行情况下，银行通过加大期限错配、设计分层产品放大劣后收益等杠杆操作增加收益，一旦出现投资集中度高的单只债券违约，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三）投资下跌与经济趋冷
进入2016年之后，我国民间投资出现了自国家统计局2012年正式发布该项统计以来，意想不到的三个“首次”：其一，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增速断崖式的下滑; 其二，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全国总体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增速(以下简称“全国投资增速”); 其三，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2016年6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速为24.6%，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为11.8%，M1和M2同比增速差值为12.8个百分点。M1 和M2的差距持续拉大说明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人们宁愿手持货币，也不愿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增长几乎降为零，同时大量资金外流寻求高的投资回报(详见本文第六小节)。
M1 和M2“剪刀差”持续拉大，表明市场中资金宽裕，但并不愿意投向实体经济。因此，当前我国社会资金“淤积”于银行账户，企业持有大量活期存款而不进行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持续下滑，给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将可能面临“流动性陷阱”威胁。(注：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当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的地步时，任何货币量的增加，都会被单位以“闲资”的方式吸收，因而对总体需求、所得及物价均不产生任何影响)
为什么说这个经济数据值得关注呢，因为民间投资是市场化比较强的一种经济活动，可以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它有两大特点：一是民营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 二是以赢利为目的。如果没有赢利预期、赢利前景，民营企业是不会贸然投资的。
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如此剧烈的严重下滑，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速的回落，到2015年，企业整体赢利呈现大幅下降或负增长局面，使2016年投资的赢利预期不振、赢利前景迷茫。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月度累计同比增速来考察，2015年各月均呈负增长。
赢利预期问题是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的最关键原因。在经济学研究中，按照预期的不同形成机理，美国经济学家穆斯把预期归结为四类：古典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投资的断崖式下跌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下，资本对于整体经济的预期不明朗。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景气的复苏进程退步，随着国民收入紧缩缺口持续扩大而已经在2015年形成萧条状态：
中国经济景气:2010年从tp2向tp3前进，然而自2012年起从tp2向tp1退步，最终二次触底而恶化经济萧条状态：
不过数据也会带来一些好消息，就如前文所说，随着一带一路和房地产行业的带动，经济还是在不少地方呈现出复苏趋势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发电量增速、铁路货运量增速等先行指标总体表现良好。9月PMI为50.4%，与上月持平，继续高于临界点，10月进一步升至51.2%;前三季度，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0%，增速较第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加快1.8个和1.5个百分点，工业用电增速回升;9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4.6%，增速较8月提升3.6个百分点。
读过我去年写经济问题的一些文章的朋友们应该还记得，铁路货运量、发电量这两个是“克强指数”的关键指标(还有一个是贷款发放量)。这是李总理当年主政辽宁时提出，随后被主流经济学界广泛认可，也被高盛、摩根等国际大投行引为重要参考数据。本届政府上任之初，各大官方媒体都在大提特提“克强指数”，然而提了一阵之后全都销声匿迹了——因为经济不景气，这个指数一直在跌一直在跌，再提真的就打脸了。我查了一下资料，2015年“克强指数”连续下跌12个月，不过2016年，就如上文所述的原因，经济略微回暖，“克强指数”终于有抬头的趋势，这是一个好现象。
（四）工业发展与房产救国
2016年，纳入统计的58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369种实现同比增长，增长面达到62.6%，比上年提高11.8个百分点，其中，9月增长面为57.9%，高于上年同期12.2个百分点。钢材、水泥、十种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产品均呈稳定增长态势。
一个积极的数据是：符合产业升级发展方向的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光纤、光缆、智能手机、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SUV、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产量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结束下降态势，转型升级效果日益明显。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8.4%，增速比1——7月加快1.5个百分点。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3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9.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2.1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31.1%。
随着我国经济去产能、去杠杆稳步推进，工业成本下降，市场竞争力增强。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区正在积极有序推进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年底前基本能完成2016年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的全年目标;8月末，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4%，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比6月末下降0.2个百分点，去杠杆取得了一定成效。短期内去产能、去杠杆不会对工业增速直接造成太大的下行压力。
按照OECD将产业分为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低技术四种类型来看，增长最快的产业大多是属于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相比之下，增长最慢的产业很多属于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工业结构出现改善趋势，工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为什么要把工业和房地产放在一起说，就是因为去年工业回暖、经济度过产能过剩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房产救国”。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购置税减免、限购限贷放宽等政策影响，以及场外配资、P2P、首付贷等金融手段的使用，居民实际购房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出现了局部过热现象，出现了“购销两旺”的局面，房价出现了新一轮暴涨。1——9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6.9% 和41.3%，增幅同比提高19.4个和26个百分点，房地产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
房地产飞速发展，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对提振经济有积极作用，但是这就好比在运动比赛中使用兴奋剂，短期内确实能够提高成绩，但从长期来看是对身体的损害。房地产飞速发展的有如双刃剑，其负面作用还需要我们用一定时间和相应的政策来“消化”。
2016年1——8月，居民的购房贷款大幅上升，预计全年居民购房贷款总额将达8.5万亿元，将占2016年城镇居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比2015年几乎增加了近一倍。而居民用于消费的金额有限，若是购房款占整体消费的份额极大扩张，尤其是刚需购房者多半是消费率较高的中低收入者，这必然会压缩和减少其他消费品需求，从而会对其他商品消费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消费模式将对整体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
2016年1——8月，我国信贷增速远高于社会预期。但从结构上看，信贷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快速增加的购房贷款，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几乎停滞。这一方面说明畸形乃至异形般疯狂发展的房地产业，对其他众多行业的挤压已经从“相对占比侵蚀”转入“绝对额吞噬” 的新阶段，其必将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打击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空间，缩短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周期;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中长期贷款代表着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前景展望，从信贷结构也可以判断出，我国的实体经济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改善，而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基础，实体经济的萎缩必然导致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匮乏。
