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债（上）

　　【把货币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这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层的理解。事实上，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债】

　　□韦森 翁一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债

　　翁一：要讨论货币，首先得回答货币是什么的问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货币当作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商品。比如，最近有新闻曝出美国监狱里的货币是方便面。对此，您如何理解？

　　韦森：这属于金属货币时代的理解。从亚里士多德、洛克、亚当·斯密、萨伊、约翰·穆勒到马克思，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件东西，是从众多商品中挑选出来的一种商品，以此作为市场交易的媒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货币商品说，不仅影响了后来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影响了当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货币理解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并认为其具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这种理论认为，在人类的远古社会，人们用粮食、贝壳、牛、鳕鱼、白银、黄金、铜等各种各样的商品做货币，后来逐渐固定为以金银做货币，然后到铸币和纸币。这种商品货币观还可以举例说明，如到了近代，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中，人们还用香烟做货币；在晚清时期的江南，中国的商人们还一度用鸦片做货币（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苏州制度”）。你刚才说的美国监狱囚犯把方便面作为货币也属于这种货币观。

　　这一流行的商品货币理论还认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是市场交易的媒介，主要“是用来协助贸易的”。由此，经济学家们用理论分析的逻辑推出货币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历史逻辑是：物物交换→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银→铸币→纸币→信用货币→电子数字货币。

　　翁一：进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的确是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数字货币来实现了。

　　韦森：正如你所言，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以及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脱钩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网络形成后，货币越来越数字化了，纸币正在慢慢从人类社会退出，货币越来越成为一种记账货币（moneyof accounts）。也就是说，市场贸易的支付和债务清偿也越来越多地通过银行间的转账支付来完成，记账货币则越来越多地成为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乃至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货币均已主要为“记账货币”所构成了。

　　翁一：那么，商品货币理论说清楚货币的本质了吗？

　　韦森：显然没有。2015年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英国财经作家菲利克斯·马汀所著的《货币野史》一书，为大家讲述了雅浦岛的货币故事。“雅浦岛的货币不是‘费’，而是背后一套以信用记账以及靠这种账目而进行清算所构成的体系”。马汀正确地认为：“硬币和通货都是表征，是背后用来记录信用账目（creditaccounts）并背后进行结算过程的体系。⋯⋯即使在经济规模比雅浦岛更大的地方，也需要信用账目和清算体系。但通货本身不是货币，货币是信用账目及其清算所构成的体系，而通货只是这个体系的代表。”

　　实际上，硬币和通货只不过是货币的表征，这说来已不是什么久远的历史故事了，而是现代各国都在实行的现实货币制度。按照马汀的数据，到今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硬币和纸币只是各国货币总量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不再具有实物形态了，更谈不上是一种什么“特殊商品”了。

　　譬如在美国，90%以上的货币已经没有实物形态了，在英国这一比例则为97%。而按照中国目前的M0和M2总量来计算，到2016年6月末，以149.1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只有6.28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来计算，作为各类银行账户中各类存款的中国的“记账货币”，目前已高达95%以上了。由此，马汀作为一名媒体经济学家，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提出，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由信用和清算所构成的一套体系的观点，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来看也是成立的。

　　雅浦岛这样的一个原始经济体中，正如在当今的体制中一样，通货（currency）只是暂时性的（ephemeral）和表面的（cosmetic）：货币的本质是它背后的由信用账目和清算体系所构成的机制。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与传统的货币理论所描绘的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完全不同的图景。这种有关货币的不同观点——亦可称为原初的货币概念——的核心是信用（credit）。

　　货币不是交换的一种商品媒介，而是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一套社会技术（asocial technology）。第一，它是由货币本身所表示的一种抽象价值单位；第二，它是一个记账体系（asystem of account），它可以在个人和机构与他人进行贸易时用来跟踪和记录信用或债务余额；第三，原始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的债务（obligation）转移到第三方，用来清偿一些不相关的债。

