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货币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这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层的理解。事实上，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债】
□韦森 翁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货币
翁一：货币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居于何种地位？
韦森：从管钱管物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治理制度的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起国家的宪法民主制度和相关法律来管住政府任意征税和花钱；一是建立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系统来管住政府如何“造钱”和“发钱”，即“法治的”货币的发行和创造制度。从这个视角来看，尽管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有早有晚，路径也各异，但是到了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控制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和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两个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维度上大致正在趋同。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征税和花钱，与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如何“发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也应该有管住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和管住政府及其有关机构滥发货币两个方面的内容。换言之，建立起既受法律约束又能独立运作的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应该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翁一：纸币发行实行金本位制，是否就含有限制政府任意“征货币发行税”的制度安排的意思？
韦森：是。从历史上来看，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的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征税和“花钱”，一方面通过征收实物（如粮食、盐、铁、绢丝、布帛和其他实物）、徭役以及钱币、银两来实现，实际上也包含着通过官铸金属货币“投放”到社会来征收一种铸币税。在19世纪之后，世界各国陆续进入了纸币时代。为了怕乱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社会动乱，在英国和美国这些经济起飞较早的工业化国家，差不多全都实行了金本位制的纸币制度。而这种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从表层上看，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而设置的一个稳定币值的金属锚，实质上也内含着政府不能随便通过增印钞票来向全社会征收“通胀税”的一种制度安排。
尽管实行金本位制的纸币制度本身就有含有尽可能避免政府滥征“货币发行税”的制度约束的含义，但是在世界各国陆续进入纸币制度或言“法币”的时代之后，在各国近现代乃至当代历史中，总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利用“不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而滥印钞票，向全社会居民征收各种“货币发行税”，尤其是“通货膨胀税”。因而，几乎在所有实行纸币的国家和社会中，均存在政府不仅只向社会和市场征收赋税或“徭役”的一只“攫掠之手”，还存在另一只“攫掠之手”，就是通过“印发钞票”来从民间、市场和私人那里攫取资源和财富。尤其是当一国政府的征税之手征不够政府官僚阶层的铺张和奢侈之用，乃至到了政府“还不起所欠负债”的时侯，几乎所有这类政府最后总是通过增印钞票来“赖账”，来进一步“搜刮”民间的财富。这种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也必然是一个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虽然几乎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懂得恶性通货膨胀只会破坏自己的执政根基，甚至会导致自己政权的垮台乃至王朝的覆灭，因而也都会在货币铸造和货币发行上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和收敛。但是，由于在前现代化的社会中，几乎任何皇帝和政府都常常会因财政亏空或战争频繁而难能在货币铸造和发行上真正做到自我约束，最后都会铸造分量不足的金属货币。到了纸币时代，一些皇室或政府更发现“印钞和发钱”几乎可以便宜到不计印制“成本”的程度，也自然会使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几乎同时认识到“印钞票”是比强制征税更容易、更便捷攫取社会财富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结果是几乎所有开始实行纸币制度的国家，无不例外地都经历过一段“通货膨胀”的历史。由此看来，要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制度，或言达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除了制定出一定宪章性法律制度（如英国的《大宪章》和世界各国宪法）来管住王室和政府如何征税、如何花钱外，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主轴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且有制衡的货币发行制度体系，来管住政府随意“印发钞票”。换言之，一个国家要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要建立起能够管住政府财政收入和花钱的国家基本预算制度，另一个就是要建立起能约束政府任意印钱和发钱的货币管理制度。
翁一：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除了“税收法定”还有“货币法定”？
韦森：是。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了，随即世界各国纷纷结束了货币的金本位制，结果到目前，世界各国的货币基本上都是一种“无锚的电子货币”了。在纸币或电脑数字货币与黄金完全脱钩而变成了彻底的“无锚货币”的时代，货币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无任何黄金和实物保证的“纯信用债”，精确地说是用国家或政府信用所担保的“纯信用债”。现在“发币银行”增发货币，既不是征“铸币税”，也不是征“印币税”，而是征一种几乎无成本或成本甚小的“纯发币税”，已经到了每发一元基础货币，就是多征一元“货币税”的程度。政府如何征税和如何花钱，又与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中央银行如何“发钱”更加难以辨识地交织在一起。
因此，现在我们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就不仅仅只有一个“税收法定”——即如何管住政府任意征税和如何花钱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涉到这个国家如何管住“印钱”和“发钱”的问题，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法定”的问题。
