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如果我们仅看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由财政部门收的税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在2月15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做了上述发言。
白重恩在现场提到了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其中在税负的维度，中国排第131位，综合排名是78名，而在12年这个排名是122位。
根据数据对比分析，中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比重非常高，而其他的税，如果不考虑增值税，其实并不是那么高。如果把增值税算进去的话，中国其他的税的负担大概是3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白重恩说。
白重恩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很多政府主导的投资，也可以用政府的财力去降低税费，这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我们加强对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加强对投资绩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强政府资产管理，可以适当减少投资的冲动。同时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
今年年会的组织者叫我讲“经济动力”，“动力”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我想讲一个方面——从财政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首先分享一下我对经济的看法，投资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叫政府主导的投资，一类是市场主导的投资。这两类投资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可能会陷入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的机理就是，当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为了保增长，我们就要做财政刺激，当然，最得心应手的就是财政刺激，做政府驱动的投资。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了以后，就会占用比较多的资源，使得要素价格上升，进而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也就是说，当政府驱动的投资多了后，就会影响整体效率，造成整体效率下降。如果整体效率下降，就会带来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压力，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比如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高度相关的，比如全社会的资本回报率是在下降的，再比如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78年到07年之间，平均每年以3.34%增长，带来GDP6.68%的增长。还有一个更加微观层面的证据，我们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的分化程度在08年之前是在下降的，08年之后又升上去了。
为什么我们会进入这样一个循环？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的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当基础设施短缺的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做投资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企业的运行成本和贸易成本也会比较高。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投资到基础设施的回报越来越低，刚才我说的这个恶性循环就可能会发生。
怎么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呢？刚才我们说有四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导致了下一个环节，仔细想一想并不一定是这样。比如经济有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其实也可以用政府的财力降低税费，这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比较一下这两个措施的差别，我们就发现，如果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刚才那个循环就成立。如果降低税费，企业盈利能力增加，投资积极性提升，就会诱导更多的市场主导的投资。如果市场主导的投资多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少了，整体效率就会上升，所以这个循环就打破了。当整体效率上升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减缓了，我们就走出了这样一个循环。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到底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作为主要的成分还是降低税费起更大的作用，这就要看企业的税费是不是负担比较重，如果税费负担比较重，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来降低税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际比较，引用自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这个报告分十个维度对各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做了评估。其中有一个就是税负维度，在今年的最新版中，190个经济体中，从税负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营商环境排在第131位，比较低，综合排名是78位。而在12年，我国排名是122位，所以从税负上讲，我们没有得到改善，甚至稍有恶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们税负的负担对企业来说确实是比较重的。
问题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税负比较重呢？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找了几个典型的经济体。世界银行的研究是没有包含增值税的，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我国的税费包括所得税等、社保缴费，是68%，其他一些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平均值，美国是44%，瑞典是49%，德国是49%，印度61%，仍然没有我们高，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
这68%是如何构成的呢？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这些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跟社保相关的税，一类是其他的税。这一分解我们就看到了问题所在，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的盈利为49%，不含增值税的其他的税种占比只有20%。在社保缴费方面的国际比较是什么情况呢？美国是10%，大家说美国的福利不是那么好，那我们找福利好的西方国家来批，比如瑞典是35%，和我们的49%相比，仍然比我们低。
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不考虑增值税的话，其他的税其实并不是那么高。当然增值税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税种，如果我们把增值税算进去的话，其他的税负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38%。但是其他国家也有，比如瑞典的增值税是25%，德国增值税19%，印度增值税12.5%，我们增值税17%，从国际比较来看，如果仅看税的话，由财政部门收的税的负担并不算那么高，负担重的那一部分是社保缴费。
还有更进一步的数据，在2010年的时候，做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经济学家发表过一篇文章，用的是09年的数据，当时他们研究了85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中国除增值税以外的总税负排第5高，这里面社会保障负担是排第2，除了社保和增值税以外的税负，我们排名并不是那么高，排在第62位。如果看增值税的税率，有的国家有增值税，有的国家没有增值税，在有增值税的这些国家中，我们增值税的税率排第34位，也不是最高的。因此，基本结论就是，我们的税收和费用加起来，税负是很重的，但是其中最重的是社保缴费那一部分。
有人说这是法定缴费率，其实法定缴费率和实际缴费率有一定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代表负担轻了，守法的企业要按法定的缴费率来缴费，所以负担仍然是很重的。我们希望降低政府主导的投资，政府很多投资是由借债来做的，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是在不断下降的。
我们怎么办？既然政府很多投资是由借债来做的，我提出一个建议，政府资产的使用转向，我们现在是用政府的资产把它装到融资平台中，用资产做资本，去借钱，借了钱去投资。如果政府资产的使用受到了约束，这种投资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如果我们加强对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加强对投资绩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强政府资产管理，可以适当减少投资的冲动。同时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政府资产更好的使用，从支持投资到支持社保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对于我们改善刚才说的那个恶性循环，走出那个恶性循环，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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