长期来看，市场销售、新开工面积、土地购置等方面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随着各地出台分城限购施策的调控措施，房地产局部过热的问题得到了初步控制。专家关注高房价推高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房地产业的轻松获利一定程度打击了创业与创新活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限购措施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其后果必然影响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增长，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冲击。
国内看，长期积累的城镇化矛盾对消费、投资需求形成明显制约。在财政分灶吃饭和领导任期责任制的机制引导下，我国各城市发展水平不同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由此导致大城市人满为患，中小城市则缺少人气。全国前10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中，4个一线城市占比达到16.3%，30余个二线城市占比为52.5%，60多个三线城市占比仅为31.2%;而前100个城市的成交土地占地面积中，一线城市占比仅为4%，二线城市占比为42%，三线城市占比为54%。从消费方面看，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为大城市交通拥堵，引起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采取汽车限购政策，过早限制了汽车市场的发展空间。2002——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年均增长24%; 然而在千人汽车保有量刚刚过百的时候，2011——2015年，汽车销量年均增速陡然降到6.5%。这主要是受到汽车市场成长性最高的大城市限购、限行措施的影响。大城市的落户难、看病难、上学难等诸多问题，也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从投资方面看，大城市土地紧张导致严重的“拿地难”，中小城市人气不足则导致“卖房难”，这使房地产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严重制约了房地产的投资增长。
可以说，我国房地产产业确实“有病”，但是这个“病”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一部分是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饮鸩止渴的“病”，另一部分“病”的根源则在全国资源分配不平均。
经济，说白了就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之前的一篇文章《被割裂的北上广深》，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来讲地域割裂、资源分配不平均的问题，其实真正的出发点是“效率”，是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就比如说大城市集聚了大量社会资源，但是无法消化——如上面提到的汽车限购，这就是资源分配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问题。
（五）新兴产业发展状况
在几年前，我国经济就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型——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消费超过了投资。毕竟农业、传统工业都有瓶颈，过了瓶颈就是产能过剩，未来经济的希望一定是落在新兴产业上。
恩格尔定律是指，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会不断下降，推而广之，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物质消费支出的比重也会不断下降，服务支出比重不断上升，而其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是精神(知识)消费。消费需求引致经济结构服务化，必然带动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世界人均达到7000——11000这个门槛值之后，经济结构服务化会快速开展，中国实际上从2013年以来就已经加速走向服务化，2014年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中国服务化不可逆转。
然而对于新兴产业如互联网、文化产业，与其用“方兴未艾”这个词，不如用“后劲乏力”。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知识消费水平与墨西哥的情况相似，知识消费水平没有明显上升趋势。2015年，互联网产业占GDP比重7%，对于GDP增长贡献率仅有1.5%，而去年房地产产业这个数字是20%，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寄予厚望的“互联网经济”目前还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究其原因还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均衡，在一二线城市火爆的互联网行业，终究会被广大三四线城市、县城、农村拉低平均值。
再比如被寄予厚望的文化产业，201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457亿，而中石油去年一年的营业额是2.4万亿。也就是说整个电影行业的体量也就是一家国企巨头的1/600。前一阵好多影评人哀嚎说国家限制产业发展这个那个的，其实真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考虑，这个行业真是微不足道的，就这么点小体量掐死就掐死了，一点也不心疼，总比你老给我惹事强。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国产业升级任重道远。
（六）对外贸易与汇率
外贸第一节里已经说了，除了血崩还是血崩。这年头只能靠自己了。
201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在贬值过程中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截至2016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到6.6715元，比6月末贬值1.28%，比2015年末贬值3.47;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4.07，比6月末贬值1%，比2015年末贬值6.81%，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浮动中贬值幅度显著。人民币汇率在宽幅波动中的贬值趋势必然影响人民币的资产配置和国际购买力。
人民币贬值、国内经济不景气、民间投资不振，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上半年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逆差1723亿美元，第一、二季度逆差分别为1234亿美元和488亿美元。我国市场主体对外各类投资继续增加，上半年净增加2358亿美元，同比多增22%，其中第一季度增幅达35%，第二季度放缓至12%;境内主体对外债务总体上升，上半年外国来华各类投资净流入636亿美元，第一季度净流出135亿美元，第二季度转为净流入771亿美元。201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减少1636亿美元，其中，第一、二季度分别减少1293亿美元和343亿美元。
关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国际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理论，这也是当年我学这门课的重要考点——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保持稳定，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三项中的两项。因此，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要基于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知道咱们为啥开始限制民间兑换外汇了吧。
（七）总结：我们经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了吗
一句话总结来说，我们的经济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跟盲目乐观吹捧“新常态”来麻痹神经，或者一些危言耸听“崩溃论”“阴谋论”的文章相比，还是实打实的数据比较有说服力。通过以上各个数据的分析，我国确实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期，但是相比于去年年底各种经济数据展现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可以说是平稳的度过了上一个最困难的阶段。
然而形势也远非乐观，正如我前文所说，我们扛过了一波产能过剩(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也面临着新的债务危机。从长远来看，我们还亟需解决的问题包括资本要素投入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快速下降;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而人力资本没有深化;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贫富差距问题，资源分配问题等等。大致相当于高考完了不代表就解放了，大学还得好好学习，不能挂科，准备考研，找好工作，买房买车……总要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我们人类就是要不断迎接客观现实的挑战。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