　　翁一：也就是说，货币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债？

　　韦森：对。把货币的本质看成是一种可转让的债或可转让的信用，这是对货币本身最深层的理解。事实上，货币的本质就是一种债。

　　从历史上来看，当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官员、军人、侍从、工匠从王室和政府拿到“货币薪酬”，当商业银行和钱庄从政府的司库或央行借到“法币”或“基础货币”转而借贷给其他商家和个人时，只不过是把政府欠全社会的债和可转让信用，转到下一个债务人那里而已。而人类社会市场运行，从表层看来是商品的买卖、是产权的让渡，而从货币的债务和转让信用的本质来看，不过是通过记账货币、铸币、纸币和电脑数字货币来不断地清偿债务而已。

　　从大范围的人类社会的货币制度史来看货币，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把货币看成一种债、一种可转让的信用、一种支付承诺，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一种“债务支付契约”，就会发现许多之前看不清楚的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

　　当然，当货币一旦投入经济体，它最终的主要功能还是辅助市场的商品交换和劳务交易。近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崛起，实际上货币的另一个职能就变成了人们虚拟财富的一种承担者。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货币的可转让信用与债务的本质。并且，社会越现代化、货币越虚拟化，货币本身就越来越以“记账货币”的形式独立存在，而金银，乃至历史铸造的金银铸币以及收藏的历朝历代的印钞则越来越脱离开货币而变成一种独立的收藏商品和财富的承担者了，从而货币也就天然不再是金银了。

　　如果从货币的可转让信用和债务的本质来看待货币，我们会发现任何国家和朝代的政府不但从社会中征收各种各样的税和费，还通过铸造、印制和通过互联网投放基础货币来征一种铸币税，或者换个角度看，是政府欠全社会的一种不必归还的债。

　　翁一：学术界视货币为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韦森：事实上，不把货币视为作为市场交换媒介的一种商品化的硬币，而是把货币的本质视为一种债，一种可转让的信用，在19世纪的一位不大为人所重视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Dunning MacLeod, 1821—1902）那里就开始了，而这一思想认识又可以再往前追溯到比亚当·斯密还要早100多年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本（NicolasBarbon，1640—1698）。巴本在17世纪就提出了货币名目论（Nominal Theory of Money)的一些思想，即否定货币的商品性和价值性，认为货币只是一个象征，一种票证，是名目上的存在，是便利交换的一种工具。

　　到了20世纪，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上下两卷的《货币论》第一卷第一章开篇第一句，就说：“记账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而熊彼特则在其出版于1939年的《商业周期循环论》中说：“货币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可发现的任何外在形式，如一种商品、纸币或其他任何东西，而在于稳定地转移支撑经济交易的信用和债务。”

　　近代以来，已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从可转让信用和债务清偿的角度来认识货币的本质，这一点可惜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所接受乃至注意。从支撑经济交易的可转让信用和债务角度来认识货币，也并非否定货币是人类社会市场交易的一种媒介的作用，而只是让人们在更深层面上认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尤其是认清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翁一：记账货币这种形式是古已有之还是伴随着人类历史逐渐演化而来？

　　韦森：也许我们今天还认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越来越少用现金（包括纸币和铸币），越来越多用银行账户转账的支付和清算形式，只是到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出现后的一种现代和当代社会现象。但是，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著的《债：第一个5000年》的研究，记账货币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而是像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的那样，应该是货币的“原始概念”。

　　格雷伯说：“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花费账目，要比现金（case）出现早得多。它们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诚然，历史上存在过金银块货币（bullion）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里假设金银就是货币，也存在货币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虚拟计量单位的时期。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交替往返。但是，根据史实，是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复古。在中世纪，甚至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被认为是常识。”

　　由于“记账货币”完全是一种信用货币，在当代的货币制度中，这种记账货币既不需要贵重的金银实物（尽管在历史上要以金银或商品实物来支持），也不需要金属铸币（金、银、铜、铁、铝、镍、镁、锌等）的生产及其铸造成本，甚至到了不需要为制造精美的造币纸而付出印制成本，货币完全可以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电脑软件中“无中生有”任意创造了。这样一来，如何管理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成了现代经济运行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理解货币以及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中的作用，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