由于世界各国的纸币与黄金脱钩才只有40多年的历史，“货币法定”所面向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不仅还不怎么为国人所注意，甚至也还没有进入国际、国内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和转型经济学家的视野和思考问题的范围。
货币事关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兴衰更替
翁一：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如何演化至今的？
韦森：从历史上看，中国奉行“货币王室专铸”的思想和制度。这影响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货币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秦始皇统一货币，也是一种货币形制的改革和定型，即把中国原始形态的刀币、布币、贝币、圜币、蚁鼻钱，统一于方孔圆形的半两钱铜铸币之下。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并没有铸造用于市场商品交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金币和银币。秦半两、汉五铢钱和从唐代之后到晚清的通宝钱基本上都是用铜铸造。这与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有关。因为，尽管货币同样是用于市场商品和劳务交换的一个工具，但因为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皇权专制一体的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在这种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私有产权制度没有完全形成，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没有生成。加上从秦汉王朝到晚清，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基本上都实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中国数千来基本上是一个市场贸易相对较少的自然经济。
这反映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货币制度上，虽然可以认为货币源于商品交易和债务支付，但一旦作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成了皇帝和政府为了有限地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故从春秋各国铸铜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货币秦半两，再到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制和唐帝国开始的通宝铸币，货币的铸币权全被垄断在国家手中，屡屡通过处极刑和杀戮来禁止民间私铸货币。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中的“货币国定论”的起因。
由此看来，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上，与其说作为中国历朝历代的铜铸币主要是用作商品和贸易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以及债务清偿手段，不如说是皇帝和官府维持王朝运作的一个工具。
翁一：既然作为国定和国铸的货币本质上是皇帝和政府从民间汲取生存物质和财富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那为什么他们还要用被认为具有稀缺价值的贵金属来做铸币呢？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与西方和其他地区实行金银铸币的国家的货币制度又有何本质区别？
韦森：铸币成本与货币标量值之间的差额越大，用今天的话语来说，朝廷和官府从中攫取的“铸币税”就越多。这应该是中国历朝历代皇权不受约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采取铜铸币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用铜铸币是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后果。
反过来看，在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和文明中，尽管皇帝、君王和军事首领表面上看也与传统中国社会一样要用金属铸币来支持皇室开销、宫殿城堡营建以及官员的俸禄和军饷，但是，因为一开始皇帝君王们就用有“真实内在价值”的黄金和白银贵金属铸造货币，他们对民间和商人的攫取和掠夺实际上是有限的(而不像是在中国皇权专制政府中，这种攫取和掠夺完全取决于皇帝和官府的意志，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看成是一种“交易”和交换：我为你服务，你换取我的商品和财物，要给我足值的货币。这本身就意味着皇帝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也存在真正意义的财产和个人劳动能力的私有。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货币制度与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实行金银铸币的国家的货币制度的本质区别。
翁一：总结起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或者其他地方，货币都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更替。
韦森：是的。货币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和流通手段，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与民间市场进行“交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是皇帝与臣民、国家与社会博弈的一种产物、一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明代中后期在中国实行用白银做货币，以铜铸币做辅币，实际上是民间富商、百姓与皇室政府进行货币选择博弈以对抗朝廷官府不受限制的权力和任意攫取掠夺社会财富的一种制度均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债务起源说，货币的物物交换自发产生说，似乎都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了。货币是在人类到了有市场交易的社会阶段的一种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媒介、一种支付信用和手段，实际上是完成人类经济社会运作的一种制度构建。
到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和货币创造机制正在趋同。人类诸社会正在从近代的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的纸币制度向无任何锚的电子数字货币制度演进，而这种无锚的电子货币也正在向货币本身作为债务清偿和完成物品和劳务交易比例的一种记账货币的本质回归。
但要命的是，在任何社会中，作为记账数字比例的货币都不是一个常量，而是由皇室、政府、造币局、央行、商业银行乃至个人所能创造的一个变动不居的量。这种货币量的变动不居，又在社会经济运作中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物价涨跌乃至经济繁荣和萧条等外在形式反映出来。没有货币，人类就没有市场交易、经济运行、科技进步和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有了货币，也成为世界各国历朝历代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乃至社会动乱和王朝兴替的一个原因。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